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国的商人
自从舜流放“冒于货贿”的饕餮，中国历朝历代政府，是对商业行为采取各种限制，对商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的划分非常低下，低于从事耕种的农民。士、农、工、商，商人属于社会最低的等级，仅仅高于奴仆地位。
中国各时代的富人，必须依靠权力的支持和保护，才能生存；即使如此，都仍然岌岌可危。汉武帝一声“告缗令”下达，全中国商贾中家以上者，大部分破产《史记·平准》。明朝的海瑞在南京一声令下，大大小小的商贾们立即提心吊胆，风声鹤唳，不计其数的商铺关门歇业，更有甚者被身送东市，抄家丢命《明史·海瑞》。
毛王朝时代杜绝商业交流，其思想根源——就是来源于舜流放“冒于货贿”的饕餮。
二十一世纪初，福建省福州市市长，为了超市集团的垄断利益，一声吆喝，强行关闭该市重要的农贸自由市场，几千个处于中产阶级的个体小商贩，便衣食无着落……
一、中国商人的“保护费”。权富苟合，富人自然要向权贵们缴纳数目不菲的“保护费”。富人与权贵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自然沾染儒家封建权贵者们毫无人性的不良习气，“为富不仁”的千古骂名，便像泰山上帝王封禅的沉重碑石一样，永远地压在富人们的身上。故中国人流传数千年的俗语：“民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自有它深深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根源，在中国任何历史时期，都长葆青春。
2011年5月23号，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检察院，对南阳奥奔公司法人杨金德及其员工等23人起诉。其中“组织领导黑社会罪”简直就是把法律当作“儿戏”随便玩弄：“奥奔公司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员工入职前，必须阅读一本叫《没有任何借口》的书，这是西点军校200年来的行为准则；法院认为这是典型的黑社会手抄本，让员工看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服从命令和管理的严密组织的表现……”杨金德最终被判刑20年。这就是当今中国富人，未向共产党儒家封建神权网络缴纳足够的“保护费”，而得到的可悲下场！
二、中国财富的不稳定性。当富人所倚靠的权贵者一旦失势，他们的财富失去存在所必须的权力保护，冰消瓦解的时日指日可待。中国民谚“富不过三代”，就是中国的权富苟合、狼狈为奸的真实写照。除了在封建帝王的直系家族外，儒家封建权贵者们，在像饥饿的豺狼一样相互争夺的儒家封建神权网络体系中，很难保持数代人兴盛不衰。
例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当他的保护靠山左宗棠去世后，他穷其一生建立的财富王国，也跟着冰消瓦解。又如著名官商盛宣怀，当他的权力靠山李鸿章去世后，他风光的岁月，也就跟着转瞬而逝。再如香港富豪“李超人”依靠中共权力靠山——“江核心”，在中国大陆建立庞大的经济帝国；随着“江核心”的退休，“江核心”建立的儒家封建神权网络，被中共新的领导人——“习核心”彻底瓦解之后，“李超人”在中国大陆摇身一变成为“李忘恩”，则是必然的结果！
欧美的财富脱离权力，而独自存在。所以，欧美许多家族的财富，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祖先。例如法国巴黎一个家族餐馆，延续五百余年而兴盛不衰，而且餐馆中居然保存五百年前的陈酒；法国的一个建造于中世纪的水力磨坊，直到现在仍然在运转，它的主人依然是建造者的后代……这在中国就像天方夜谭中的呓语一样不可思议。
三、中国商人的最终追求。正因为中国人的财富不能稳定而长期的传承，此严重地阻碍财富的扩张。这种附属于儒家封建神权的财富，迫使拥有财富者，宁肯追逐权力，而不愿扩张工商业经营。而且，中国的儒家封建神权权贵们的层层剥削、敲诈勒索，和各种关卡，也大大地阻碍限制工商业的经营能力。
所以只有权力才能保护他们的财富，而且权力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所付出的远远低于工商业经营的成本。何况，在儒家封建神权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中，从事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低于从事农业劳动者，然而财富并不能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享受：工商业者们的服饰、住房、交通工具、生活享受……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即使修建房屋的大门上的铜钉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限制。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买卖官爵的现象，富人们一旦花巨资，买到一定级别的爵位后，社会地位立即提高到相应的级别：服饰、住房、交通工具、生活享受……都达到相应的水准。此习延续到今天，现在各地的地方官位，几乎明码标价公开出售，这种公开的秘密在现今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行其道，即使中小学的校长职位都居然明码标价……
宋、明、清时代，中国也有近似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关系的萌芽，正是因为从属于儒家封建神权的财富的传承的不稳定性，严重地阻碍这种新兴的生产关系的真正出现，根本不可能产生稳定的资本家阶层和佣工阶层。更重要的是，儒家等级森严的思想文化意识中，鄙视工商业的深厚意识底蕴，迫使社会精英们，都追求争夺儒家封建神权，而不愿意从事社会地位低贱的工商业。
即使当今，中国的商人都尽可能地与政治神权拉上关系。例如，出身于“刍狗”的商人，都会花钱在政协或人大，买一个虚职等。
补记：中国的贫困县——四川省南部县的官职价码。2003年，笔者回中国探亲，与老师谈论南部县的官场腐败：普通的村小学校长职位的价码是两万元人民币；普通中学的校长职位是二十万人民币；重点中学的校长职位是一百万人民币……任期为三年。县公安局的局长职位是三百万人民币；县教育局的局长职位是一百万人民币；县卫生局的局长职位是一百万人民币……任期为三年。乡长、镇长等分贫穷、富裕的地区，而价码各异，即使最贫穷地区的乡长职位为五万元人民币。
据可靠资料：全中国大陆都如此。
四、中国商人的儒家思想文化意识。中国的历代的商人企业家们的思想意识，完全被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所武装。他们对待为他们创造财富的雇佣人员，视为奴仆，视为牲畜，以森严的等级来约束雇佣人员。
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如此，在华人企业或华人管理的企业里，或者深受儒家思想文化意识影响的日资或韩资等企业里，都有森严的等级规定，或不成文的等级观念。在纯欧美的企业里，雇员和老板是真正平等的雇佣关系。例如在年终时，老板请雇员们在餐馆里吃饭，欧美的雇员们不会理会老板的一举一动，随便坐下就餐，根本没有上下尊卑的思想意识观念，而随意聊天。可是在华人企业的老板请雇员在餐馆里吃饭，华人雇员们必须等待华人老板的到来，让华人老板坐在所谓的上席尊位，然后在观察注视老板的一举一动之下，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就餐……
现在中国许多企业招聘大学毕业生，都有严重侵犯人权的条款：比如不准恋爱等。许多企业的管理方式，纯粹就是等级森严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军事化管理。它们为了追逐自己的最大利润，根本不理会工人们恶劣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仅仅是把雇员作为他们追逐利润的血肉机器。例如，号称为儒商的一家著名“台商”，把他的中国大陆企业，管理得比欧美的军队还严格，企业内部有许多严重侵犯人权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条款规定。所以在这种企业里工作的雇员们的生存压力是欧美人根本不可能忍受的。即使长期在儒家思想文化意识奴役下，锻炼出来的忍受力超强的中国人，在一年内，居然有十几人选择轻生……
五、中国商人的财富消费。欧美的许多富豪，把部分财富捐献与社会，回馈社会，进行慈善事业。以前主要是捐给宗教教会；现今是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或自己成立慈善基金会。而且他们进行的慈善事业，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捐赠给真正需要帮助的弱者，或某些资金短缺而必需的科技的研究发明上，如医疗卫生。
可是中国历代的富豪，除了炫耀财富，就是仗势欺人、横行乡里，很少回馈社会。他们也对宗教场所捐赠，仅仅是修建寺庙或重塑佛像金身，希望以此祈祷自己和子孙后代长保富贵而已，并非是直接捐赠给宗教场所的慈善机构；他们偶尔也会在特别的日子里大做善事，比如在喜事或丧事期间，让所有穷人来白吃白喝几顿，以炫耀他们的财富。这种所谓的善事，只是一种额外的施舍，并不是在穷人或真正需要帮助的弱者，在必需的时候雪中送炭。中国“刍狗”的“恨人穷、怨人富”的思想根基就源于此。一旦这些富豪失势，沦为贫穷者时，根本得不到人们的丝毫同情，反而会因为以前为富不仁、仗势欺人，而被踩上一只报复的怨脚。
第七节 中国的国家税收
欧洲历史上的国家税收，都是富人的税率高，穷人的税率低，所有人都必须纳税。财富和收入越多，税率越高；还有高昂的遗产税。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不太尖锐对立，穷人也有生存的空间，不会出现大规模地饿死人的现象，从而引发社会大动荡。
可是在儒家封建神权统治的中国，国家税收完全压在底层的“刍狗”身上。豪富权贵之家，根本不需纳税；势力强大的儒士阶层，完全免税。形成“劫贫济富”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特有的社会现象。
一、西周之前的劳役。西周之前，中国实行“井田制”。全国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刍狗”们干完公田的农业劳动后，才能耕种私田。
二、封建社会的农业税。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的赋税制度的改革：按照实际占有土地面积征税，是中国历史上征收田赋的开端。以后历朝历代都以赋税和征收税赋，一般是以“人头税”、“地税”作为主要征税的方式。另外，必须服劳役。
三、毛王朝，农村所有土地、财产为国家所有。从1952年的土地革命完成时到1957年，中国农村实行的是封建社会的农业税。从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期间，农民无偿地进行集体统一劳动，征收集体农场出产的农作物。从1962年到1978年，农民在农场集体统一劳动，但保留小块的“自留地”，农民必须在无偿集体劳动之后，才能耕种“自留地”，征收集体农场农作物。
在整个毛王朝时代，城镇工人有偿集体统一劳动，企业为国家所有。
四、邓王朝。中国农村完全恢复到封建社会时代的农业税和服劳役，直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为止。城镇征收工商税。
在中国历史上，“刍狗”们无条件地缴纳沉重的税赋，养活儒家封建神权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却无任何回报，而且还要受到儒家封建官吏们残酷无情的多重压榨剥削……这种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特有社会现象，直到至今，仍然如此：底层“刍狗”——农民缴纳沉重的捐税（许多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民，把土地上出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上交各种苛捐杂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直到2006年才取消农民捐税）。这种税收体制，必然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如果按照欧美的贫富差距的社会安全指数，来衡量中国现今社会的贫富差距，中国社会早已成为爆发的活火山。可是中国却并未出现社会大动荡，其本质根源就在于深厚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底蕴：底层“刍狗”必须无条件地跪伏在儒家封建神权的脚下，底层“刍狗”对儒家封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权，发自思想意识底里、灵魂深处的恐怖，而不敢轻易产生抗争之思想意识；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们，对稍有异心的抗争者施以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任意屠杀并无违法的抗争者，这就给“刍狗”们以精神和心理的威慑，断绝他们产生抗争的思想意识。所以，中国“刍狗”不到大规模饿死人的时候，不会产生抗争的思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