九 血鬼？
这是两个（孙景玉、黄秀英）或者三个（包括郑士力）“艾滋病”的故事。他们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又因为卖血传播了艾滋病。他们命如草芥，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最最微不足道的小小人物，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中应当讲出他们的故事。
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民事赔偿案
他们与2005年那场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输血导致19人感染艾滋病民事赔偿案”直接相关。此案终以“逾千万元的赔偿条件达成当事人自行和解”结案。这是诸多“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案件”中绝无仅有的唯一特例。
此案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从此“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案件不予受理”：高法民事审判庭口头通知，因输血造成艾滋病感染要求赔偿的案件，已经立案的调解解决，调解不成的中止审理，没有立案的不再立案。我问：有书面文件吗？有法律依据吗？接受我采访的律师说：“不可能有书面文件，因为与法规相抵触。”在这里，你眼睁睁看着的现实是：权大于法，法律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从此，艾滋病受害者更加求告无门。
单说此案，如何“和解”？如此巨额赔偿，由一家小小的建设农场职工医院执行赔付，根本不可想像。那么，究竟由谁来买单？如何买单？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这些事发生在2005年6月。从那时起，所有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再无可求告之门。现在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案件，有关这个案件的诸多疑问，人们都已淡忘无人关心，更不要说由于此案才被提及的小小人物孙景玉、黄秀英、和郑士力。
当时媒体称他们“血鬼”。
农场19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感染源无一例外均指向献血者孙景玉、黄秀英夫妇。医院病历档案表明，他们感染别人最早是在1997年，也就证明那个时候他们自己已经成了艾滋病感染者。孙氏夫妇常年靠卖血为生。据悉孙氏夫妇并不是仅在建设农场职工医院这一家医院卖血，他们跟附近的医院都有联系，据说，建设农场职工感染艾滋病事件发生后 ，附近医院将相关病例档案全部销毁。而卖血者孙氏夫妇也已相继去世，他们到底都在哪里卖过血，已经不可能从他们本人那里得到资讯。那么，除了这19名感染者外，还有多少人被感染？
在开庭审判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非法采供血案的一年前，2004年8月31日，42岁的孙景玉死在回家路上。当他在黑龙江省通北站上了绥化到齐齐哈尔的6274次列车，挣扎着度过4个小时的旅程到达克山火车站时，再也没有力气走完剩下路程。三年前，他妻子黄秀英已经死在她的老家辽阳，死因不明。
孙景玉夫妇的死引起人们注意是在孙景玉死去一个月后。2004年9月，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小杨被省疾控中心确诊为艾滋病，随后查出他们夫妇是感染源。
事隔两年，铁路值班民警依然能清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孙景玉，“面色铁青，眼窝深陷，枯瘦如柴，一身臊哄哄”，“搀他下车的时候，他身子直往下坠。”72岁的梁淑清一直陪在孙景玉身边，她是孙景玉在北安建设农场认的干妈，也是他的房东。梁淑清说：“他有病，让我送他上克山他大哥家瞧病。”6274次列车是一趟慢车，孙景玉买的是通北到克山的票，8元钱一张。“下车后，他就坐地上了，围过来很多人看。我喊他，他也不起来，然后过来几个人一看，说他已经死了。”梁淑清说她当时“一把扯下孙景玉身上的烟色夹克，蒙在他头上。”
北安农垦公安分局负责调查孙景玉在齐齐哈尔地区的情况，据他们回忆，孙景玉的大哥已经去世，他和其他亲属之间基本上没有往来。他的亲属所能提供的唯一资讯就是1995年左右他曾在北兴镇富裕砖场打过工，一年后砖场倒闭，他就离开了克山。在知情人的描述中，孙景玉“1.7米左右个头，身体很结实，200多斤的麻袋胳膊一搂就走，右眼有点斜视，长得挺寒碜的。但能说会道，有点吹拉弹唱的歪才，所以很能博得女性的欢心”。
据公安部门的调查，孙景玉和黄秀英是在外省市献血结识的。相识时候，孙景玉离过一次婚，有一个3岁的孩子孙林(化名)，前妻是山东人。黄秀英当时也有一个读初中的女儿郑波(化名)。严格说来，没有办理结婚手续的他们并不算夫妻，但据郑波说，“两人感情很好，我爸脾气不好，老打我妈。孙景玉对我妈挺好。”黄秀英是辽阳人，“1.63米的身高，很胖”，曾是辽阳精编厂的职工，第一个丈夫叫郑士力。在女儿郑波的记忆里，父亲是做基建工程的，现在辽阳白塔公园后的房子就是父亲承包盖的。“小时候家境很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有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了。父亲给别人盖房子的时候，我就在前面自己荡秋千玩。”1985年，郑士力的工程出了事故，从银行借的贷款无力偿还，夫妻俩选择了逃避。黄秀英将7岁的女儿寄养在母亲家，和丈夫出去打工。中间曾回过家看女儿，黄秀英的母亲王庆云问女儿在外面干什么，黄秀英回答说是做买卖。王庆云很疑惑，女儿没有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什么买卖？河南，是王庆云唯一听女儿说起过的地方。黄秀英去世那年，王庆云的疑惑有了并不确定的答案。从精编厂女儿前同事的嘴里，她听说女儿以前在外卖血，时间可以追溯到跟郑士力一起出外打工的时候。根据郑波回忆，母亲和父亲还去过青岛，后来回了辽阳，在家呆了一年后，两人又出去打工了。1993年郑波上高一，父亲一个人回来了，留在老家做小买卖。他告诉郑波，“你妈跟别人走了。”两年后，黄秀英一个人回到辽阳，郑波这才知道，母亲已经在黑龙江和一个叫孙景玉的人生活在一起。
孙景玉和黄秀英在北安建设农场安家。这里离孙景玉的老家克山大约250公里路程。孙景玉曾带黄秀英回了趟老家，“特意带着黄秀英在街上晃，晃了几天，显示自己有本事，在外面打工挣了钱还带回一个老婆。”将家安在建设农场或许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这里挣钱的机会更多。北安建设农场有58.6万亩地，每年六月和十月农忙时候，一些地多的人家需要雇人干活，按天数给钱，依据市场行情定价。另外，农场也经常有拉沙石、养马等活要雇人干。农场有自己的职工医院，遇到危重病人需要输血动手术的，孙景玉和黄秀英可以额外挣一笔钱。职工医院有据可查的输血记录显示，1997年是这对夫妻拿着写有孙岩和王英名字的献血证和健康证在这家医院卖血的开始，也是两人卖血次数最多的一年，黄秀英仅四月份的8天时间，3次卖血给同一个人，总计1200毫升。农场的4名职工，在这一年因为输了她的血感染了艾滋病。也就是在1997年，郑波考上了辽宁师范大学，黄秀英给女儿寄去了4000元钱。她告诉女儿，“农场有地，可以干活，家里还养了猪。”
这个家庭的变故发生在1999年。郑波说，“那一年，我妈自己回来探亲。呆了没几天，瘦了很多，还掉头发。”2001年春节前，黄秀英又回了辽阳。在家打了20天左右的点滴，之后就回农场准备过年。到了正月，黄秀英病重，打电话回家让家里人接她回去。“从辽阳打车回到刘家沟口，我给付的车钱。下车后扶进屋的，都不能走了。”之后，黄秀英先后在辽阳中心医院、辽化医院、峨嵋疗养院看病，一直没有确诊。郑波说，为了给母亲治病，孙景玉将农场的住房卖了，她自己也花了3万多元钱。2001年4月份，孙景玉带着儿子孙林来到辽阳，一边照顾黄秀英，一边在沟帮子蹬三轮车为生，打算和黄秀英在这里常住。7月3日，黄秀英去世，死因不明。
也是在同一年冬天，郑士力去世，两人症状极其相似，“咳嗽，吐痰，下午总是脸红发烧，四肢无力，肺里有影。”
让人震惊的是，即使在发病的1999年和2000年，黄秀英在建设农场职工医院还先后输血给17岁的陈某和做剖宫产手术的孔某。黄秀英去世3个月后，孙景玉回到了农场，依然在医院有需要的时候充当血源。（参阅2006-12-14 15:57:00记者李翊 新浪网独家稿件）
故事讲到这里，“源头”指向竟然又是河南。被称作“血鬼”的孙景玉、黄秀英，应当还包括郑士力，他们都曾经在河南卖血，他们是比此案中19名受害者，被他们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黑龙江北安建设农场的职工们，更为卑微不幸的人。通过这些对他们无法详尽的不多的描述，我们看到了他们挣扎在社会底层和边缘的更为悲惨的命运。他们的生活中有困苦有磨难，也有情爱有情义。他们为什么要去卖血？他们什么时候感染了艾滋病？是谁感染了他们？谁来替他们伸张正义讨还公道？他们都已经死去，死得非常痛苦，而且至死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如果不是这场官司，没有人会关注到他们的生死，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但是毕竟知道了他们的存在，这种存在堵在我心窝很堵很堵，我要把这种存在的故事讲出来，不吐不快。
还有多少个孙景玉、黄秀英们在无知中死去？还有多少个没有死去的孙景玉、黄秀英在充当“血鬼”？
农民的血，价格是最低廉的，农民的“命”，是最卑贱的
还有现实存在的诸多不公不义不吐不快。在中国，农民的血，价格是最低廉的，农民的“命”，是最卑贱的。
银庄村的栗老歪诸建财都说到过血价。上个世纪60、70年代卖“全血”，100毫升，10元、12元，最多涨到15元。“那时候钱主贵”，一个鸡蛋才8分钱，肉才七八毛一斤。而到了80、90年代，卖“单采”，“一次两袋，一袋按规定400毫升，有人称过，实际上600毫升、800毫升都有。两袋肯定超过1000毫升，50元。”按1000毫升计，算下来，100毫升，5元。价格比“全采”时期降低一半还多。而物价已经飞涨。
但是，似乎没有人算过这个账。都在疯狂买血卖血。献血员牛俊营说自己卖血卖得不要命，最多一次一针抽1500毫升！媒体报道，买血的血站“比贩毒都赚钱”，“赚钱跟拾的一样”。卖血农民诸建财说：“除去挂号费、车钱、饭钱，有时还需要买合格证——就是血化验不合格，需要再花5块钱买个’合格证’，’一个血’两袋子也就是落个二三十元。”在这里，液体的血的计量单位是“个”：“全采一个血”是200毫升，“单采一个血”，800毫升、1000毫升、1200毫升，甚至1600毫升不等。
后来地下采供血更疯狂。银庄人说：“陈留有私人血站。一次去5天，每次多者50人，少者30人，送到一个院子里关起门抽血，买饭吃。一天采血两回，4袋，一袋有850毫升到900毫升，不化验照收化验费，一回给45元。”
诸建财卖全采最多一次，“一夜抽12回，一共抽了4350毫升，一天卖8斤7两！抽得人跟晕头小鸡子一样，走不成路。”那是他磕头求人家才得以卖血，为了“老父亲手术开刀急等用钱。”卖单采最多一天卖5个，“10袋子8000毫升16斤！那一回一大袋子，恁粗恁长，一袋子800毫升还得多！那时候我40郎当岁，身体正铁！”诸建财说。
在省卫生部门的座谈会上，一位卫生厅副厅长说，他的女儿在银行司工作，因为无偿献血，休息两周，司里补助2000元，部里补助3000元。无偿献血每次200-400毫升。
一次从北京开会回郑州，火车上邻座是一位年轻姑娘，她留学东欧归国不久，在北京某研究所工作，这次是回家休“无偿献血假”。他们单位对无偿献血者的奖励是：3000元健康补贴、一大堆营养品、15天休假。“没有人愿意献血。我是看上这假期了，我刚到单位报到不久，不好意思请假，刚好利用这次机会回家看父母。”一路上她的手机响个不停，她的妈妈不断在问她身体感觉怎么样？火车运行到哪儿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家里已经炖了鸡汤等着为她补身子。我想到艾滋病村庄那些“不知道自己抽了有多少缸血”的“有偿献血员”。同样是人，却如此天上地下。
事实上，许多单位每年的“无偿献血”指标，是由农民打工者心甘情愿地顶替完成。银庄村民栗海军1997年在山东烟台打工“顶替指标献血”，1斤血给三四百元血费，再多给三天工资60元。这些“无偿献血”所得，尽管大大低于单位正式人员的“奖励补助”，但是远远高出农民“有偿卖血”1000Cc/50元的血价，所以打工的很愿意去顶替献血，那次公司分配有6个献血指标，全部由打工农民顶替，结果栗海军被查出艾滋病，还没有献成。河南不少早期确证的艾滋病感染者，都是在打工地替人“无偿献血”时被发现的。有报道说，现在的无偿献血者中，农民占50%，还有说占80%。
如今，诸建财、栗老歪、牛俊营、栗海民都已经死去，在许多人眼里，他们都是“血鬼”，“死不足惜”。
而他们同样是血肉之躯。卖了一辈子血的诸建财说起他最初的卖血：“抽血时候也害怕啊，护士小妞捂住我的眼……”连“吹呼”牛俊营说到自己第一次卖血也是害怕：“当时我害怕得要命，心跳得咚咚叫，自己听得一清二楚，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晕过去了。”那时他才是一个14岁的孩子。谁愿意做“血鬼”？他们为什么卖血？他们对苦难命运的承担，让我们思考：为什么这一巨大的社会不公不义得不到合理变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