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两会期间我正在国内，温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那天正与几个朋友吃饭聊天，包间的电视正在重播上午记者招待会的场面。白天的实况转播没有看到，因此晚上的重播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当招待会快要结束时，温总理提到了重庆的事情，虽然没有点名薄熙来，但是口气很重的谈了当时国内外非常关注的王立军事件，提到了文革余毒，提出重庆领导要反思。我当时就说，看来中央对王立军的事情有决断了，薄熙来这次够呛。果不其然在第二天新闻就播出了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领导职务的决定。
中国的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其性质早就被定性为一场动乱。但是历时十年的运动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也影响了那时的讲话风格和语言习惯。薄熙来在重庆发起的唱红令人想起了文革的场面，经历过文革的人们自然耳熟能详，人们担心文革会不会又卷土重来？文革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文革的原罪并没有得到清算，历史再一次被人为地折断，下一代并不清楚文革以及文革给人民、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这是令人担忧的。而更让人担忧的还有国内竟然出现了为文革叫好的声音，如果是年青一代不了解真相也就罢了，恰恰是一些经历过文革的名人却在为文革叫好，早已达成的社会共识被悄然推翻，社会意识的分裂初见端倪。
以这次薄案为例，文革式的语言还随时可见，从公诉方对薄熙来的申辩呵斥为“拒不认罪”、到国内舆论的“狡辩”评价等等，足见文革式的思维以及那时的革命语言在人们脑海中的影响至深。
在英国灭门案后，英坛的争论也是相当的激烈，就连当时任BBC专栏作者的曾飚也在一直关注，后来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杜安祥在哪里？”，这篇文章我注意到他说到了语言习惯问题：
“八十年代出国人，在海外各国已经稳居社会的中坚，他们与我们在语言上有一个断层。最大的区别是他们还没有经过王朔语言的洗礼，他们正直，坚定，但是依然习惯了使用革命话语；我们这一代，要么抛弃了革命话语，要么调侃革命话语，还有就是拿革命话语当做新的时髦。
在杜安翔事件之后，我在海外网站文学城上看到一些评论。让我最感兴趣，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们使用的语言。我感觉他们应该很多是80年代出国的一代人居多。”
曾飚所说的革命话语我理解其实就是文革语言，这种语言习惯对于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们来说是很难改变的语言习惯。
以文革的方式来审判或者评论一个被现在的人们理解为试图恢复文革的人，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