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集权国家衰落的真凶是一次次的产业革命
原上草
沙皇俄国自彼得大帝时崛起，至十九世界末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十月革命后经济一度受
到严重破坏，三十年代后又逐渐恢复，苏联仍然是世界工业和军事强国。二战后，苏联
经济迅速恢复，至六、七十年代达到顶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尼克松访苏时
，赫鲁晓夫曾非常牛气地和尼演出了一场厨房辩论，声称苏联依靠社会主义优越性必将
超过美国。可是，就在那之后不久，苏联经济很快转入衰落，无论是勃列日涅夫、安德
罗波夫，还是戈尔巴乔夫，谁也无法挽回苏联经济的颓势。这段历史非常典型，也非常
有意思。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变革期。首当其冲的大事就是阿以战争和此后全球
范围的石油危机。从此，石油价格大涨，靠廉价原料发展经济的时代一去不返。但与此
同时，一个小小的器件 --- 半导体却迅速崛起，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开始扮演重要
角色。也就是在此期间，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经济开始迅速发展。日本也在此期
间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西欧则呈现后工业社会的征兆：制造业衰落，
服务业取而代之。这段期间的经济变革导致八十年代的全新格局：信息业取代传统制造
业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产业，人力资本和知识则取代石油和钢铁成为产业的主要原材料。
中国当时陷入文革内斗，游离于这场变革之外，自不待言。苏联的僵化体制也使它无法
加入这场变革。如果说，苏联的体制在石油和钢铁时代尚有足够的发展余地，到信息时
代，这种体制的弊病则充分暴露出来。苏联经济能造就出庞大的生产规模，靠得是强化
投资和大规模动员。这种经济可以不管市场需求，不加入世界竞争，不顾生产成本和产
品质量，只要投入资金和下达指令，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钢铁、水泥、汽车等等重
工业产品，还可以大批生产飞机、坦克，造出导弹和卫星，可以维持很高的国民总产值
。但到了信息时代，这一切都不灵了。信息时代的产业靠的是低成本、高品质、高附加
值，产品的价值不再和重量和体积成正比，而是靠内部结构和功能取胜。一台精巧的电
子计算机加上完整的应用系统，其价值远远超过一万台老式的笨重计算机。它可以把航
空公司的服务价值提高一个数量级，可以把电信系统的容量扩大百倍千倍，可以把年产
百万辆的汽车生产线变成无人工厂。苏联没有这些，仍然在大量生产着笨重庞大的设备
，仍然按官方汇率计算着国民总产值并以此而自豪，全然不顾其产品的比较价值已经大
大下降，卢布的实际汇率也已经随之下降。以至于后来卢布真的一落千丈时，天真的苏
联人和中国人把一切都归咎于戈氏的改革。岂不知，戈氏所做的不过是把幕布打开，让
真相暴露于世。
俄罗斯人曾经是世界电子技术的先导。根据前苏联的说法，无线电是波波夫发明的，而
不是西方所说的马可尼。苏联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其电子技术虽不是世界领先，也不比
西方水平落后多少，至少比后来居上的亚洲四小龙领先过很多。到二战时，苏联的收音
机已经很普及。50 年代后发展起来的人造卫星、远程导弹、载人飞船和太空站都要借
助电子技术的支撑。苏联在 1968 年就开始研制相控阵雷达，七十年代投入使用。1971
年推出的苏-24 战机已经配备了数字计算机。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推动苏联经济。象苏联这样一个大国，集中财力研制几项尖端技术
不是什么难事。但其代价是高昂的研制成本。这种技术可以用于政治宣传和军事目的，
但无法用于推动国民经济。只有当新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本身可以支持技术前进时，
新技术才能成为推动经济的发动机，否则它只是一个吞吃国家资源的无底洞。苏联的体
制恰恰使它无法借技术起飞，因为这种体制缺少控制成本的管理手段。亚洲新兴国家能
靠电子技术崛起，苏联却无法做到。苏联败局已定，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那些仍在高唱高铁、超级计算机、天宫和辽宁号的人，是否该换个思维角度了？
集权国家的人最擅长的就是摸透规则，然后狂钻规则的空子，或者说滥用规则。而一旦
美国推出了技术革命，导致规则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前者马上就懵逼，不得不付出巨大
的代价，交巨额学费，来重新学习和适应新规则。等到前者熟悉新规则，开始利用新规
则的时候，美国人又引领下一次技术革命了。前者不得不再次付出巨大的代价。三番五
次下来，前者就破产了，没钱维稳以后就是政权颠覆、国家解体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中国这类集权国家怎么也赶不上美国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集权国家的人们总是想不出颠覆现有规则/秩序的新技术/新模式/新思想呢
？因为集权政府最害怕的正是这类颠覆性的思想。集权政府最核心的教育民众的思想就
是“要听话”“不要挑战现行制度/体制/规则”，要当顺民。这样的教育思想下教育出
来的人，个个都乖得不得了，任何逾越现行体制/思想体系的想法都不敢尝试，那么连
颠覆现行规则的想法都没有，又何谈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所以说，集权国家倡导的所
谓产业革命，就是缘木求鱼。因为其教育体系下产生出来的人根本不具备作出革命性创
新所需要的思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