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早晚的事儿,但还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
抄的:
中国正在经历最大的海归潮,十多年前每送出7人留学,迎回一人,现在八成人会回来。
有人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而在很多海归的内心深处,却心存悔意。他们后悔的并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命运之力有时变幻莫测——很多年前,赵海平登上赴美国的飞机时,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此后的20多年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中国一个省份30年前的高考状元,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加入了美国国籍,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
但在2015年3月,命运显示了它神秘的力量:赵海平辞掉工作,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重新寻找机会。
连他的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确信他的决定。一位招募他的人力资源经理回忆,他的到来“大家都没想到”。
赵海平是脸书(Facebook)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因做了一项软件优化从而为公司节省数十亿美元而为人称道。
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回来得有些迟了。他注意到,回国热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李彦宏等人回国之后。2000年回国的李彦宏创办了百度。
“我意识到了,很多人已经回去了,国内的机会太多。”赵海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起初,他没有兑换足够的人民币,向朋友借了10万元用于周转。在杭州,他租下房子,分别购买了中美两国的医疗保险,一年申办一次工作签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他说,“你没法想到——哦天啊,中国的盘子可以做得这么大!”
遵照脸书离职者的传统,赵海平在脸书上张贴出自己的工牌,附上一段告别语。他称自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要继续“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
洄游
如同太平洋中一条洄游的鱼,赵海平正处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在2015年,这股潮流携带着40多万条大大小小的“鱼”。它们穿越地球上最广袤的水域,到太平洋西岸寻找饵料丰富的栖息地和产卵地。
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这一年回国的留学生只有9121人。而在2015年,两类人分别达到52.37万和40.91万。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派出留学生,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由此发端的留学潮为这个国家形成了庞大的海外人才储备,到2015年年底,累计有404.21万人。
人才储备伴随着人才逆差。逆差最大的一年,每送出7人留学,才会迎回1名海归。大量游子羁留海外的问题困扰着中国。
20年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士李才伟与班长刘圣坐着同一架飞机,去了美国同一所大学。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以为自己不会回头。
如今,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
李才伟记得,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刘圣是回国的第一个。他认为这一波回国潮始于2010年。
在2009年他也有过机会回国,但放弃了。他归咎于自己当初不具备那样的视野。
很多海归都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Google)。他说,他在硅谷认识的华人中,已有20多人回国。大部分在BAT(中国三大互联网企业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简称),少数自己创业。
在他的硅谷华人朋友圈中,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没人讨论回国。2010年有人陆续回国,回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再后来,逐渐有人进了BAT,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国创业者。
而他本人,自2010年开始,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
几年前,俞本权与李才伟在硅谷的公司有过交集。如今,他们在杭州的同一家企业又相遇了。
正如赵海平到达杭州时,不出意料地在这里遇上了脸书的前同事。
回国不再“毅然”
更精确的统计数字显示,大潮比这些人所感知的更早。
2002年,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的6.94∶1。
此后,差距不断缩小。2010年,2.11∶1;2015年,1.28∶1。
少数人的选择成了多数。到2015年年底,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回国的占了八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曾经依靠“人口红利”,未来30年,要靠“人才红利”。
全球最大职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的服务器,更直观地观测到了趋势。
从领英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提供的数据来看,2010年至今,35岁~44岁回国的成熟人才,从只占海归的6.15%,升到了12%。
在2014年,领英所能观察到的海归最集中的还是在外企,3年后,是华为、百度、腾讯这类中国企业。
领英中国区解决方案服务总监王欢说,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企业大量裁员,很多华人岌岌可危。当时她帮助中国企业去“人才抄底”。有人“被迫”考虑了中国企业。
“现在不是抄底了。现在不是被动,是一个趋势。” 王欢说。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
但王欢发现,现在人们心态更平等、更开放、更理性,不再“毅然”。很多人不甘于在国外一眼望得到头的平淡生活,或者忍受少数族裔的“玻璃天花板”。
通过领英招募回国的一个海归,手握26份工作邀约,最后选择了一个薪酬不是最高、企业规模也有限的企业。
“真的是有梦想的。”
兜售梦想
赵海平的选择就是出于梦想。
他承认回国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家庭是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他好奇中国庞大数字背后的技术挑战。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单日交易额远超美国感恩节、“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线上交易总和。
“这种独特性是我寻找的东西。”
他表示薪酬不是自己最看重的——“我钱挣得已足够多”;“技术生命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在硅谷,李才伟曾有4年就职于PayPal。2013年加入蚂蚁金服之前,他以为这是中国版的PayPal。
但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对标。”
39岁的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总监盛子夏认为,他们相当于“PayPal+Visa+富国银行+嘉信理财+AIG+FICO+Lending Club”。
程立2005年刚到这里时还没读完大学,他记得工程师人手一本介绍PayPal的书。如今,令程立“很羞愧”的一件事是,他当年亲手设计的支付宝日交易量上限为一亿笔。那时每天交易量只有几万笔。7年后,他们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气去改进。现在每秒就可以处理十几万笔。
“对未来的想象力一定不能够太小。”他感慨。
当李才伟在2013年到来时,他身边的海归几乎为零。3年后,100多名海归组建了名叫“大圣归来”的即时通讯群,寓意是神话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
“没有无缘无故的海归。”这家公司的招聘总监薛晖说。“绝对是大势,大势往哪个方向走,人们就会跟随那个潮流。”
她认为,国外这些人有意愿回国,需要有个场子能够托住,而他们恰好顺应潮流,托住了这样一股力量。
她形容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搬家公司。前些年,把人从北京、上海“搬”到二线城市杭州,现在是从硅谷、西雅图“搬人”。他们与近百家猎头公司合作,“像篦子一样”筛过国外大企业,寻找可以“松松土”挖过来的人选。
被他们跨海“搬”回的人才,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住着大房子,生活非常安逸,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样子,很多人入了美籍,看上去什么都不缺。
但是,她负责向这些人“兜售梦想”。
2014年3月29日,北京2014年春季留学英才招聘会现场。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