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3
第二章、我的家世和参加革命
22、我的家世
我叫周德高，又名林木，一九三二年出生于柬埔寨马德望省思维即村。父亲是从广东揭阳县飘洋过海来的农民，在那里当修筑铁路的挑土工，就这样落户下来了；外祖父是本地的华人，外祖母是柬埔寨人，因此我有四分之一的柬埔寨血统。家门前就是那条从金边通往马德望的铁路，铁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大湖，全村和附近的乡民都食用那个湖的湖水。
记得六岁的那年，思维即村一带干旱，湖水干涸。父母带着我和弟弟逃荒到菩萨省去。一年之后才返回。八岁时，我进了寺院学校读柬文，与姨母和舅父读同班。日本投降前，泰国军队占领了马德望省，我在寺院学校又读了一年泰文。泰文与柬文都是拼音文字，容易学会。一年后就会说泰语，写泰文了。我既懂柬文，又懂泰文，所以到处惹人喜欢。
十二岁的那年，父亲把我带到马德望城，让我寄住在永通饼店，当没有薪水的学徒。从此我就远离了父母和弟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有一天，东家少爷看我年纪小，要我和他比赛包糖果，结果他输给了我。他就骂我是“倒掉种”、“电灯炮”，意思是个土里土气、不华不柬的乡巴佬。我很生气，于是我决心离开。
我转到对面水果店黄伯伯那里做事，每天清晨五时左右，就赶牛车到十几公里外的柑橘园去摘柑橘，摘满一车，就赶回马德望城里；柑橘季节完了，西瓜、红毛丹……季节又来了。每年春节，他都送我一套新衣服。我帮了黄伯伯两年后，又转到黄明强的杂货店打杂，每天要下河边挑几十担水，那时马德望和曼谷间用电报报告金价和汇率，黄明强发现我懂泰文，可以帮他赚钱，他没有收到电报时，就让我去偷看别间店的电报。
这些日子，我认识了不少朋友，经常一起到体育会去唱歌、跳舞、打乒乓、打弹子。我打弹子的技术很好，几乎没有敌手，被别人称作“弹子王”。有一天我和朋友玩得很开心，晚上回店，门刚打开，我头上就狠狠地受了一击，老板破口大骂：“他娘的，我四处找不到你，你死到哪里去了？”接着把一封电报抛过来，我接过电报，喉咙哽住，未读出声，泪水已湿透了电报纸。
第二天，我向老板辞工。他恶狠狠地说：“好！先把你预支的七十二元钱还我，否则做足这七十二元的工，才能走。”我心中悲愤交集，心想这区区七十二元，只要我到电报局偷看人家一封电报，一笔交易就不知要赚多少个七十二元……。我昨晚还以为他会不计较，会让我走；我也就开始懂得什么是“老板”了。
我去找父亲的一位姚姓朋友，他是个苦力工人。我跪在他面前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摸着我头上的大包，摇头叹气。他进去跟他的老板说了几声之后，出来交给我七十二元钱。我说：“姚叔叔，今晚我去那里睡？”他想了一下，又拉着我的手，带到一间兼卖瓷器的杂货店。店主也认识我，答应雇用我，月薪二十六元。我不知该怎么感谢姚叔叔。到了新店，除了一天三餐，我一分钱也不花。三个月后，我就将七十二元归还给姚叔叔。
不久，泰国把马德望等省归还给柬埔寨，法国又恢复了殖民统治。从马德望到泰国边境城市波比，商品要经海关才能放行。老板要我兼走海关办通关。海关的文件用法文，公务员大多是越南人，他们不懂柬语，我只会几句洋泾浜越语，就靠这点交流，我与他们建立了私人友情，明码标价地给他们应酬费，他们为我办事就特别快。
我们这间店能通关，便利了客商，老板的生意做得火红。我又把张三、李四、王五的货合在一张通关纸上，收三张费用，只付一张应酬费，两张钱进我的口袋。老板满意，顾客也很满意。有时还给我额外的小费。我打了一年多任务，就积了一笔钱。
23、进学校读书
有一天工作较闲，我坐在店门口，那是学生放学的时间，见隔壁店的两姐弟放学回来，穿着整齐的校服，背着书包，手拉手，又说又笑，真是羡慕极了。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连一个汉字也不识，难道要等到将来结婚生子才去读书吗？这一晚，我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晚上，我去见黄伯伯，希望他能让我寄住在他的家，白天让我去读书，放学回来做家务，晚上到市场去收拾水果摊档。星期六、星期日不上学，就到柑桔园去摘柑桔。黄伯伯答应我的要求。
到学校去报名，老师们见到我已经十七岁，就要我试读小学三年级。第一天上课，全班我最高大，所以坐在最后的一排。老师读着：“国旗挂起，青天美丽……”我一路跟着读，一路用柬文注音。
放学回来，料理家务、煮好饭菜，先送去给在市上的黄伯母，自己吃剩饭剩菜，洗了碗又到市上去帮忙，十时左右才收挡，然后坐在街灯下温习功课，先按柬文注音读熟之后，再来识中文，一个一个地死记下来。他家子女多，又堆满了水果，我只能睡在屋外的石阶上。没有蚊帐，就用藤席卷起来睡，头部顶住墙壁，脚用水布包起来，活象一条大粽子。
第三天的算术课上，老师手拿着藤条，往桌上一拍，厉声叫道：“周德高，上来！”我走到她面前，她翻开我的簿子说：“你看，没有一题做对的。”她命我把手伸出来，啪啪啪三下。我的眼泪直流，倒不是被打痛了，而是悲怜自己的命运。有钱人的孩子像我的年龄已经做夫婿了，可是我连三年级的算术都不会做。
第一段考，全班三十八人，我倒数第二名，我一辈子都记住这个耻辱。第二段考，我从头数来排第二名。期末考试就得了第一名。从此一路保持在第一、第二名之间，成为学校的优秀生。我自学学会了查字典，不认识的字就查，因此对课文的理解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
校长就住在隔壁楼的楼上，他每天看到我坐在街灯下温习功课直至深更半夜，夜夜如此。于是向校董会要求让我交半费，并获得了批准。从此我在学习上一帆风顺，还被选为学校风纪队总队长、篮球队队长、铜鼓乐队的鼓手，一生快乐，莫过此时。
第二年升四年级，上半年很顺利，下半年黄伯母难产致死，黄家措手不及，儿女未嫁娶，内无人照顾，外无人打理，黄伯伯执意要我帮他的忙。可是读书已经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已经十七、八岁了，再不能为一时的同情，而毁了自己的前程。
我又去找姚叔叔，姚叔叔找了一个林伯伯商量，林伯伯与几个好兄弟都是单身汉，租了学校后面的房子住，白天打工，晚上才回来。林伯伯同意我住在他们的房子的一条走廊上。我买了一个土锅，早晨起身时，放一把米一个蛋一起煮稀饭，吃好去上学。中午放学回来，同样一把米一个蛋。下午放学回来，先去挑水，把水缸装满。然后打篮球。回来又是一把米一个蛋，每天三餐就是这样过。我终年吃稀饭，体育运动强度又大，但没有影响身体的发育。每两周回家一趟，吃妈妈煮的饭。我回家除了要是米，还要劈够两个礼拜用的柴。
可是不久，林伯伯要结婚了，完婚后要搬到他太太的家乡去住，因此年底就不再租这个房子了。我已是小学五上的学生，离毕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我的级任老师——陈乐之先生，发现我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就找我谈话。我全盘向他托出，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要急，等我想想办法”。
第二天上午，陈老师把我叫去，他的姐姐也在。他说：“德高，你是个好学生。我们姐弟还有一年的聘期，我们不忍心看你失学。因此我们两人决定帮助你，你就搬到学校来寄宿，这一年内我和姐姐帮你付一半的伙食费。另一半，你去帮厨师方叔叔做工，放学后到厨房来帮忙。能帮什么就帮什么。”方叔叔很看得起我，知道我和他的侄女要好，也很高兴！所以我开口要求减免一半伙食费时，他爽快地说：“别人我不答应，但对你特别，没问题。不过你要落力帮我观前顾后。”
从我懂事以来一直受苦，因此很珍惜机会。我搬到学校来寄宿后，每天除了打扫校内校外的清洁，还主动清洗厕所和厨房周围的环境。学校和老师都很满意，方叔叔他们也满意。我自己也高兴！这一年，只要学校举办游艺晚会，我就粉墨登台，有时男扮女妆，有时出演丑角，有时还会跳舞，样样都来一手，常常得到观众的掌声，学校也筹到一笔善款，所以就对我特别优待，准于免费入学。
一年过去，陈乐之老师和他姐姐的聘期已满，马上要与我分别。方叔叔也不再承包学校的厨务。学业只剩下半年，但失去了恩人的帮助，前面的路有登天之难。我在家是老大，老二去投靠叔父，三个妹妹穷到连柬文都没读过，最小的弟弟才学走路。我还能向父母要个什么呢？我回到家，向父母表白了心愿，然后就呆坐在门前的树下……抬头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高棉孩童在放牛，心想与他比起他来，我的命运还要好得多了……
还是母亲疼我，她看见我苦思与流泪，也心如刀割。她提醒父亲：“你不是说阿强叔也在马德望市开店吗？”阿强叔叫曾合顺，原来也住在思维即村，后来搬到别的地方，生意做得顺利赚了钱，在马德望开了个杂货店，生意还做得不小。父亲叫我擦干眼泪，他匆匆地到湖边洗个澡，穿上衣服就带我到马德望市。自从我懂事的十几年来，只见父亲从来都是一条黑短裤，一件灰色上衣，一双轮胎底鞋。
下了火车，父子俩直奔曾家去。父亲开门见山地对曾伯伯说：“强兄，犬子说他再读多半年书，小学就毕业了。我无本事，现在学校给他免费。我求你给几粒饭他吃和住，不上学就帮个忙，只打扰你半年。希望你能成全成全他。”曾伯伯居然也就同意了。
24、小学毕业谋职
从上三年级到小学毕业，前后四年的苦乐人生，刻骨铭心。毕业前，我就四处托人找工作，刚好有一间新开收购谷米店要请人称谷米，我就去应了职。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就到离马德望六十公里的“吾哥比里”去上班，老板姓邝。谷米季节一过，邝老板又购进一座小型的碾米厂，我便在那里学会装修碾米机。不久，老板又把这间碾米厂卖给别人，厂子搬到离马德望三十八公里的“添磨古”镇。
新老板是广肇人，也姓周。他与金边的谷米商有生意往来，有几辆汽车运载谷米，还出租拖拉机给别人开荒耕地。我很受重用，负责帐目往来和薪金发放。但我更喜欢动手，汽车有了问题，就跟着大师傅趴到车底修，弄得油头垢面，管账先生就象一个小杂工。很快。我还学会了开汽车和开拖拉机，还学会骑马。周老板视我如亲身儿子，有一次派我到金边领取十五万现款，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不幸，父亲病了。在马德望求治无效，不得不到金边中华医院去求医。父亲到柬埔寨后，一直劳碌，当了修铁路的工人后，就为人当跑腿，收入微薄，几十年住的是那间茅屋，离不开那个小村落。我赶到中华医院见到了父亲，他说他的肠胃不好，面色很不好，住在免费的病房，喝的是中药。一个月后，父亲就去世了，我又赶到金边送殡。父亲的一生命苦；而我十二岁起，就离开他去闯荡江湖，至今也没有闯出个名堂来，有时会独自傻想：莫非是他的命运也传给我了吗？
无父兄为长，父亲的死，留给做儿子的我，是悲伤；而留给做长兄的我，是无奈。我根本无法负担母亲和弟妹的生活。幸亏弟妹都长在农村，母亲又是个意志坚强的妇女，养了几头猪，维持了最基本的生活，又带着几个十多岁的妹妹，收买禽蛋到城里卖，赚些零用钱。要说父亲的命苦，母亲的命就更苦了，中年丧夫，抚育子女，真是难为了她。
大概是一九五三年的一天，几个同学从马德望专程来看我，要动员我回马德望筹备成立“体育会”，说是要以成立篮球队，办夜学辅导班和文艺小组的方法，团结社会上的青年男女，把过去的同学和社会青年组织起来，为社会作事。他们说只要我点头，他们回去后就帮我在马德望找工作，我的心动了。
25、参加《棉华日报》工作
我二十一岁时（一九五二年）才从马德望侨校的小学部毕业，后来在马德望地区做事时，中共地下组织假以筹组成立“体育会”为名发展组织，让我读了许多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这样的左倾书籍，于是我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它的外围团体，还结识了马德望地区华侨领导人张东海、和来自越南的抗法人员蔡抗生等人。
马德望原来就有“马华体育会”、“青年会”、“精武会”这样的华人社团，我们成立的叫“群星体育会”，发起人是马德望侨界的活跃人物，活动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还有互相帮助的风气，使青年们感到集体的温暖，因此会员反而比那些老组织多。社会各界慷慨赞助，事业办得有声有色，在侨社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马德望侨党组织推荐我到金边去参加刚创办的《棉华日报》工作，从此我在《棉华日报》工作了整整十二年，从一个翻译，成为记者、又提升为记者组长、最后成为代理社长和报社经理。一九五八年中国和柬埔寨建交以后，《棉华日报》又成为事事听命于中国大使馆的宣传媒体。我出身贫苦，为人热忱，对党忠诚，愿为共产党赴汤蹈火，因此中国大使馆对我极端信任。
中柬建立外交关系后，大量侨胞申请探亲签证；由于侨社中还有一些人亲国民党，而我对柬埔寨侨社的情况相当熟悉，大使馆就将“辨别敌友”的工作，交给了我一个人。我就以记者的身份到各地调查。虽说审批签证的权力最后是在大使馆，但我掌握了“首批权”，大使馆是根据我的调查报告作决定的。
在六十年代初，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很好，西哈努克经常访问中国，而且还把儿子送到北京去读书。在这种友好的环境下，《棉华日报》自然也就办得有声有色。因为柬埔寨华侨中潮州人很多，广东潮剧团由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带队，于一九六〇年冬来柬埔寨访问，在金边演出潮剧《芦林会》，王昆仑写了一首“三娘怨”的长诗发表在《棉华日报》上，他的文采给《棉华日报》增添了颜面，争取到了许多新读者。
我担任报社经理后，做了几件事情。一是，因为排字的延误，报纸长期不能及时付印；为此我改变了排字人员的轮休制度，使排字排版效率大大提高，每天都能提早付印，提前发行，使报纸发行量从七千多份，一步增加到一万一千份。四十多年前，海外能有这样的宣传效果，令人惊奇。为进一步扩大发行量，我又筹划购置自动印刷机。六十年代，柬埔寨华侨社会心向祖国，城乡侨校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同志”，这些“成就”都是与《棉华日报》同仁的努力分不开的。
越南战争激烈进行之时，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左倾思潮也就泛滥到外交工作和侨务工作中来，原本亲华的西哈努克开始向右转，一九六八年他封闭了“柬中友协”，我们《棉华日报》发表了一份北京的“中柬友协”致金边的“柬中友协”的贺电，电文调子极高，触动了西哈努克的神经，他下令封闭全部外文报纸，从此结束了柬埔寨自由办报的历史，当然也就葬送了我们的《棉华日报》。
当时，一些右派团体想发动学生来捣毁报社，情势非常危急。我决心带领同人保卫报社，思想上有与报社共存亡的准备。记得小马兄弟对我说：“不能同年生，但愿同日死。”今天，我虽然已经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但每每回想起这些斗争的往事，心里还是很亢奋的。毕竟，年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有血性的人。
报社被封时，柬埔寨政府政治部派出警力，阻止我们寄发印刷品。小马驾车冲出警戒线，将告读者通知寄发到各地。因此，特警局起诉小马，说他企图撞死执勤的警员。我疏通了法官，结果不但没有抓人，而且判了无罪。警方要把他送到磅通省的薄波疟疾区去，然后再将他驱逐出境。我又和一些侨领到磅通省去疏通省长，省长说：“省府缺人，就把马先生调到省府来工作吧。”这样才把问题化解了。
后来，我向一些侨领借钱筹办了“四海事务所”，为侨社服务，又兼做旅行社的生意。我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在革命的狂热中度过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都成了革命队伍的一员，太太是《棉华日报》的司账员，后来又是进出解放区的联络员；女儿机灵沉着，八岁就为我送信到大使馆，一家人都献身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