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沙2019-11-11 10:00:52

三    群访:下大雪跪省政府

 

  刘桂枝的丈夫参加的那次上访,银庄人称之为“下大雪跪省政府”,都是栗庄人。他们说:“我们闹哩大!群体上访直接上郑州!”那是2001年农历十一月,银庄人第一次上访省城,共7人,栗可运、栗中才、栗五营、栗长春、栗华中、栗长山、栗满堂。其中4人已经死亡。“上访目的就两个,第一要药救命。第二叫上级领导知道俺们这里艾滋病情况。”说起这次上访,栗庄人情绪很激动,其中有愤慨有悲伤,还有自豪感成就感:给大家要回来药了!

  为了避开麻烦,一个时期我走访村民只能在夜间,村主任栗卫华事先帮我约定好,村民也很配合。这天夜访栗满堂,请他讲述这次上访的经历。

栗满堂说——

  这事头一天我还不知道,挑头的是栗可运。他后来死在白集镇卫生院,死了在医院扔几天。他老婆受刺激,神经了,现在话都说不好。那天晚上都11点了,栗可运他们6个人来家找我。说,明儿早一起去郑州,“你要不想在家坐着等死,就一起去。”第二天一早我们7个人一起坐车上郑州了。

  ——为什么要上郑州?

  去要药救命。听说北京有免费药下发,想去要求给俺村发药。

  ——听谁说的?

  刘子亮。他消息灵通。

  头一回上郑州,都摸不着地方。走了一个半小时才走到省政府。进门得要出入证,接待室不给俺开,俺说俺是艾滋病来反映问题来要药的,那女的不相信,俺把证明拿出来,她吓哭了,关着门走了,说去找人接待。等了好大一会,才来一个人,说你们这事应当找信访局。他把我们领到信访局门口,就不见他人了,溜了。

  到信访局,栗可运先往里进,一进去,就被信访局的人拖出来了,我们几个人一起上前,拖栗可运的人也溜了。又出来人问事由,我们就又说一遍,说反映艾滋病的问题。一听说我们是艾滋病,没人敢惹我们了。我们说,我们那里的艾滋病人不能得到治疗,没有药吃,能不能从省里、北京解决问题?我们不想等死。他们说:这事应由卫生厅解决。告诉我们到卫生厅的乘车路线。

  我们到了卫生厅,门口也有一个接待室,一个女的接待哩,很热情。她说上级己经很关注艾滋病了,省里文件都有了,你们说的情况,是地方的问题。她联系了疾控处接待我们。我们见了疾控处处长,是一个南阳人,我们要求给药治病,延长生命。他开始有些不耐烦,说:这事我咋说?全世界都治不好,也不可能延长你们的生命。我们一起坐下慢慢跟他说,打动他。我们说,我们也是人,也有家庭,不想让家庭毁灭,家里有老人有孩子,他们离不了我们……。他后来说,一定想尽办法治疗。我们就要求到郑州六院治疗。他说那不是随便能去的,你们只有回地方去治疗。我们说回去治不了,没有药,就到六院治疗,这是我们唯一的要求。他不同意,说这事他做不了主,得上级部门说话。

  我们又返回信访局,那里闹轰轰哩。一个姓李的,四五十岁吧,领我们到屋里,我们又说我们的要求,说:在家也是等死,想去郑州六院治疗。他也没答复,说他没有这个权力。

  我们只好又去省政府,要求见领导,想找最高一级领导解决问题。这一回,防暴警察去了两车,全副武装。

  这时候突然变天,下雪了,我们都没带棉衣。天下着大雪,我们站省政府门口,武警不让进,可运、中才、五营硬要过去,他们拉着不让过,我们就跪下哭诉。这时正好是上班时间,领导的小车要经过,武警上来两人架一个把我们拉走了,说:不能在上班时间拦车!他们把我们架到墙跟前,脸朝里站着,栗中才发病躺倒在地上,警察都不敢动了。中才病毒到眼睛了,已经瞎一只了,发病特别疼,后来给打了一针杜冷丁。我们才慢慢跟人家说明村里发生艾滋病的情况,说我们不是闹事,是来要药救命哩!防暴队的人听了很同情我们,说我们的枪不是对付你们的,是对付犯罪分子的。把我们领屋里,说别冻着了,还买水给我们喝。还说帮我们出面要求解决问题,他们打电话到周口,说你们那的艾滋病人来这反映情况,你们把他们接回去治疗。两天以后乡里才知道我们上访。就是那一年,一个栗庄死了20多人,全银庄死了50多。

  栗满堂最后说,现在已经看淡了,不再上访不再找了。社会不公平的事太多了,……过去找也没有过分要求,不过是为自己延长生命多活几天,为着想把几个孩子养大,有自己的还有别人的。上访也真不易,那回住没花钱。我们黑了住马路边上,白天上紫荆山百货楼。住高架桥底下?不是,桥下冷,没墙根暖和,晚上坐墙根根。这样冻了3天。回来都病好长时间,要不栗中才几个会死么?年把几个月,陆陆续续就死了4个人。

  听得出,栗满堂对上访已经很灰心。他曾经因为上访被抓捕过。

  村里人说,栗满堂后来做了派出所的“奸细”。

  栗满堂和他的妻子王丽都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他们自己有3个孩子,还收养了王丽姐姐家的3个孩子。王丽的姐姐姐夫都卖血感染艾滋病已经死亡。王丽说,姐家村更穷,不是重点村,艾滋病受歧视,孩子在那没法活。说起当年卖血的乱象、最初发现感染艾滋病时的惊恐、发病时的痛苦,因为上访、做炮被打压抓捕,王丽失声痛哭。(田野手记20070704)

  2014年,王丽发病死亡。

关于那次上访,时任村支书栗可昆说——

  那回上郑州上访是在村里商量好走的。那时候滩头村有几十人发了本子(艾滋病医疗本),领上药了。栗庄人吃不上药,栗中才病重,也吃不上药。好些人发病都没有药。他们哭着找我,说家里一分钱也没了,看病看不起,得想办法要药。栗可运、栗中才、栗五营三个人跟我商量:“不上省里要不回来药。”我说去吧,不去也没有别的法,谁都不要让知道。这三个人都死了,他们是第一批上访的头儿。当时瞒着县里乡里,去了七八个人。第三天乡里找我,说把他们几个叫回来。我说我叫不回来。他们叫我跟他们一起去郑州找人。一起去的人有洪副镇长,他负责文卫,李学广,是镇卫生院长,住在工业大学宾馆。当天到省委没找着人。

  第二天他们给了我100元,让我自己坐计程车去找人。我一大早6点钟找到南阳路上,我知道长山家的(妻)在那里扫大街。她说他们找过她一趟,打听地点路线,去省政府了。我找着他们,打电话给李学广。李学广说叫他们来住工大宾馆,好一块打钱(付费),好商量。他们几个不去,怕“下套”抓他们。洪镇长、李学广就去省政府接待室找他们几个,接待室里的人对他俩很不客气,吵他俩,叫他俩出去!

  他们打电话给县里,县防暴警察去了几车人,车停在工大宾馆院里。等栗可运几个人跟着他们来到工大宾馆时候,见防暴警察的车停那哩!又不敢进了,怕抓他们。最后说“破上了”(豁出去了),才到宾馆商谈。那次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克也去了。在工大宾馆里关上门谈,怕人家听见是艾滋病。五营大哭,边哭边说,娘啊,不能活啊……。在场的卢克他们都眼里含泪,坐那也不敢动了,场面很感人。后来镇上徐副书记去了,问有啥要求有啥条件?就说要药治病,都答应了,还报路费,一人给250元。怕他们拿了钱再上北京,要我一定跟他们一起回村。让他们坐公安的车一块回,他们不坐,怕把他们拉公安局关起来。让他们单独走,政府方面也不放心,防暴队去三四辆车,警察戴着头盔手套,怕传染么!开车把人送到车站,又买车票看着人上了车。我跟艾滋病人一起上客车,他们小车跟在后面,一直到周口市。从周口市到县里又觅昌河车花20元,吃顿饭。回来后,可运把钱分给大家。 以后就拨药(发放药品)了。

 

“卧底”与“奸细”

  在银庄第一次知道了当今乡间社会的“卧底”与“奸细”。从中可见官方民间社会人际关系之一斑, 看到当下执政逻辑对村庄传统秩序的破坏。

  那天栗可峰跟我说:派出所长于安杰把我介绍给县国保大队长鲁峰当卧底哩。

  ——嗯?直接就说你给他当卧底?

  那还用直接说?我在卫生院输水,碰见他俩都在那。于安杰给我们互相做了介绍,说以后有啥事给鲁大队长汇报。鲁峰说,村里有情况给我反映反映。

  ——有工资报酬吗?问他。

  不定啥时候给拿盒烟,给100块钱,有时候给手机上输100块钱电话费。那回林山要到县城闹事,我就反映给他们,说村里人要上访。这都事先给卫华、林山他们说好的,对咱自己人有利,把咱的人有啥要求给他先“递个话”,对咱不利的话不说。每回反映事情,就给拿盒烟、100块钱。拿过四五回。那回武汉开会回来(见第四章之五《全球基金、武汉会议与尹庄》),13号,问我开会情况,问都谁去了。其实他啥都知道,谁谁代表啥组织,他都知道,说网上清清楚楚。

  ——那你是双料间谍了?

  可以这样说。得对咱有利。不管让他知道的,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你从派出所于安杰那里拿过钱吗?

  八月十五,派出所打电话让我过去,给我500元。说,这是所长的意思,跟俺(派出所工作人员)一样的过节补助。

  ——那你也是于安杰的卧底了?

  不是。他的卧底是老五和满堂。实际上这500块钱算是还我的炮钱,还不够哩!那回跟栗一交十多户一车拉走的。他们乱罚款乱抓人,村民告了,他们害怕了,这是堵我嘴哩!(田野手记20080706)

  村里人知道栗可峰当卧底的人不多,但都知道老五和满堂是派出所的“奸细”。当地习惯按照弟兄排行称呼人,栗老五、诸老五、牛老五……,但是如果单称“老五”,都知道是指栗庄栗老五。栗老五脑瓜子聪明点子多,关系多能办事,名气大。

  2017年重返银庄,人们告诉我,我离开银庄的时间里,2010年以后,“替人讨债”一度成为银庄人的“营生”,像卖血、做炮一样。讨债大多以老五为首,债主老板找老五下单,老五组织艾滋病人去讨债,老五拿单子提成落大头,大单子能挣几十万,“分一点零头给参加讨债的艾滋病人,按天算钱,一人一天五十或者一百元”。老五也替政府办事,比如利用艾滋病人赶跑拆迁“钉子户”,“艾滋病人谁都怕”。前一阵子“打黑”,栗华中这些参加讨债的人躲起来了,害怕被抓。老五不用怕,他黑白两道通吃混成了“场面人”,现在有钱有势有关系,买了房搬到县城去住了,还有了新欢,跟小美离婚了。听说华中因为替人讨债躲起来了,我很难过。我想到他说过要换一种活法,要堂堂正正活人。“讨债”,毕竟不是什么正经职业,被归入要打击的“社会黑恶势力”。跟我说这事的朋友说,很多艾滋病人后来都利用“艾滋病”这一“身份优势”走上“替人讨债”这条道,当过民办教师的老楚,甚至“上过中央电视台跟濮存昕照过相”的刘子亮,也在替人讨债。他们都努力奋争过,但是终究很难走出那个“命”,难逃厄运,好像掉进一个走不出的陷阱,想堂堂正正活人而不得,只能做奴才,或者刁民。真是可叹可悲。

  知情者说,栗可峰跟老五满堂他们不一样。满堂跟老五也不完全一样,他们有时候合作,有时候单干各干各,有时候也有矛盾。栗可峰绝对跟村里人是“一势”。国保大队鲁峰负责上访的事,谁没事想上访哩?都是实在没法了才走这条路,真遇着没法的事了,栗可峰“带给鲁峰话”,说不行就上访。鲁峰就说不要上访,我给你反映反映,有时也能起点作用。他们就害怕老百姓上访。

  也有人说,是官刁似民(官比民刁),“造假打假”,乡里、派出所叫村里人自己斗。 啥内奸?是他们的方法手段。这边叫你举报有奖,那边给被举报的人说,某某举报你走炮哩,你说我们管不管?我们也不想得罪你。挑着两边有仇气。村里也的确有人太奸滑,心术不正。村里人不一心,人家上面啥情况一点摸不着,村里啥情况人家一清二楚,他在暗处,你在明处,有一点动静人家就知道了。人心不齐,咋会不收拾你?(田野手记20080708,20170625)

  中国乡土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真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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