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无我（3）——西藏，凝眸七年（连载十九） 风版2020-11-12 16:32:11
第三章 众生无我（3）
朋友贺诚
贺诚是我们庭里的法官。他在那里工作的时间比我早得多，大概在经济庭组建时他被调到庭里，所以我刚到庭里任书记员时他已经是助理审判员了。
贺诚并没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经历，在当时他的学历是高中。他到法院是他在中共军队服役期满后分配到法院工作的。退役军人被安置到法院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与当时中共的各级统治者大多出身于军功阶层有关。他们认为法院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因此用军队出身的人员来掌控这个工具是最为可靠的。而具有法律专业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则最有可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因此是不可靠或不可信任的。当时在中国法院系统内退役军人的比例曾占到50%，有的法院高达80%。
不过，也许是在城市长大的缘故，除了他随时身板挺得笔直外，在贺诚的身上看不出任何军队的痕迹。我反而感到他聪颖、悟性极高并且有上进心和明确的目的感，因为他能在办案中很快地掌握业务知识，没有多久他和我就在一个合议庭里并成为庭里的业务骨干。1985年他通过考试成为全国法院法律大学的西藏班第一批学生，也就成为我的学生，只不过他从来不叫我老师而仍称我为小段。
贺诚是四川重庆人。与我是同时代出生的，所以我们很快就成为要好的朋友。他长得高大英俊，但看去有些儒雅之气，他不像大多数四川人那样说话速度极快，而是显得慢条斯理，所以外表看来内向但时时却流露出孩子般的快乐和纯真。他很喜爱跳交谊舞而且跳得很好，常在下班后邀约大家去参加各种舞会。没有多久他就成为我们当中活跃而不可缺少的人物。在我们自认为的“靠山屯西屯” 的朋友圈里都称他为“贺老五”，这个称呼是出自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一部讲述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军队与日本军队作战的电影《东进序曲》中一个人物的名字，并不是按年龄来说他位居第五。
贺诚是我们这一群年青人中唯一在西藏结婚并在拉萨安家的。他的妻子在西藏自治区医院工作，所以他的家也在医院。但他经常下班后和我们在一起。贺诚有一手做菜的好手艺，特别是火锅做得好，这大概因为他是重庆人的缘故。那时拉萨的牛毛肚很便宜，大约人民币五毛钱就可买到一个。贺诚由此经常可以展示他的手艺，有时在他家里，有时在我的住处。每次他做火锅时总要在最终烹调结束时很神秘兮兮地掏出一个瓶子往锅里放几粒药片，据说这样吃起来才香，经我多次追问，他告诉我是一种医用的镇静药之类，但是否真有如他所说的奇效也不得而知。大家每次都急于饕餮也就对此种说法一笑了之，不过我们借口品尝他的手艺到他家去混饭倒是经常的事。
与贺诚一起下乡是一件愉快的事。记得我们到昂仁县去的时候，在浪措果浪湖边的一个藏族村子，几个藏族姑娘很喜欢英俊的贺诚，于是他被她们紧紧地夹持着挤坐在卡垫上，左一个右一个地倚着他和他谈笑。贺诚显得有些尴尬，我们和姑娘们却都为他的狼狈而哈哈大笑。另一次到阿里，早晨从22道班出来，路上碰到一只黄羊，大家商议打来做午餐。几人射出数枪都不得要领，这时贺诚大叫“看我的”，随即举枪瞄准，枪响羊倒。大家赞不绝口，贺诚也洋洋自得。不料中午在一河边野炊，罗布剥洗黄羊发现是一怀胎的母羊，顿时破口大骂贺诚。我们都知这不是贺诚有意而为，大家劝解后罗布才悻悻然罢休，但警告下不为例。贺诚则得意之情全无，只能唯诺答应。无独有偶，下午在路途中又发现路边有一群咕咕鸡（一种在戈壁生长的不大会飞的野鸡，因多吃野地中贝母、虫草等贵重药材而称为贝母鸡）。两只大鸡带着一群拳头大的小鸡在缓坡上觅食，昂然一个和睦的家庭。这时大家邪心又起，摩拳檫掌准备狩猎。罗布见此状况只好警告只准打大鸡不准打小鸡，贺诚满口答应，举枪瞄准，随着枪声一只小鸡从坡上滚落下来。罗布见状又怒发冲冠地大骂起来，贺诚只好又虚心认错，难堪过后发誓今后不再打猎。
贺诚多才多艺，除了跳舞以外，还喜好摆弄汽车。我刚去时他骑一辆庭里配发的摩托车，以后就经常驾驶汽车，驾车技术也很不错。但他最喜爱的是摄影，在这一点上我们俩可谓是志同道合，下乡的时候我们总是一起沉浸在拍摄的乐趣之中。我们常在戈壁的黄昏为等候晚霞灿烂的一刻而长久地忍受寒风的凛冽，也常为一个精彩的画面而奔跑得筋疲力尽。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贺诚化了近3000多元人民币（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买了一台MINOLTA.XD7型相机。他也拍出了不少堪称经典的照片，参加了几次摄影展并获过奖。而我则是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因此和他相比也就缺少那么一种认真的劲头。
贺诚的妻子叫刘晓燕。是一个活泼爱笑的女孩，在医院的病案室工作。贺诚和他妻子的父母原来都是上世纪50或60年代进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后来调回内地，所以他们都是第二代在西藏工作的汉族了。他们夫妻俩有一个小女孩，但从小就在重庆贺诚的父母家，所以我从未见过，这也使得他们在拉萨的生活相对轻松一些，加之二人都年轻好动，日子自然也还潇洒自如。刘晓燕和贺诚一样都爱好跳交谊舞，所以她也常和大家一起参加各种聚会。和大家在一起时刘晓燕显得外向而能干，常帮助我们处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我包饺子的手艺就是她传授的。有的时候既使贺诚不在家，我们也会跑去找刘晓燕蹭顿饭或是和她聊天，久而久之她也成为我们朋友中的一员。
也许是在西藏的日子久了，入乡随俗贺诚也就有了喜好喝酒的习性，酒量在我们之中自然也是数得上头几名。他在喝酒时一反往日的温和而显得豪情万丈，而且从不面红耳赤，也很少看到他烂醉如泥的时候，喝多了最多是一吐了之，颇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概。所以我们下乡时凡是有酒的应酬多是由他奋勇抵挡，我等则隔岸观火乐得在一边轻松。不过为了喝酒他的夫人刘晓燕并未少劝导和指责他，俩人为此经常发生不愉快的争吵。
贺诚比我早几个月离开西藏，为了照顾他年幼的女儿，他想尽办法终于调到了重庆市中级法院工作。只是由于当时中国的人事制度，他的夫人无法和他一起回到重庆，还留在西藏，因而他们夫妻只有过着天各一方的分居生活。
我离开西藏后曾到重庆和他见过两次面。在冬天的嘉陵江边的一条被牛毛细雨浸润得发着幽然青光的石板小街上，我俩在寒气逼人的江风中坐在热腾腾的火锅前慢斟细酌，回味和感叹着在西藏的那段生活和那里的人和事。那时他的夫人还在西藏，他仍然一个人和女儿相依为命。几年不见他仍有西藏那种豪气和爽朗，生活中的重负也许都被他压在了自己的心底。
贺诚和我同属一代人，都成长于疆域人民还在但精神的神殿已然堕落坍塌的时代。这一代人与他们久经劫难的家园一同经受着在历史的命运中挣扎的过程，因此他们有着前人与后人都无法经历的独特的追求、喜悦、痛楚和有时无法言说的种种生命的体验。时至今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处于边缘化的缝隙之中，但和我或贺诚一样都还保持着对于已经湮灭的故国的追思。我还记得我俩在重庆冬天的那条石板小街上借酒生情发出的一声长叹，一声长叹在寒风中余音绕梁。我不知道贺诚今天是否还像在西藏那样，抱着自己的照相机不辞辛劳去地发现那些还能激动人心的画面？是否还像我一样时时翻看那些当年西藏的照片？不过我知道无论如何西藏已经注入了他的生命并成为了一种良知与感情。
简单的罗布
罗布是我们法院的专职汽车司机。那时车辆和驾驶员都由主管后勤事务的院办公室管辖，只是我大多数下乡都是罗布开车，我们自然也就成为朋友。
罗布的全名是罗布旺阶，藏语的意思是“永远的宝贝”，当然这是他的解释。不过这解释也倒名符其实，因为他总是给大家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宝贝。
罗布自小在阿里长大。他的父亲原是阿里公安处的处长，这也使得他在那种边远的环境里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对于藏文和汉文他都基本不认识。因而他15岁就在阿里地区的汽车运输总站做了一名司机，在藏北的戈壁荒漠中来往。后来他的父亲调到拉萨任西藏自治区检察院的检察长，他也就随着来到了拉萨。
正因为罗布对藏北的熟悉，所以院里大凡到藏北的差事都交由他去，他自然也愿意。他下乡时总是带着两件他认为是宝贝的东西：第一件是藏北牧民的那种厚厚的皮袍，这是非常实用的东西，白天冷时穿上比我们发的皮大衣管用得多，晚上把腰带一松，皮袍可一直盖住脚底，完全就是一个极不错的皮睡袋。我们在杜佳里的时候，夜里下起了暴风雪，我们住的房子年久失修，除屋顶有个大洞，雪片飘然而下，墙壁也四面透风。大家把头缩进被子仍在发抖，难以入睡，只有罗布在他的皮袍庇护之下鼾声如雷，惹得众人羡慕不已。第二件是一个随身带的装糌粑的羊皮口袋，除了做装口粮的容器，往里灌些酥油茶水隔着皮子就可以揉抓糌粑，又做口袋又做碗，一物两用。刚开始大家对他的这玩艺不以为然，后来便感到了它的用处，因为在戈壁上无法保证按时或定点能吃到饭，或者有时为赶路而不想做饭时罗布的羊皮口袋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当然那是在一个没有任何方便食品和瓶装矿泉水的年代，如果在今天，他的羊皮口袋一定会被时尚的青年们嗤之以鼻的。
罗布在下乡的路途中一般不喜欢像其它人那样按点按顿地做饭，他喜欢在肚子饿了的时候去找一家牧民或农民，花几元钱打壶酥油茶，然后简单吃些糌粑，有时顺便蹭点牛羊肉、酸奶之类。当然如果是碰到好客的拿出青稞酒的话，那时间可就无法预料了，不过这时罗布并不会着急，按他的理论就是：不用急，今天到不了明天会到，明天到不了后天会到。
在拉萨生活了许久的罗布仍然保留着在戈壁中养成的豪放不羁，在枯燥的旅途中他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欢乐。记得当我们从阿里狮泉河镇去普兰的途中，一路车少人稀，罗布吹嘘说沿路常能捡到各种车上掉下来的东西，要大家好生注意。话音刚落他一脚急刹车，说他看到地上有一包红糖，像是货车上掉下的。结果下车一看原来是堆牛粪，大家一阵哄堂大笑。后来在众人的打趣中又停了几次车，罗布终于捡到了一块车上掉下的牌照，算是证明了他此言不虚。
当然，在旅途中他常常与我谈起在阿里他的青春、爱情、欲望、欢笑、苦恼乃至艰辛。有一次他和我说起当年他所在的车队一辆车在阿里到新疆的路上翻车，他们救援回来时他就和那翻车死去的司机坐在货车的车厢里。为了不让死者在颠簸中来回滚动，他不得不在路途中一直把死者的双脚紧紧地抱在怀中。也许年幼时就如此近距离地目睹死亡使得他对生命中自由的真实更加看重而对那些虚伪的所谓规则不屑一顾，他会在高兴的时候停下车来在戈壁上大跳迪斯科，不得不赶路的时候他也会随音乐的节奏把换挡、踩离合器和油门甚至转动方向盘的动作全都变成迪斯科的舞蹈动作，使不了解他的人看了心惊胆战。不过我倒能理解他的这种散漫的秉性，下乡时每到一地，我基本都是让他把车子交给我们，然后他就可以自在地去寻故访友，有时数日不归。记得那次到阿里，我知道他在此地朋友极多，因此第二天就让他自由行动。为此我在地区中级法院借了一辆摩托车给他，只见罗布跨上摩托车，一阵轰鸣，前轮高高离地绝尘而去。自此三日不见踪影，第四日有人打电话叫我们到医院的职工宿舍，到那一看罗布酩酊大醉，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一旁有个藏族女孩看着他束手无策。原来罗布与这女孩相识，罗布在她这儿喝得大醉，她无奈之下只有通知我们。此时我们只能苦笑着不停道歉，赶快把罗布扛上车送回宾馆。
但有时罗布对于生命似乎有着自己的理解。也是在阿里的时候，当我们快到狮泉河镇之前在河边洗车，不远处坐着一个孤独的行人。这时一只狗跑来悄悄叼走了这行人的一张羊皮，这人追赶不及但看到我们有枪便上来用藏话向罗布求援。罗布满口答应，提起冲锋枪一个跪姿瞄准，枪响狗倒，那人拣了羊皮千恩万谢地走了，罗布也洋洋自得了一番。到了狮泉河镇吃完晚饭，罗布就莫名其妙发起了高烧，昏迷不醒，大家把他送到医院输液。我和贺诚坐在床边守到天亮，而罗布醒来后看着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太后悔昨天打了那只狗，我不打，我也就不会发烧了。其实我从未见过罗布到寺院里去朝拜，也未曾听他谈过对宗教的信仰，但我却发现在生活中罗布仍然有着对神灵本能的敬畏和对生命诸多的禁忌。也许这本来就是藏民族精神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份，这种精神的想象能使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即使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和雪山上无所着落时，仍不至于感到孑然一身。
和西藏的大多数司机一样，罗布也有着无酒不开车的习惯，因此每次下乡的时候我们都要弄上一箱啤酒放在车上供他享用。他即使喝得烂醉但只要坐在方向盘后就自然可以把车开的很好。那次我们从杜佳里返回的时候，他和我们的益桑副院长大喝了一通，醉醺醺地开着车一路狂奔，我开着另一辆车提心掉胆地在后面追赶。只见他左脚吊在车外晃荡（车门未关），右脚踩住油门不放，直到他内急难耐下车在寒风呼啸的雪野里大大方便了一阵才逐渐恢复常态。还有一次是我们离开阿里前，阿里中级法院邀请我们逛林卡以示欢送。酒从上午喝到傍晚，所有的人都已是昏昏然。返回时罗布的车上挤了7 个人，每人手中都拿着一瓶酒，一路边喝边唱。车子歪歪扭扭终于回到我们住的阿里饭店，我扶着罗布走进大堂，罗布回头问道：我们是怎么回来的？我说是你开车回来的，他又说：那我的车呢？我答停在外面。这时罗布称他要方便，要我先走，回到房间好一会不见他回来，我又返身去找，原来罗布从卫生间出来弄不清楚自己住那个房间，所以还在走廊里跌跌撞撞的四下寻找。我带他回来他一头跌到床上，只听一声巨响，床板被他沉重的身躯压断，罗布躺在地上睁眼茫然地看看我们紧接着又合眼睡去，而大家先是愕然，然后便相视大笑。
我讲述罗布的这些事并不是要说明他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罗布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他很爱护他的车子，每次下乡前他都会把车子维修到最佳状态，以保证大家的安全。他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年幼可爱的儿子，离家时间一长他就会豪不掩饰地思念她们，有时甚至是归心似箭。尽管所受的教育不多，但罗布决不是一个鲁钝的人，他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新事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常要我讲述外面那些他闻所未闻的事情，特别是关于其它民族的问题，他会和我们一起讨论，精彩之处他就会哈哈大笑，其神情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尽管罗布的父亲位居中共的高级官员之列，但罗布身上却没有半点纨绔子弟的影子而显得十分的平民化。他从不和那些高官的子女们来往，除了我们这些朋友之外，他喜欢交往的多是农人牧民贩夫走卒。这也不是他有意而为之，因为在他的思想里从来没有任何关于政治或民族主义的意识，只是由于他年幼时艰苦的生活经历和他那追求生命最真实体验的天性使然。
罗布其实很简单，他只不过是戈壁荒漠中一个率性而行的快乐而自由的精灵，如此而已。（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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