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母越窑秘色瓷研究与探寻
词语释义
越窑秘色瓷，又称秘瓷、秘色越器。“秘色”一词最早出于晚唐诗人陆龟蒙写的一首诗的篇名：《秘色越器》。据本百科“秘”字条和“色”字条的解释，“秘”字从禾从必，“禾指五谷粮食，“必”指隐匿，两个字符联合起来表示“国家粮食库存数量机密”。“色”字从刀从巴，“刀”指“剁碎，转义指“齑粉”；“巴”指“附着”、“黏着”。两个字符联合起来表示“敷脸用的粉末”，引申指“药粉配方”。所以，“秘色”的意思是“保密的釉料配方”。“秘色瓷”就是用保密的釉料配方涂抹器物表面而烧成的瓷器。秘色瓷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层特别薄，釉层与胎体结合特别牢固。所以，这种配方是保密的，专用于皇家瓷器的烧造。以后，凡是釉料配方保密的瓷器，都叫“秘色瓷”。
秘色瓷简介
秘色瓷：就是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是古越族人居住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唐代中朝，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
此后，品质愈发晶莹的越窑备受文人雅土推崇，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等赞誉。晚唐起，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堪称千古绝唱的称谓———秘色瓷。
“秘色”一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可见“秘色”瓷最初是指唐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似应指稀见的颜色，是当时赞誉越窑瓷器釉色之美而演变成越窑釉色的专有名称 。
在法门寺地宫未开启之前，秘色瓷在世人眼中一直是个谜。人们只能从记载中得知，它是皇家专用之物，由越窑特别烧制，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秘而不宣，其色彩只能从唐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描写中去想象。
关于“秘色瓷”，历代都有记载，然众说纷纭，致使秘色瓷长久以来跟它的名字一样神秘。新中国成立后，在浙江杭州、临安等地五代吴越国钱氏及重臣墓葬中出土了一些非常精美的青瓷，其所出墓葬纪年明确，墓主身份高贵，因而使人不得不联想到这些青瓷是否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秘色瓷”，但由于证据尚不充分，故仅限于推测而已。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了14件青釉瓷器，其中13件在同出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中被明确记载为“瓷秘色”，至此“秘色瓷”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揭开。这一出土不仅展现了晚唐青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还为“秘色瓷”的鉴定提供了一批标准器，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秘色瓷”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我国陶瓷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自此，“秘色瓷”成为了新的学术热点，受到考古、古陶瓷以及科技界的极大关注。
秘色瓷发现过程
晚唐五代的越窑有一种"秘色瓷"。从前人们提到它，都沿用宋代文献，说这种瓷器是五代十国时位于杭州的钱氏吴越国专为宫廷烧造的，臣庶不得使用。至于它的釉色，也像它的名字一样，秘而不宣，后人只有从诗文里略它非同一般的风姿。唐人陆龟蒙吟咏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五代人徐夤赞叹曰："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诗歌、文献的描写越是优美，越引得人们去考证、猜想，以致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而秘色瓷究竟"秘"在何处，知道的人却越来越少，也就越发加剧了这种瓷器的神秘感。
1987年，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的轰然倒塌，塔基下的地宫暴露出来，一批稀世之宝的出土轰动了世界，其中有令佛教徒顶礼膜拜的佛骨舍利，有唐懿宗供奉给法门寺的大量金银器、瓷器、玻璃器、丝织品，尤其重要的是，同时还出土了记录所有器物的物帐碑，让文物考古专家明明白白地知道了出土物的名称。物帐碑上"瓷秘色"三个字，叫古陶瓷专家眼前一亮。这几件瓷器，有八棱瓶和圆口、花瓣形口的碗、盘等，共同的特点是造型精巧端庄，胎壁薄而均匀，特别是湖水般淡黄绿色的瓷釉，玲珑得像冰，剔透得如玉，匀净幽雅得令人陶醉。秘色瓷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撩开了。专家们恍然大悟：秘色瓷我们并不陌生，它原来就是越窑青瓷中的极品，只是从前相见而不相识罢了。那种八棱瓶，陕西的唐墓里出土过，故宫的学者在越窑的遗址采集到过；杭州的吴越国钱氏墓群，出土的秘色瓷更丰富，更精美，釉色更青幽。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还有一件盘子贴着金银箔的装饰，行话叫做金银平托。在古代，金和玉被看作最高级的材质，把瓷器烧成玉色，又在上面加饰金银，这种器物的地位可想而知。
秘色瓷之所以被抬到一个神秘的地位，主要是技术上难度极高。青瓷的釉色如何，除了釉料配方，几乎全靠窑炉火候的把握。不同的火候、气氛，釉色可以相去很远。要想使釉色青翠、匀净，而且稳定地烧出同样的釉色，那种高难技术一定是秘不示人的。秘色瓷在晚唐时期烧制成功，不久之后，五代钱氏吴越国就把烧造秘色瓷的窑口划归官办，命它专烧贡瓷，的确是"臣庶不得使用"，它当然远离百姓，高高在上了。至于它的名称，偏偏不明说是青瓷，也不像宋代那样，取些豆青、梅子青一类形象的叫法，却用了一个"秘"字，着实逗弄得后人伤了一千年的脑筋。而细想想，这个"秘"字又包含了多少实的与虚的内容。这样极富深意的名称，恐怕只有浸泡在诗歌的海洋里的聪明的唐代人才琢磨得出吧？
八棱短颈瓶是笔者幸获的一件五代末越窑产品。本文的这件八梭短颈瓶失盖，高14.3厘米。此瓶除足端无釉露出致密的浅色灰胎外，通体满釉，釉面晶亮莹澈，色泽青绿温润。上林湖产品代表了越窑工艺的最高水平。
已见天日的地宫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献绘佛祖的珍贵物品，其中的八棱长颈瓶和二件银棱碗显然是具有典型意 味的秘色瓷，而且堪当标准器。八棱长颈瓶陈放于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坎上，当时，“瓶内装有佛教五彩宝珠29颗，口上置一颗大的水晶宝珠覆盖”。据法门寺博物馆韩金科馆长考证，“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茶罗坛场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没有被纳入地宫《衣物账》内。但从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圆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来看，上博研究员陆明华认为“法门寺八棱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规整，釉色清亮，其制作达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另13件置于地宫中室并用纸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账》注明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遗憾的是，法门寺佛门魂宝自亮相后，代表越窑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特别二口银棱碗，其泛黄的釉色，让行家里手皱眉摇头沮丧无比。可是，用心细想觉得并无此种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视为越窑正宗呈色的青绿色、湖绿色，从两晋起已为数不少，唐代就更普遍了。“以次充好”的尴尬没有可能。其二，法门寺地宫系李唐皇室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自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后再未开启过。据记载，地宫内绝大多数珍宝属懿、僖二宗供奉，许多器件乃系皇帝随身携带的心爱物，并刻有僖宗当太子前的名谓。很难想象，为几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以次充好。其三，色彩喜恶多与个人美学理念与素养有关，各种釉色各领风骚，不惟讨得历代帝王关爱。因而，现代的“烧造不足”和“釉面偏黄”之说，尽管在测试手段上不可否认是科学和进步的，于色彩认同上很可能属一种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唐代，重豪华，嗜金银，人所共知。以重彩装扮供奉物，作为皇家，实在太自然了。
秘色瓷始烧年代
有关秘色瓷始烧年代，以前有二种说法。
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依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及曾《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史证。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展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效玉皇山麓钱元灌墓、施家山钱元灌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瓷”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
二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陈地。该观点虽不乏飘渺，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
何处烧制秘色瓷？官窑抑或贡窑？
从古文献记载来看，最早明确指出“秘色瓷”产地的是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而明嘉靖《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同时，上林湖附近出土的一件唐代墓志罐上刻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语。这进一步证实了古文献关于秘色瓷产地在浙江越窑的记载。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可以确定为越窑的“秘色瓷”陆续在陕西、浙江、江苏等地出土。最瞩目的当属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4件越窑青瓷，其中13件记录于同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中，并称之为“瓷秘色”。这一发现首次使实物与文献记载相对应。
关于秘色瓷的具体产地问题，学术界的观点趋于一致，认为慈溪上林湖是秘色瓷的主要产区。这一观点不仅有文献依据，更有大量考古实证。例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中的葵口圈足碗与上林湖30号、36号、66号、26号窑等窑址中出土的葵口碗的形状相似，而八棱净水瓶与60号、61号、62号窑的标本完全一样。1954年故宫博物院在上林湖窑场也采集到八棱瓶的遗物残片。同样的，临安晚唐水邱氏墓的青瓷器褐彩风格与1981年上林湖66号窑出土的一件“徐敬禹庙”字款的残碗褐彩相一致。从各地出土秘色瓷的形制、釉色、器表装饰来看，都与上林湖越窑遗址中的标本和器物相一致。
在秘色瓷的产地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的前提下，学者们展开了对秘色瓷窑场性质的探讨。从历代进贡“秘色瓷”的状况 ，以及“秘色瓷”属性的实物例证来看，“秘色瓷”作为贡瓷而存在是可信的 。既然如此，那么烧造“秘色瓷”的窑场肯定有别于烧造普通青瓷的越窑窑场，当属贡窑。1977年，在慈溪上林湖出土的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罐形墓志罐中的刻文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表明自唐代起上林湖就设有“贡窑”。而“贡窑”作为烧造贡瓷的窑场自然与官府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证据不足，我们无法搞清官府在“贡窑”中究竟起多大的作用，但明嘉靖《余姚县志》“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的记载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点线索，这就是“贡窑”的管理与“置官监窑”可能存在某种关系。虽然，学术界对“置官监窑”的性质尚有争论，但对“置官监窑”作为朝廷派驻的机构，其具有加强瓷器生产管理或征敛的这种职能并无异议。上林湖晚唐至北宋的窑址中，“精粗两类制品同窑共烧、混积共存”现象的普遍存在，亦表明“贡窑”在满足上贡之余，也兼烧民用瓷。
除了“贡窑说”之外，还有“官窑说”，认为秘色瓷是“官窑”所烧 。这一观点的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出土的一批刻有“官”、“官样”字款的秘色瓷。目前，学术界对带“官”字款瓷器的看法不一致，大致有两种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官”代指朝廷或官府，“官”款瓷器为官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