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沙2019-11-21 07:41:09

六    上访北京卫生部:检测CD4细胞

 

 

  莫庄村民组长莫召红参与了第一次北京上访,跟我讲述那次经历——

那是2003年夏季非典之后,挑头的是栗庄的老五、老六兄弟俩,“在他们本村组织不起来人,到外村组织的”,俺莫庄去了7人,滩头村8人,小印庄1人,还有外行政村俩,大滩李1人,卞路口王庄1人,共20人,“都以银庄人的名义,外村人不敢暴露。”目的是到卫生部要求检测CD4细胞,反映当地艾滋病疫情。那时候北京还不知道我们这里艾滋病疫情哩,说“咦,你们那里是疫情区呢!”安排我们在北京地坛医院做了检测。

  去时候怕县里阻拦,绕道淮阳。夏天,正发大水,趟着水去的,水到膝盖深。到卫生部接待室,老六当代表递上材料,说明情况,说当地不能检测CD4,影响抗病毒治疗,要求在北京做检测。卫生部办公室主任陈文杰接待我们,他叫人送我们到地坛医院做化验。地坛医院传染科赵主任,女的,给我们找两个病房,是非典后的空房,男女分开住下,还给买的盒饭,说:“今天晚上你们都别动,就在这休息。”第二天抽罢血样,赵主任让我们先回去,说化验结果出来后,用传真打到当地,化验结果要好几天,别在这等。我们说不回去,要去民政部要求救助。

  这时,白集镇党委书记、派出所长、沈丘县信访局长、防暴大队到了。他们向北京警方报警,说我们在医院闹事。北京出警到地坛医院,问:“谁在这闹事?” 赵主任说:“人家没有闹事,是来看病的。”听到有人在对讲机里说:“就是他们闹事,全抓起来!”赵主任说:“你们抓人不能在地坛医院,出了医院你们想咋办咋办,你们在地坛医院抓人,记者马上曝光。”北京东城区分局警察把我们叫到分局门口,又拍照又录影,问情况。我们把情况详细说了一遍。东城分局的警察很同情我们,拿矿泉水、馒头给我们。当时我们都穿着胶鞋,来的时候发大水,他们又给我们拿鞋子换上。

  其实我们到北京的当天下午,白集镇书记夏新民就也到北京了,他没找着我们的地方。第二天是我们给他打电话联系上的,我们选四个代表跟书记谈判,书记说,回去再说。我们被劝回来了。半月后北京传真发来结果,有4个人CD4细胞只有五六十了,正常应当是200至800。当时老六CD4只有60,现在抗病毒治疗恢复得不错。

  那次去的二十人,现在还有十来个人,死一半了。大滩李那个叫李建民,39岁,就是上北京打一针活半年的那个,也死了。二十个人,就给他自己打一针。他当时高烧、喘,去时就抱着死的决心,在家又没有人救,那时也没有本子也没有药,去时他自己带着药。地坛医院给他打了一针,维持持半年多,回来以后,活了七八个月、年把子才死。

  年根儿高强来解决问题了。这是上访最成功的一次,也就这一次成功。其他的都没有达到要求,有的就没有走到地方。莫召红说:“以后政策严了,规定上访三次书记就地免职。就不好出去了。”(田野手记20050212,20070617)

  银庄人认为由于他们这次上访卫生部,卫生部长高强才来到了他们村里。(见第四章之一《卫生部长与“五个一”》)

栗庄村民刘桂枝讲述第二次上访北京——

  2004年农历五月二十四号去北京,二十六号回来,县里去“接访”,在郑州省防疫站做了CD4检测。

  说是上北京上访,其实是上卫生部要求检测CD4。他们第一次去北京检测之后,人家很快传真过来了化验结果。村里其他人就也想去做检查。那时候村里开始抗病毒治疗,吃抗病毒药得知道CD4指标,可我们村里一次也没有检测过,谁也不知道自己的CD4是多少。有人自己掏高价,检测一次几百块。老五说一个人准备200元,一起去检测,人多便宜,一块去北京检测。那时候也正好天热没事,麦才收罢,庄稼活还没下来,俺就去了。一共22个人。这次以栗庄人为主,也有滩头村人。派出所、县里管哩严,不叫上访,有上访了乡镇书记得罢免,上访超过60个人了,县委书记就不叫干了。俺们是天黑了到鹿寨集搭的车,才出了鹿寨,夏书记就知道了,要来拦俺,打电话给老五,老五说出黄河了,其实才出沈丘县。俺还没到地方,他夏书记就先到了,没有找到俺。俺打车到卫生部,那司机可好,路熟得很,说你们一群人打狼一样,找不到地方,我给你们一下送到!半夜里,叽里拐弯给俺送到卫生部门口。他不知道我们有艾滋病,只知道我们上访。俺也就是有困难有问题要反映,那时候 “五个一”井打好了,不给俺放水,光做个样子叫人参观。

  到北京是星期六。天明了,热得很,我们坐卫生部门口那一片,不走。人家问,说是上访哩!里头出来两个人问啥要求,就说要求检测CD4。还有人提要求,说要求盖房子,人家说一人再给娶个媳妇哩!后来又出来一个年轻秘书说,先住下吧,天热。他拿200块钱,说我也没啥工资,给你们买点水喝,坐大街上多热,找个旅社住下,等星期天过了有人上班再来,该检查就检查。他们第一次去人家待得可好,一人一袋方便面,还给鞋穿。这一次人家给200元让买水喝,他们几个领头的分了,其他人见不着。

  俺们去看旅社,老板说不准群体住,说上访的太多,政府知道了罚旅店钱,你们得住地下室。实际上,上边俺们也根本住不起。去看地下室,潮湿得很,还有水哩。犹豫着还没住下,说先上去吃点饭。还没吃哩,就看见派出所的人去了!说是乡里人在啥啥地方“睄住”咱哩!那条街离卫生部没多远,人都吓的乱跑!四五个一群,都跑了。我说跑啥?往哪跑哩?就是他抓住回家说,就是来化验血的,不是想活命的么?不到北京检测CD4,咋吃药哩?光说有抗病毒药了免费治疗,啥时候管吃药治病哩?就在这,咱不走!就这样跟乡里县里来的人谈谈,不行就跟他们一块回去。

  就这样,那天天不明到北京,上午又叫县里派的人拦住了。跑着拦着,过晌午头了,吃点东西,半下午了,他们找个车四点多了。他们包的车,叫人都上去,说到郑州检测,在北京还得等一天。交代我们,不叫说艾滋病,说是上访的。交代司机,说中途一个也不叫下来!一共来22个人,拦上车18个人。几个头儿,满堂,老六,老四,老五他们都跑了,他们是都被抓过的,害怕再被抓,没敢坐车,跑了。

  18个人坐一车,到郑州半夜1点。到了医院,俩人俩人下车,轮换着去检测。半夜做的检测,车在那等着。司机问这是啥地方啊,不对他说。不能叫司机知道是艾滋病,怕人家不给开车了。派出所长于文仕领着,他一直“镖”着车哩,肯定坐上车了就下不去了。回来一路上大家都担心着害怕被抓。说看过了高速路口他把咱往哪拉。到了白集镇上,说,下车,回家吧!大家都笑了,这回没抓!其实不就是化验个血!回到家就天明了。栗现臣一路上自己给自己打针,回来不久就死了。

  ——半夜在郑州检测,医院有人上班?问。

  答:有俩人站西半拉等着,可能事先都联系好了。

  检测了,知道结果了,就心中有数了。张金英就是那时候开始服的抗病毒药,效果可好了。张金英她弟媳妇,检测说没有病毒,回来高兴死了!很快就嫁人了。原来检测说她有病毒,是跟别人重名了。她卖血卖得才多哩,比她丈夫卖得还多,她丈夫都死罢了。

  再后来检测CD4县里也管做了。“这都是俺上访争取来哩,不去争取他们根本不会给你做。”刘桂枝说。

  滩头村村民组长栗松才多次参与上访。他最后一次上访北京,“根本就没走到地方。”——

  2004年农历十一月,最后一次北京上访,规模最大, 这次男女老少56人,满满一大车人,半道被“截访”。那时候工作队己经下来了,村里还是死人不断,人都急眼了,到卫生部要求正规治疗。“县里派车撵到太康,撵回来了,没有成功。老五是’内线’,给工作队通气报告,半道上司机接到一个电话,车就开慢了,后面县里车撵上来堵住,大家只好跟他们回去了。” 后来栗新臣俺们几个人一起又去省卫生厅一回,还是要求正规治疗。到现在也还是不能正规治疗。

  栗松才2006年发病死亡。至死,他也没有等到“正规治疗”。

  一位接访的县公安局干警说:“你不知道,那些人真的很可怜。有的发病了,自己带针打。“我亲眼看到艾滋病人给自己扎针。”(侧身在自己臀部比划着)一说叫回家,都说想回家,说在外头受罪。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求救治。但是不该卫生部门管的事也反映,包括羊被牵走了,还有房子的问题……。他们上访想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又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要说也够硬气的,见他们饿着,卫生部接待他们的姚主任拿了300元钱,让他们去吃饭,他们不要,说来是反映问题的,不是为要钱的。其实他们有人真的是饿着肚子没有钱买东西吃。我们那次去接访,县里领导去了好多人,县委常委、统战部长等等都去了。我们公安局去了3个人,有副政委。县领导主要是让防止失控。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在河南,艾滋病一直被视为“敏感问题”,对银庄艾滋病上访的表述,官方与民间完全不同。官方把河南农民艾滋病人群视为“不安定因素”,上访被视为“闹事”,是有意向政府“施压”,是官方最头痛的事。

  银庄驻村工作队《周口市沈丘县艾滋病疫情高发区社会治安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写道:许多艾滋病患者由于绝望而心理失衡,加之目前的救治救助工作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艾滋病患者便串联起来,以各种方式向各级政府施压……,有意制造有影响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数十人到省委集访二次,到北京集访三次,最多的一次达56人,给郑州警方和北京警方造成了压力。北京市公安局曾派专车千里“监护”数十名白集镇艾滋病患者回沈丘县。此类不安定因素已突破了地域概念。

  沈丘县主管卫生的杨副县长到北京接访过两次,她说他们几个领着闹事的人,都死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上访,死得快,不要再闹了,再闹对你们没有好处!他们是快死的人了,心理不正常,说走就走。他们要求检测CD4,到北京是星期六,医院检测是星期一,就是神经病头脑有问题!卫生部接待部门都安排他们住下了。我跟他们讲,艾滋病人脑子有问题,心理不正常。现在你们都给他们安排好了,管吃管喝管住,他们咋不来上访?银庄出去上访闹事的艾滋病人很多,县委很着急,主管副书记都出动了。(田野手记20060322)

  2004年白集镇党委政府给县委县政府的报告《艾滋病人的管理亟待加强》,要求对他们“进行严厉打击”: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认为已“判了死刑”,从患病时的羞羞答答发展到半遮半掩,再到撕破脸皮,少数人寻衅滋事已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常常以要钱要药要粮等为借口威胁、谩骂、围攻、殴打工作人员及有关领导,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秩序……为此,我们建议要切实加强对AIDS病人的管理,特别是对他们中的少数违法犯罪分子要进行严厉打击,确保疫区社会环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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