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北美的铊度案件在城里炒得沸沸扬扬。这让我想起了去年还是前年发生在悉尼Epping的杀妻碎尸案件：一样是海外移民，一样是夫妻反目，一样是同室操戈。不过这个老公用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传统手段，事后抛尸深林。也是天网恢恢（就像铊毒事件正好被一个有经验的护士识破），一只游逛的小狗发现了残尸并叼了一块残骨回家，惊动主人报案。澳坛的人没有那么八卦，也不见有什么知情人揭发什么内幕，但报章揭露是男方有外遇，事后还假报老婆失踪，也算处心积虑。
刨除“清华”“北大”“小三”这些热门字眼，我感触更多是海外华人的生存现状：力争上游的精神压力与相对闭塞的社交环境带来的性格扭曲，导致普通的家庭纠纷会以这样一种惨烈的结局收场。
记得小时候住在妈妈工作单位的家属院，一溜儿平房一字排开，一家一到两间房，门前牵牛花架月季花墙大约隔出个分界，自是鸡犬之声相闻，想不来往都不行。有一天傍晚时分忽然传出喧闹之声，原来是中学教书的王老师夫妇干起仗来。知识分子发起怒来也是很厉害的，史云:士之怒。只见平日微笑随和的王师娘花容失色，一路狂奔，后面是素日间斯文幽默的王老师，竟是高举一把明晃晃的菜刀，面目狰狞的掩杀过来。
院里顿时闹腾起来。正是晚饭时分，早有人闻声出来，有胆大的冲上去将王老师拦下，更有麻利的顺手就把菜刀缴获了下来。这边王师娘已被一群大妈大婶围住，在她高一声低一声的哀号里，众人安慰着女的，责骂着男的。肖大娘是院里最年长的，此刻也掂着小脚过来，倚老卖老的狠狠地训着王老师：再怎么着也是你孩子的妈，你还敢真拿刀砍不成？……
这个晚上王师娘在我家坐了半夜，自是絮絮叨叨，数落遍了生活的不易，男人的不是。好几个女人陪着，也落了一会儿泪，也骂了男人不是东西，七嘴八舌的，原来各家一本难念的经，都那么回事，日子还得过下去。
王老师在家喝酒，不过有平日相熟的同事陪着。那同事进门前肖奶奶交待过：好好说说话，别憋住了。
没有人太当真，但是又都尽心尽责的在这一刻充当着倾听者和和事佬的角色。
只有10岁的我在一旁义愤填膺：这还了得了，为什么不叫警察！同样愤愤不平的还有王老师8岁的儿子，他偎在王师娘旁边，晃着妈妈的腿：妈，你跟他离婚，妈，你跟他离婚！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听说王老师离婚的事儿，两人到现在也算白头偕老了吧。
现在人们可能觉得当年这种生活方式，邻里之间毫无隐私可言，东家长西家短，充满了农耕文明的落后和小市民的琐碎。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种倾诉和劝解本身，就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心理疏导的机会：说出来，发泄发泄；双方避免在气头上针锋相对；第三方（不是第三者）提供一些旁观者清的见解，为双方提供一个转圜和解的余地。
说到底，婚姻里面的纠纷，很少特别大是大非的问题，多数是心理上，情感上的纠结，疏导疏导，摩挲摩挲，就过去了。有人能自我劝解，有人能寻找外援。过去说女人生气了回娘家，男人生气了找哥们喝酒，都有这个作用。真是都闷在心里才危险，不是说嘛，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
再回到这两桩爆发的案子上来。
说到海外华人，尤其我们这第一代移民，我的说法是，就如同一棵已经成年的大树，被活生生连根拔掉，扔到异国的土地上，还要从新扎根，从头活过，还要活得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难度和辛苦可想而知。
这是生活上的压力。精神上的支持，靠家人就甭指望了，基本在国内，就算老人跟过来，也是人生地不熟，英文又不懂，虽说也帮忙，但基本上也是dependant， 加上岁数也大了，精神上竟是依靠我们的多一些。老朋友更没有，半路出家重新发展，也不易：洋鬼子就不说了，隔着文化总是隔着一层，稍微深刻点儿的话题就没法沟通；中国朋友呢，说不上来，圈子也小，很难遇到特别对脾气的。大家平时也都忙忙碌碌，彼此摸不出深浅也就保留一分客气，深交不易。
（中国人还有一等可恨之处，聚会见面一定要谈孩子，不谈孩子就谈房子，搞得我每次聚会回来都很有压力，觉得自己没住上大房子，没逼出好孩子，得好几天才能把感觉调整过来）
新朋友既是可遇不可求了，就和老朋友叙叙旧吧。虽说现在通讯发达，联系不成问题，但是隔了千山万水，尤其是隔了这么多年不同的生活道路，再有那么心有灵犀一拍即合的话题也不易。再加上大家普遍一种心理是报喜不报忧，尤其那些当年的精英人士，更不愿让别人看出自己的软弱和局促来，打落门牙往肚里吞，时间长了能不长出咬人的心嘛。
再说到夫妻关系。
上述种种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夫妻之间彼此都是最方便的施加者，也是最直接的承受者。心里的郁闷，在外面都不能发泄，只有老公或老婆，像荷马史诗里风神的皮袋，不仅受气容量大，而且可信手拈来，成为最好的迁怒对象。毕竟离婚不容易
在外既无疏导的渠道，在内又无慰籍的来源，重重生活压力之下，谁来摩挲我们疲惫的心灵？
11 – 2-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