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2010-09-15 00:59:59
zt :专访舒云:寻找林彪事件的黑匣子

信源:老高博客|编辑:2010-09-13| 网址:http://www.*****.org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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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忌日“九·九”刚过去,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彪的忌日“九一三”又到了。

“九一三”在走过那段岁月的人的脑海中,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而当笔者对军队女作家舒云进行笔访,读到她的答复时,不免吃了一惊:1971年“中共中央关于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我一个字也没听过”;“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林彪的‘罪行’我还是一无所知”。

用她自己的话说,“也许这是我的幸运?使我在打开中共党史大门的20年时间里,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视角,来评判林彪和林彪事件”。她锲而不舍地努力,调查百余亲历者和知情者,采访笔记厚达数尺,获得很多惊人的发现。在发表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40万多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册),“对九一三事件作颠覆性的总结”;后来几年,她又陆续出版了《林彪画传》、《林彪日记》(上下册,均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记得作家孔捷生写过一篇关于周恩来“道德神话”的文章,标题是《本世纪最后的“黑匣”》。“最后的”?我想,他还是低估中共制造黑匣的产量了,二十世纪的黑匣子还多着呢!而林彪事件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舒云所写和编的这三本书中,稍晚出版的《林彪画传》、《林彪日记》,我只是翻阅而未细读,细读的是最早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重的阴谋气息----并不是林彪对毛泽东搞阴谋,恰恰相反,是毛泽东对林彪搞阴谋。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冠冕堂皇的“三要三不要原则”,毛泽东是否搞“马克思主义”姑且不论,他却是不择手段地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看来当局强加在林彪头上的罪名,都是子虚乌有;林彪是中了“套”,成为政治陷害的牺牲品。

舒云对于笔者的有些问题,不便回答,请笔者和读者理解。我当然理解,不仅理解,而且对她所作的工作表示敬意。以下是我稍作整理的舒云答问。

为什么祝林彪是“永远健康”?

老高:舒云女士,你好!祝贺你上下两大厚册新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出版。你本人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如何?那时对林彪有什么样的印象----见过他吗?

舒云:我从来没有见过林彪。“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上小学。我没有参加过红卫兵、武斗、大串连之类,基本上算是“文革”的旁观者。但是这种儿童视角,可能使我对“文革”的认识与众不同。

“文革”开始后的三年,我一直在北京,却无缘见到林彪,也没有见过叶群和林立果。“文革”前我似乎对林彪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个时候不宣传个人,加上我那时年龄小。那时也不是到处挂毛泽东像,但因为天安门城楼上有一幅巨像,所以对毛泽东印象还有一些。“文革”初期,到处挂起毛、林的彩色巨照,突然把林彪和毛泽东平起平坐,使我对穿着军装的林彪印象极深。不过我那时搞不明白,为什么祝毛泽东是“万寿无疆”,而祝林彪是“永远健康”?几十年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彪身体不健康。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最后一次,是他乘车环城一周,我也在家门口看,等了很久车队才来。车开得非常快,我又是近视眼,根本没看清飞驰而过的毛泽东和林彪(车上有没有林彪我也不知道)。1968年国庆节,我们学生作为群众队伍通过天安门,我还有机会见到领袖。凌晨一两点我们从北郊步行到王府井,坐在地上等到十点多,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林早就不见了,只远远看见城楼上有个穿灰衣服的,也看不清楚,我认为是周恩来……

高:“九一三”事件时你在哪儿?听到文件传达林彪的那些“罪名”、“罪行”时你感觉如何?后来对林彪的看法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

舒云:我15岁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8岁到兰州空军当兵。“九一三”事件前,我已经办好了调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手续,不然的话,就走不了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包括林彪叛逃的通知,我一个字也没听过,我又不看报纸,所以林彪有些什么“罪行”我一无所知。

高:一无所知?当时中央要求“家喻户晓”,看来还是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对林彪“罪行”一无所知是我的幸运

舒云:关于林彪事件,我有三件事印象极深。

一件是我离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前,听说连里干部(都是现役军人)到团部开会,门口是荷枪实弹的卫兵。那个年代保密观念非常强,可也不至于团部开个会门口还站岗吧?据说是传达中央文件,传达中央文件怕什么呢?我搞不清楚。

第二件事是我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住在一位叔叔家。显然他们是知道内情的。有一天我在桌上看见一张字条,像他们家孩子写的,字体很幼稚,写的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意思一看就明白:林彪倒了。我大吃一惊:红得发紫的林彪,倒了?

第三件事是这年国庆节没有像以往一样在天安门聚会庆祝,而是改成了“游园”。虽然那时我还未成年,不会把事情联系到一起想,但也模糊感到,再也不是“文革”初期的毛泽东和林彪了。可是,林彪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为什么如临大敌呢?当然,我更想不到林彪想跑到苏联去。

对林彪的罪行我确实没有印象,倒不是不相信,也许是因为我不关心政治。我真正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文革”中上了一年中学,没读一本书,就下乡了。一个小学文化的人,我就是想关心政治,也不知道怎么关心。

之后我到偏远的西北当兵,营房的后面就是大山。部队每天三班倒,一星期上四五个夜班,白天睡觉,每三天中有一个半天训练,或者种菜地。班里没有报纸,更没有电视,又不让听广播,甚至没有手表,一天到晚搞不清时间。因为经常值夜班,轮到政治学习极少,或者说政治学习我没往心里去。“批林批孔”我倒是参加了,但我是“后门兵”,怕把我送回去,怎么有情绪关心与我没有更多关系的政治?总之,我虽然有一大堆问号,但并没有想搞清打倒谁,为什么打倒?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身在大西北山中的我还是既看不到电视,也听不到广播。报纸那时倒是有一两张,只是我已经养成不看报纸的习惯了。所以对于林彪的“罪行”,我还是一无所知。

也许这是我的幸运?使我在打开中共党史大门的20年时间里,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视角,来评判林彪和林彪事件。

有人至今不说林彪事件情况

高:你是从什么时候对写林彪事件感兴趣的呢?

舒云:我一直坚持业余写作,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写林彪是在进入聂荣臻元帅传记写作组后,才慢慢做起来的,刚开始不敢想。

高:你当时读到或听到什么,触动了你,使你产生进一步了解林彪其人其事的冲动?你在这些过程中,得知各方面人士,例如老帅、将军们,对林彪其人其事看法如何?

舒云:1987年,聂帅传记组成立,老作家魏巍担任组长,我被调去当秘书,同时负责撰写作建国初期和“文革”这两章。从此我开始接触中共党史。采访聂帅,必然要听老同志讲到林彪,听到一些老同志对《聂帅回忆录》有些意见,认为不应该那样写林彪,这使我对林彪产生兴趣。这也是缘于少年时代对林彪由“神”变“鬼”的深刻记忆。我的第一本书《开国纪事》,专门写到开国大典时,林彪没有来北京参加庆祝,而是在前线指挥衡宝战役----这是唯一跨越开国大典的大战。这使我对林彪顿升敬意。

我的第二本书《天安门下的握手》,采访到林彪的部下苏静、谭云鹤和阎仲川(注1),战争年代他们都在林彪身边。尤其是苏静,平津战役期间,被林彪最先派进北平,代表他与傅作义那一方的代表谈判。我在书中写到:以林彪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信,说了傅很多罪行。这封信署名“林彪”,交给傅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让他回去后立即交给傅。但是这封信并不是林彪写的,是总部写来的。因为信没有封口,邓看后不敢交,由苏静请示林彪。林彪说这封信是严厉了些,暂时不交也可以。但很快中央军委来电催,要尽快交。傅的女儿和秘书谁也不敢把这封信当面给傅,最后悄悄放在傅的办公桌上。所以傅是在协议签字之后才看到的,傅非常生气。傅的女儿说,如果在签字前看到,他不一定会签字。傅本人认为,是不是因为抗战胜利后他夺取张家口,给毛写过一封电报,说让毛为他执鞭(当马夫)引起的?

此书被台湾盗版,以《危城之鉴》的书名出版,说今日之台湾就是昨日的北平----看看中共怎样劝降傅作义吧!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这本书。

后来我在写有关罗瑞卿、杨勇等人的书时,也都有意采访一些林彪的事情。我在这些书中提到林彪不多,提到的也多是战争年代,基本上正面肯定。这样慢慢地,林彪的材料就积累多了。

高:你是用什么名义调查,是用业余时间还是工作之便采访?

舒云:当然积累林彪材料是我的个人行为。我只是想从历史、纪实、新闻结合的角度,来探讨林彪事件,如实写出我的调查情况。

在写作“聂传”前,我已经开始业余读大学,那时我上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拿到了一张大学文凭,并曾经三次报考研究生。最后一次成功了,但要把我转到武汉某大学。我那时好不容易回到北京,所以就放弃了。进入聂帅传记组后,我深知自己的功底浅薄,又脱产读了一所大学。在上学的同时,我还在进行林彪事件的调查采访。

高:你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作调查,在中国大陆,林彪问题还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你的采访对象对谈出这些往事没有顾虑吗?你是怎样得到你的采访对象的信任呢?

舒云:采访对象谈解放前的林彪,没有顾虑,他们刚开始很少谈到“文革”中的林彪,或只说些皮毛。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想写林彪的书,所以也不着急,慢慢地采访,谈多少算多少。

关于“九一三”事件,我边调查采访,边发表一些文章。写了傅崇碧、余立金等几篇,这样,很多“九一三”事件的当事者也开始信任我,愿意谈出一些情况。后来又发表了《林彪座机飞行员潘景寅》、《噩梦九一三----九一三中的小人物》等文章。采访对象对我熟悉了,也就愿意说了。

但至今,仍有人不说。

为什么当局不作调查、鉴定?

高:你的调查,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在调查写作中,谁对你的启发最大?

舒云:“九一三”事件,简单地说,就是一夜跑了两架飞机。但因为时间、空间的原因,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整地经历“九一三”事件。所以每个当事人都只是了解自己所在的一点,我就得找很多很多当事人,将他们了解的点滴情况集合起来,才能拼凑出完整的“九一三”事件。

我对王年一老师(注2)非常敬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敢于公开在官方的会议上同情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使我非常震撼。

高:调查中谁的证言最有价值?

舒云:我觉得我的采访对象说的都有价值,哪怕一句话,我也会如获至宝。

我会久久回想我的采访,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高:你的调查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舒云:1980年审判“两案”时只发现一个林彪的“手令”。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了“手令”实际上有横竖两个,而且有两个人证实看到了第二个“手令”。(《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书中有详细叙述----高注)

高:对谁的调查让你感到最遗憾呢?

舒云:遗憾的是还有一些“九一三”当事者我没有采访到,有的带着心里话就永远走了。

很多“九一三”事件的当事者心中都清楚,如果真想搞清“九一三”事件,就不应该这样毫无调查。比如,(林彪卫士长)李文普到底是自伤还是他伤?谁先开的枪?当时林立果急于跑,为什么要打李文普一枪?看来,是李文普说下车看看,林立果还没反应过来,李文普就下了车,然后李自己打了自己一枪。林立果一听枪响,本能地也打了一枪。

至于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萧某从后面向红旗车开的那两枪,可能在李、林两枪之前。

这些事情,现场那么多人,只要让大家都回忆一下,再对李文普的枪伤做个鉴定,就清楚了。可为什么不对李文普的枪伤作鉴定?为什么不对那天那辆大红旗作鉴定?

难道不需要真相吗?

1980年审判“两案”时只发现一个林彪的“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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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小档案】

舒云,女,安徽宿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传记文学写作,曾参加聂荣臻元帅传记组。擅长从历史、新闻的角度,用纪实的笔法来撰写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出版过《罗瑞卿大将》、《百战将星杨勇》、《开国纪事》等十几本书。从1987年开始研究林彪事件,近年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以调查九一三事件为主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以及研究林彪一生、包含千幅图片和十多万字文字的《林彪画传》,以及上下两厚册《林彪日记》(与李德合著,李德1928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45年参加革命,前总后政治部副秘书长。1959年12月至1964年10月任国防部长林彪办公室中校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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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著《林彪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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