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次被张晋松用开水浇了一通以后，于卞莉彻底绝望了。一回到家里，就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像生活在坟墓里，没有空气，没有阳光，只有黑暗与恐惧。
张晋松对她非打即骂，几乎用尽了各种恶毒的语言，诅咒她，她既不还口，也不还手。
她竭尽全力掩饰自己的情绪。一出家门，她就像演员化好了妆出场一样，进入另一种状态，表演着“光鲜亮丽”的戏剧人生；但回到家里，就原形毕露，尽显惨淡憔悴的愁容。
随着儿子放假日期的临近，她有些不安起来，她担心儿子的心灵会受到无端的伤害。她知道张晋松不是个有理智的人，他一犯混，就啥也顾不得了，让她难堪，让儿子遭罪。到底如何面对儿子在家几十天的时光？白天，于卞莉心事重重，想的最多的是远方的儿子。他才十六七岁，能不能经受住生活的变故？
晚上，只要张晋松疲惫不堪，那就好过多了。一段时间以来，于卞莉总是梦见坟墓，要在以前，醒来就会觉得晦气，不吉利，现在，反倒觉得轻松，甚至有一种莫名奇妙的向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解脱感。这是怎么了？她问自己。
从前，一看到媒体上刊发某某跳楼，某某上吊，某某自杀的消息，她就扼腕不止，为一个个生命的逝去，而悲哀，而叹息。现在，变得麻木了，还会为那些想不开的人找理由：也许真的活不下去了，也许活着活受罪，就像自己一样。她开始有意无意地留意和遐想各种“死法”，她从网上意外发现美国的“死法”也比中国的先进，人家那法子真多，“死”得先进，死得花样繁多。拿死刑来说，比中国的花样齐全：毒气室，绞刑，电椅，枪击，注射，真是想选啥有啥。当于卞莉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不正常时，会自己教训自己：想这个干啥？想儿子，想老父老母，想工作，想备课，想批改作业吧！不要做傻事，蠢事。
可是，她自己都觉得这种说教显得那样没有说服力，很快，她又不由自主地胡想乱思：其实，哪一种死法都没有枪决来得干脆。呼吸毒气？那一定很闷很难受；绞刑？就是上吊，那肯定憋闷得不得了，要不那些吊死鬼为何总是瞪着眼睛，吐着舌头？电椅更是坐不得，有时，无意中被电一下，还麻酥酥地极其不舒服，要是把整个人固定在电椅上通电，七窍生烟，那将是何种滋味？注射吧，得有一个过程，不能速战速决，也是令人生畏的。那么，就剩下一种好死法了——挨枪子儿。“要是我有一把枪，现在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对准自己的脑袋……”，于卞莉被自己的想法狠狠地吓了一跳，神经质地从椅子上弹起来。
她逼着自己不要想与“死”有关的事情，她拼命工作，她认真批改作业，以前是批改交上来的1/2，现在100%批改；她使劲做家务，天天打扫卫生，她不让自己闲着，她要用生活中的繁忙和操劳来麻醉自己，不让自己有想“死”的时间。
张晋松好久不出差了，这一次，没法推辞，要出去一个星期了，她觉得一阵轻松，她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恢复体能，恢复自信，恢复尊严，再也不能这样沉沦下去了。
可是，她还是觉得喘不上起来，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头，搬也搬不动。似乎，冥冥之中，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着她，让她对生恐惧，对死向往。她失眠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安定、速眠安都试了，似乎管一点事儿，又不解决根本问题，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似睡非睡，醒来浑身累，比睡前还疲乏。“这不是活受罪吗？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人终归是要走上那条路的，只是早晚的问题，早或晚又有何不同呢？”一个声音这样开导她。
她一天到晚都在跟这种神秘的声音抗争，但那声音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她抗争不了，她不能胜出，她败下阵来。每当她力图将它击退时，她就觉得茫然痛苦，无所适从；而当她聆听那神秘的开导时，她就感觉如释重负，满怀希望。
失眠了一夜之后，于卞莉将存折和存单从皮箱中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中取出。三张存单9万元，存折上有8000多元的现款。那是她多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里面张晋松的贡献很小。她一直比丈夫挣得多，每个月，张晋松将工资的三分之一交给她，剩余的就自己“浪巴”掉了——抽烟喝酒外加一点小赌博。于卞莉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下这点钱。想想每年只给父母邮几百块，像打发要饭的一样，真有种负罪的感觉。不，不，不能这样，自己留这些钱有何用？给张晋松？给儿子？儿子需要钱，但也不需要太多的钱，他以后会自己挣的，钱来得太容易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一些大富翁还知道留给儿女太多的钞票，是害了孩子。
想起父母前一段时间来信，谈及在县城工作的弟弟要结婚，想在县城附近盖房。以后，父母要随弟弟一起过，我这个当姐姐的不能尽孝了，父母的余生全都靠弟弟了。她决定以资助弟弟盖房为名，给父母汇去四万元，剩下五万以儿子的名义转存，又从活期存折上取出了四千元留给自己用。
深夜，于卞莉坐卧不眠，还有两天张晋松就要回来了。想到这里，内心打了一个寒颤。她起床穿衣，坐在桌旁开始写信。第一封信是给儿子的，大意是要儿子坚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握好自己，好好学习，争取考上一所像样的大学。有什么事多跟舅舅、姥姥和姥爷商量。并让儿子记住：时间是淡忘一切的良药，要想开一点，这样，妈妈就非常放心了。“不要为我难过，选择这条路，我是幸福的。”给儿子写完信，又给父母写了几句话：爸妈，你们白养了我一场，不要恨我这个不争气的女儿，实在是觉得生不如死，就当没有生我这个不孝的女儿吧。希望你们和弟弟一家过得和睦幸福。她想给苏善林也写几句，但想了想，又感到没有多大必要，便放弃了。
她利用早自习的时间，将批改好的作业本交到了课代表的手中。教室里有几个同学看到她，跟她热情地打招呼，“于老师”，“于主任”，于副主任像往常一样和气地笑笑，问：“还没吃饭吗？” 这情形，与平时没有两样。没有哪个人能察觉出于老师内心世界的巨大变化。走出教室，于卞莉将系办公室、教研室、模型室的钥匙放在了苏善林的桌子上；又将自己平时用的三角板、丁字尺、圆规等教具，整整齐齐摆放在教研室里盛放教具的铁架上。
完成了这一切，于卞莉特别想儿子，她想赶往那座城市去看看他，但又怕见了儿子后，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跟尘世了断。可不见儿子，自己能瞑目吗？她还是决定揣上写有儿子姓名的存单和几千元钱，赶往那座城市，去探望一下儿子。下了车，已是星期六的下午两点，她将儿子叫出来，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了点便饭。看着儿子日渐高大的身躯和越发自信的眼神，于卞莉感觉一丝慰籍。她交代给儿子，钱要存好，是为他上大学准备的。放在家里不放心，因为你爹抽烟喝酒无度，这样，钱就会慢慢花光，到头来，既害了你爹的身体，又耽误了你的前程。并一再叮嘱儿子，钱不可乱花，否则，就对不起妈妈的一片苦心。儿子有点疑惑，但又没觉出太大的异常。问妈妈：“你还好吧？没跟爸爸闹别扭吧？”于卞莉笑笑，很成熟地掩饰过去了，在儿子面前，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失态过。
离开儿子，于卞莉就鬼使神差地坐上了公共汽车，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赶到了夏明德所在的城市，找了一家三星级宾馆住了下来。不知为何，她想最后听一听他的声音，让那余音伴着她走入另一个世界，这样，就不感觉太孤单了。毕竟，他们彼此有过好感，有过依恋，有过美好的回忆，而且，现在她落到这个境地，也与这个男人密切相关。甚至，在于卞莉的心中，还有一个奢望：既然我都准备走这条路了，还管什么名声清白？再醉生梦死一场吧！
花了350元钱，开了一套房，她就用自己的手机拨了夏明德的手机号码，她紧张地听着那边传来的动静：先是长音，后是卡掉的声音，再后来，是短音。她以为夏明德不方便接电话，就等了一个多小时，那边还是毫无音讯。她将短信发过去：“我是小于，到这个城市出差，顺便看看你。就这一次，以后再不打扰。我在涪江宾馆5楼509房间等你。”过了半小时，那边发来一条信息：“很忙，脱不开身，以后再说吧。”既没有抬头，也没有下款。干干巴巴，冷冷冰冰一行字，看得于卞莉浑身发凉，她最后一次痛骂自己：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一点自尊都没有，死到临头还这样丢人现眼！
她忽然没了任何牵挂，浑身轻飘飘的。她到卫生间，梳洗打扮了一番，将一张名片小心地揣进裤兜里，没带任何其他物品，就步出房间，乘电梯爬上十楼。她猜想五楼不保险，万一不能“好死”，摔成个残废，还得“赖活”着。
上到十楼，推开临街一面走廊的窗子朝下望，黑漆漆的，窗台有点高，也不好往上爬，腿有些发软，于卞莉又乘电梯下去了。在一楼，她买了一瓶白酒，三十多元，她都没问牌子。又要了一盒香烟，十四元钱的，也没管是不是名牌。回到套房里，关上门，她开始抽烟，她从来没有过抽烟的经历，只是知道将烟吸进去，再从鼻孔里冒出来，试了几次，呛得直咳嗽，进入不了状态，便作罢了。接着，开始喝酒，没有任何饭菜，就是干喝，她要让自己受罪，把自己的胆子壮起来，然后义无反顾地离开这个世界。
她过去有过喝酒的经历，那是在会餐或宴请的场合，喝的是果酒和啤酒。这是第一次喝白酒，而且度数接近60度。她闭着眼，咕咚咕咚一口气喝掉了多半瓶，喝得眼泪都冒出来，满脸通红，热血沸腾，开始有一种想做某件事的冲动。她有点迷糊地又打开房门，再一次爬上十楼。她在楼道里踉跄了一阵，借着灯光，发现一扇窗户通向一个宽大的阳台，其实是平台，有半个篮球场那样大。她打开窗户，钻进去，一阵风吹来，她差点摔倒在地。站在平台的中央，于卞莉脑海中一片空白，似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她不知道应怎样走，不晓得该如何结束眼前的一切。她就那样呆呆地站着，站着……
忽然，一个声音从什么地方飘过来，阴阳怪气，而又飘飘渺渺：“一直往前走，不要往两边看，你看，地是多么得美，天是多么得蓝……”这声音极其耳熟，指引着她，诱惑着她，往平台边上走，她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很快，“有人跳楼了”的喊声在夜空中回响，警车呼啸而至，救护车也很快赶到。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人已气绝身亡。警察从她的衣兜里搜出一张名片：于卞莉，东海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副主任，副教授，省机械学会理事。
就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在2001年6月23日，在她43岁生日的前夜画上了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