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因《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获名，然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其困惑越来越深，最后竟以自杀结束生命。自杀前她与身边亲友说：“在访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发现需要砍的，还有自己的同胞。”何以要砍向自己的同胞，自己同胞的所作所为当砍。
扬州十日时，江南居民只要遇见一个满洲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年，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便战战兢兢，无一敢动。此清兵便押着这些人青壮年赴屠场，其间无一人反抗，一人敢跑。至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南京大屠杀时，如此情形再度上演。日本人抓住国军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有换了兵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众手齐指那些师长团长们。但结局却无异，指人者与被指者统统一死。有人说南人文弱，故由着清兵造次，其实北人也扯淡，抗战时的山西农村，经常是一个鬼子撵着全村人团团转，让跪下就跪下，说趴下就趴下。
梁实秋《排队》一文中道：抗战以前，人们在车站购票不排队。但日本人占领北平前门火车站后，秩序从此改良许多。何以然？因为有个日本兵拿着鞭子，来回巡视，看有插队者，上去就是狠狠一鞭，那人便一声不响排在了队尾。为此，梁先生悲然诘问：“难道中国人真需要那一条鞭子才行么？”有人不解何以每至夷狄更姓，自发或被迫的汉奸便多如牛毛，正如失望是绝望的前提，奴性实则汉奸的基础，奴性越深，汉奸越多。
读史的周作人说过一话，意味深长：“积多年的思索经验，从学理说来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读史令人心碎，少年读史，义愤填膺，成年读史，便有周作人话里的滋味了。
崇祯挽残局，无奈六下罪己诏，“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此话甚是，问题在下层，根源在上面，“朕为民父母，民为朕赤子”，既如此，子不教，父之过矣。其实也不在一君一朝，在制度。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鸦片战争前夕，中国GDP世界第一，却不堪一击。何以然？费正清认为，制度落后和官场腐败是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从康熙、雍正到乾隆，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后来有人将国人状况描述为一盘散沙，以为有了铁腕领袖，有了铁幕制度，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焕然一新，果真如此？
作家北村恨铁不成钢而愤愤然：“日本人曾经在中国无恶不作，但真比某些中国人更坏吗？他们在食品上互相投毒了吗？为泄愤去幼儿园杀幼儿了吗？把化学污染物压进地下水了吗？饿死过上千万本国人民吗？出卖过国土吗？为援助外国人牺牲过本国人吗？官员轮奸过本国幼女么？迫害过为国家而战而被俘的人吗？毒死人的企业官员不谢罪反升官了吗？”
国民性不堪至此，定是文化出了问题，制度出了问题。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鲁迅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不可谓不痛。然大几十年过去了，现状可否改观？多数人持悲观态度。作家刘震云接着道：“中国的国民性自鲁迅时代以来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阿Q精神在今天仍然适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源于他对周边环境的恐惧感，而今天我们身边这种恐惧感仍未减少。不仅没有减少，相反，中国人现在除了恐惧，还缺乏对未来的远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民性问题。”民族主义极易煽动，你可以借势利用之抵制日货，甚至可以砸毁日系车辆，然谁有能力改变这个民族的劣根性。
鲁迅说“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历史上，除夷狄对华夏的荼毒，多数时候是自己人戕害自己人，自己人屠戮自己人，其残忍程度绝不亚于外人，只是家丑不可外扬，史料中难免遮遮掩掩。
耶鲁大学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曾言：“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鲜可以用，政府可以用，官员可以用，富二代可以用，二奶可以用，唯独老百姓不能用。”对外要脸不要钱，对内要钱不要脸。时代真的仁慈了，大规模的肉体灭绝停止了，却将精力与用心全然转到了经济上的巧取豪夺、蚕食鲸吞。
鲁迅还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所以出现“为人莫当官，当官皆一般。换了你我去，恐比他还贪”，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人赫德管理的中国海关，竟是晚清最为廉洁高效的部门。这已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终要归结到制度的设计。
1921年12月5日，张作霖在一次采访中道：“中国之坏，就是坏在官吏，办公事的人，只贪图私利。拿京奉铁路说，内中的弊病太多，说起来把人气死。外国人说中国穷，其实中国何尝穷，只不过钱都饱入官吏私囊了。中国财政，只要有个好人整理，官吏都奉公守法，那一点外债算个什么。”此话由一位土匪出身者说出，意味深长，较之匪，官之祸尤重。
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喟叹：“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国银行便非常信用。”在广东，“一般人民都情愿藏收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认为这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先生将国人之智严重低估了。后生韩寒之言，每有睿智：“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官员是体制的代言人，民众与官员的矛盾，说白了是与体制的对立。
以前大多数人歌颂的制度优越性，原来优越的只在少数人，现在着意强调的是特殊性，特殊的还是那个超越宪法、超越公正的利益阶层。既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民间有多少善意，上层就有多少邪恶，民间有多少期待，官方就制造多少绝望了。“因为他们邪恶，我们才要正直；因为他们残忍，我们才要善良；因为他们阴险，我们才要光明；因为他们无耻，我们才要高尚。”
甘地是个理想主义者，试图以人格力量改变国民性，但毕竟不切实际，最终要以制度为之。李光耀对邓小平讲过：“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又补充道：“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戈尔巴乔夫似乎也知之，为此不惜壮士断腕，明志断指，“我们要成为现代文明整体的一部分，同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共处”。上层说“改革不会走苏联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