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梦如是（3）
伊朗与西藏的人民都有着浓厚的宗教情绪，但这只是表面的相似，而宗教却并不相似。与佛教不同的是，伊斯兰教是一个产生于商业社会的宗教，具有强烈的主动进取和扩展精神，它的仪式和教义与世俗社会及平民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霍梅尼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是一个作为人存在的宗教领袖，因此他可以从世俗生活角度去完成世俗的政治任务。伊朗从来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的人民具有充分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政治意识。它的现代化和国民所受高等教育都是按照西方标准进行，这使得伊朗具有一个在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中产阶层，霍梅尼就是依靠这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完成他的伊斯兰革命的。
在模仿“霍梅尼道路”没有取得效果之后，流亡者们又把眼光投向巴勒斯坦。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像巴勒斯坦人那样，用恐怖主义的方式才可能在西藏问题上取得进展。持这种看法的是以“西藏青年大会”为代表的在国外出生长大并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而达赖喇嘛并不赞同。但年轻人或许是对非暴力的无效感到失望，因此才寻找另外的方法。
我在西藏的时候，正是西藏发生一系列“恐怖爆炸事件”时期，就我所知，那些所谓的爆炸基本没有造成什么人员或物质损失，因此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更不用说国际影响。其原因也不是“那些恐怖活动还没有达到巴勒斯坦人的水平”，而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那样的水平。
正如达赖喇嘛对藏人的评价：“你们肯定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温顺、多么听话。因此，从实际上来说，在我们这种情况下采取暴力活动无异自杀。”
以恐怖主义方式来对付中共，从来都是无效和无意义的，那种“这样可以使中国人心惊肉跳，可以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的想法都只是流亡者们的想当然。除了中共当年就是以恐怖活动起家，所以深知其中三昧外，今天中国所有重要和有效的舆论和信息传播手段，都在中共严密控制之下，无论发生什么匪夷所思的事，中共无需做任何特殊处置，只需要管控言论渠道，按照他们的目标去压制去疏导。一个星期后，民情就退潮。一个月后，基本平复如初。一年后，记得的人都不多了。
“911”之后，国际社会对所有恐怖活动采取了严厉取缔和反对的态度，恐怖活动中原有的某些道德成份被彻底去除，再也不存在什么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恐怖行为的区分。巴勒斯坦的反抗者们在这种形势下也宣布放弃和反对恐怖活动。因此，西藏流亡者们的恐怖主义方式无疾而终，否则不但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支持，反而会给自己的事业带来灭顶之灾。
达赖喇嘛和流亡者们最近的机会，显然来自于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时中共因为其残暴行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指责和制裁，从而陷入孤立困境。达赖喇嘛除了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加紧外交活动，争取到了过去没有得到过的同情与支持，同时，他还与因为“六四”事件而从中国流亡在外的中国民运人士进行联系，结成反对中共的同盟。
不过，尽管中国民运人士反对中共，应该被视为是严肃而认真的人，但他们的政治目的与政治利益与西藏的流亡者们或许不同，只是由于处境的艰难和共同的敌人而结成暂时的盟友，肯定最终的结果还是取决于自己的政治利益，而非所谓的正义与公理。
在试过了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之后，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的离世和中共高层的变动，中共开始了由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新生代”统治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这个相信实力的世界，逐渐放弃与中共疏远的政策。中国在日益迅猛的全球化进程中获得重要的地位，加上西藏社会进一步的世俗化，导致中共统治的相对稳定，世界许多更为重要事件的发生，西藏流亡者们的声音开始减弱。虽然还有许多国际民间人士和团体不断地在关注西藏，但显然解决问题的进程已经停滞。
对达赖喇嘛和流亡者来说，时间的流逝使西藏社会的世俗化更加严重，那里发生的变化达赖喇嘛和流亡者们很难控制。另外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而他显然不可能像中共的领导人那样顺利地完成他的继承，特别是政治上的继承。如果他圆寂后在西藏出现他的转世灵童，那么将会使西藏人民产生宗教认同上的差异。 因此他曾经在1993年就宣布他将是最后的达赖喇嘛，今后不再转世。（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