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漂泊的灯火（8）
达赖喇嘛不停变换的各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政治所需。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流亡者们的弱点，即政治上的幼稚。他们对中共、西藏和国际政治的飞速变化，总是显得手足无措。他们至今仍然不愿意仔细去考察和研究，中共以及西藏发生的变化以确定自己的对策，所以一直走不出某种刻舟求剑的困境。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近二十多年来，达赖喇嘛的西藏问题国际化策略，使他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与同情。特别是在中共因1989年“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陷入国际困境以后。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使他达到国际认可的顶峰，并突破了英美等大国首脑不接见他的先例。
流亡者们也成功在欧洲和俄罗斯设立了七个办事处，开展了各种有关西藏问题的院外活动。但这种支持与同情，主要是基于中共专制残暴引起的对其人权问题的道义性关注，是道德的和非官方的。对待达赖喇嘛和流亡者们，各国政府仍然持一种极为谨慎的态度，迄今所有的国家仍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拒绝承认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
这一困境来自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与西藏本土和民众的隔绝，从而导致其代表合法性产生疑问。再多的同情和支持都会在西方民主社会价值判断面前jia然中止。流亡者们要想获得自己期望的结果，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获得西藏民众的承认和支持。
不过，在西藏问题上，中共除力量对比的优势，道义较量上并无太多说服力。因为他们的辩解，从来是在设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进行。其中不乏大而不当的道德标准以及用来弄混、偷换和模糊各种基本概念的伎俩与手法。这非但不能说服人，久之反变成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
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辩解主要是：西藏的主权；西藏的社会制度；西藏的文化和西藏的人权四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西藏的主权问题，1994年中国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植荣所著《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一书就阐述了中共的观点：“西藏问题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它与近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紧密相联。七百多年前的元朝时，西藏就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晚清中国，首先始于我国边疆。新疆、满洲、蒙古、台湾、西藏先后成为西方列强掠夺的对象。英帝国为了寻找入侵西藏的借口，制造了所谓的‘西藏问题’，‘宗主权’等，妄图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中共的观点在世界各国政府的官方态度中得到认同，即承认中国拥有西藏的主权，尽管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对这一问题不停地进行质疑。毕竟这关系到流亡者们身份合法性与他们的期望（西藏独立）能否实现。但因涉及极为复杂的历史事实与成因，仅仅只是在国际法范畴内是很难加以判断和解决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中共在西藏建立的社会制度，1991年中共当时的领导人之一的李鹏在就西藏问题答记者问时是这样说的：“这里，我只讲两条，第一、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这的确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长期被残酷压迫、剥削和奴役。民主改革后，他们翻了身，当了家，做了国家的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新华社1991年5月19日电）
西藏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来都是中共用来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进行比较的道德制高点，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天然合法性。只是今天的世界，正处于飞速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中共和达赖喇嘛在制度层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者摒弃了旧的政教合一制度模式，并尝试建立一种现代的民主制度。同时中共在1949年建立的苏俄式一党专政体制，也采用更多的现代西方形式来掩饰和美化，变成一种学者称之为：“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制度上的这些变化是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后，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和制裁的困境中开始的，当那些顽固的耄耋老人相继离世，年轻的技术官僚上台后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中共的制度变化同时也给西藏社会带来变化，特别是通过现代技术进行的社会世俗化方面。
涉及到中共统治的第三个问题是西藏的文化，中共宣称他们促进和保护了西藏的文化发展。不过，似乎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并不买中共的账。更多的指责认为中共在种族灭绝的同时灭绝了藏文化。其实，这个指责的正确说法应该是，中共灭绝藏文化同时导致了种族的灭绝。因为中国人并无对异族进行肉体灭绝的传统，中国的帝王们引以为自豪的是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地位而不是武力，因此他们对于不同文化的族群基本不会采用肉体灭绝的方式，而是习惯使用同化的方式来求得统一。一旦文化灭绝，种族将不复存在，就如同满人的消失，并不需要毒气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