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于动笔的那段回忆
____院系调整以后的高校经历 （2011-1-19提笔）
久远过去的一切比较容易回忆，美好经历使然，笔下一泻千里，没有顾虑，不怕得罪。后来就不一样了，说什么都会有人多疑、忌讳。提不起兴趣写，开头难，继续也难。可是历史不应被斩断，被淡忘，朝代更迭，大事指望有“司马迁”，个人的声音不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吗？应该留给世界，不能任其渐行渐消，而这，人人有责。
步入大学
一辆绿色斯柯达大轿车满载着应届新生，驶向荒凉的北郊。古城墙尚在，轿车从刚拆的豁口出城。这些新生毕业于京城最好的两所中学，报考了“国家需要”的大学，又奉命提前报到迎接其他新生，同学们无比自豪，兴奋得一路高歌，希望汽车开得越远越好。
土城外一片开阔，桥车缓缓驶进一个去处，既像工地，又有农田。车停了下来，H学院到了——车上的歌者显然未能尽兴。
男女学生无一例外地背着重重的行李，有人带他们到新建的宿舍楼，分配房间，全体新生住这幢楼，男生住一、二两层，女生住三层。另一幢相同式样的楼里，住满了大二以上的学生。
上下水未通，楼里的卫生设备不能使用，楼外有临时公厕——老式的，附近农民不定时地前来掏粪。不记得晚上睡前如何洗漱，清晨，即使在滴水成冰的隆冬，也是用冷水在楼后坑洼不平的空地上洗漱，临时锅炉烧的开水仅供饮用，用来洗漱被认为是奢侈。洗漱完毕进食堂早餐，洗漱用具就置于食堂外窗台上。一天餐毕，发现我为上大学新买的白色蓝边搪瓷漱口缸不翼而飞，不知被那位大学生给换走了，留给我的也是一个白色蓝边的，但又破又脏。向往中的大学是路不拾遗的地方，万没想到如此现状，不禁心里发堵。明知没人会认错那两个天渊之别的漱口缸，还是写了寻物启事，指望当事者翻然悔悟。这事儿我没有告诉爸妈，大有维护新社会声誉的责任感，也深信在党的领导下，有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就只有用那个又脏又破的，但实在恶心，只有拼命清洗消毒，这还得背着同学，偷你东西的人是阶级兄弟（姐妹），嫌人家脏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只有自我改造的份儿，只能忍气吞声，心里着实窝囊。
新生来自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天津的居多，也有山东、东北、苏浙皖、冀鲁豫以及闽粤赣和湘鄂、陕川等地的。北京学生最看不明白上海来的，原本被灌输那地方特别资产阶级，他们的列宁服都透着洋气，可是其中不乏党员干部，还有地下党。北京解放早，又是首都，理应我们觉悟更高，可我们却不得不被他们领导，以致迎接新生时那种主人翁感觉，渐渐消失，也没有人记得我们的那一段“辉煌”。
院系调整后的大学
学校当时只有学生宿舍楼和教工家属楼各两幢，新生们心里纳闷儿：“教室在哪儿啊？”注意到高年级同学每天抱着书本，匆匆朝一个方向走，是去上课。跟着他们一定能找到教室，但是没有人这么做——接受了保密教育，国防院校很神秘，人家的教室，我们未必能进。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大家心中好奇，却不露声色。
终于盼到了上课，记得课程表是油印的，每班一份，总干事保管。总干事带队去认教室，方知所谓教室，就是大大小小的工棚，大工棚里上大课，小工棚里上习题课，包括工程制图。课桌课椅由未经刨光的木板钉成，黑板质地尚可。
我们就在工棚里开始接受大学教育，无人叫苦，反到为可与抗大比美的艰苦条件而自豪，抗大多了不起！1949年以来，在党的教育下，迫切要求改造思想的青年，真是这么想的，自觉自愿接受考验。
H学院是院系调整之后的新建院校，由十一所大学的H系合并而成。其实那些大学各有千秋，很多方面值得继承发扬，但是五十年代初，一边倒学苏联。在党的灌输下，学苏联是求之不得的。
开课之前分专业，让新生自报志愿。新生珍惜这份选择的自由，无不认真考虑。最热门的专业是“AP设计”，依次是“AP施工”、“AE设计”，报名最少的要算“AE施工”了。公布名单时, 恍然大悟选报专业只是一个过场，北京那两所最好中学的毕业生大多分配到施工专业。本以为我们是最先报到的主人翁，数理基础又好，会优先分配到设计专业，结果不免扫兴，但必须克服“挑肥拣瘦”思想，无条件服从需要。隐约觉得，国家需要总是跟个人意愿拧巴着。渐渐了解到，院系调整各校合并时，高年级分专业的原则也大同小异——有美帝国主义烙印的名牌大学来的，一律学施工，；前身有革命传统的大学来的，都学设计。这情况使优秀中学的新生聊以自慰，淡化了对良好数理基础的惋惜，终于不得不安心于所分配的专业，但是已经开始感到自己在政治上不那么被信任。
各门基础课的教材尚称正规，都是正式出版的苏联教科书译本：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萨哈罗夫的大学物理；力学有关课本也是苏联教科书译本，不记得作者姓名了；普通化学，与专业相关的概论课都不是公开出版的图书，而是大本儿的铅印讲义。专业课教材留下的印象颇深，粗糙发黑的纸张，手刻蜡版字体不工整的油印讲义，翻译水平不敢恭维，生硬晦涩的倒装句令人有气。这种讲义持续了多年，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仍有油印讲义，不过初衷截然不同，昔日是勤俭建国，彼时则是教师提职称之需——以油印讲义充当著作。
出入破烂简陋的工棚“课堂”，翻阅粗制滥造的油印讲义，讲台上罕见大师，------。儿时心中那幅高等学府蓝图渐被覆盖，美丽的憧憬荡然无存。不过，这是无产阶级的大学，我们是自觉接受改造的大学生，以艰苦为荣，无怨无悔，心中只盼有幸师从真才实学的教授。
十月中旬，终于开课了。天气渐冷，入冬后，四面通风的大工棚里，只靠一个大火炉取暖，坐在那里听课相当冷，但是无人叫苦，或许也是“激情燃烧”之故吧。
随着课程进展，来自优秀中学的学生同感，大学老师讲课不那么中听，板书不那么招看，远不如中学的
最不适应的是，大学的教材里，所有的发明家都变成了俄国人，小时候熟悉的发明家都不见了。老师们照本宣科，无条件地佩服、宣传老大哥的伟大。青少年被灌输，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摇篮，他们一切都好，世界上只有这个国家强大，而且无私地帮助中国。
只上了两个多月课，就期末考试了。一律口试，准备时间充裕，比如，斯米尔诺夫高等数学第一册也就讲了半本儿，却给了七天准备时间，现学都来得及，正好弥补了授课水准的遗憾。毫不夸张地说，那本斯米尔诺夫真的是临时抱佛脚，自己学会的。这样的自学倒也扎实，不敢自以为学得好，考试却也混得全优。
寒冬遭遇
宿舍楼里虽有小小的淋浴间，但没有热水，冬天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听说T有很大的浴室，星期天，数人结伴而行。自知无权享用T的福利，擅自去洗澡当时大概叫违法乱纪。进门时战战兢兢，买票时怕被盘问。进入浴室开始沐浴，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淋浴过程中无心说话，更不敢唱歌，生怕暴露身份，被人汇报“组织”。
浴罢，傻了，所有人御寒的毛衣毛裤和棉衣统统不翼而飞，只是罩衣罩裤扔在一旁（大概不值得偷）。大家站在原来挂衣服的墙边，绝望之极，我心里猜测着偷衣服的会是
有人提议报案，有人说报了案也找不回来，还暴露了自己违规，就认了吧。最终一致认为隐瞒不报是错上加错。于是找“组织”，天下组织是一家，可T校的组织在哪儿？旁观的好心人告知这事儿归校卫队管。于是，一行人找到了校卫队，先真诚检讨错误，才报了案。校卫队只让我们登记，并未批评——毕竟我们在他们的辖区丢了大量衣物，T大学也不光彩。
寒冬腊月，身着单衣徒步回校，人人手脚冰凉，辫子冻成硬棍，上下牙不自主地高频碰撞，深刻体验了什么叫“透心凉”。扫兴之至，追悔莫及，众人无话，先后钻进被窝取暖。
消息传得飞快，校团委书记来宿舍安抚——怕我们不堪挫折，动摇军心，毕竟我们是被动员放弃了名牌大学而来的。此前，校长曾亲临宿舍问寒问暖。这一切拉近了我们普通新生和校方领导之间的距离，同学们非但没有怨言，反而感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大学很有人情味。感动之余，我们又傻傻地检讨了所犯“错误”，书记未予指责，但也没说那不是错误——那时指导思想是宁左勿右。
不记得多久以后，宿舍楼里的小淋浴间终于供水了，尽管拥挤，同学们也非常知足。大家有序地排队等候，充分享受那里好得出奇的音响效果，边洗边唱，自娱自乐，全然忘却了条件的艰苦——当时的大学生对日常生活似乎没有高要求，只知自己得努力改造思想。后来“浴室大合唱”简直成了大学时期最美好的回忆。
一边倒学俄语
中学学了六年英语，上大学后，教育界和全国各个方面一样，一边倒学苏联，外语课一律学俄语，于是从字母开始。学语言应符合语言的规律，从生活入手，可是，大学的俄语是从专业入手，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记忆大量的专业词汇，而难以学到语言。加之，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习惯于英语的语法结构，语音特点，英语学得越好的，对于俄语就越不适应。比如，早已非常习惯英语的主谓宾结构，初学俄语时，总觉得句子里没有谓语，变格、变位很繁琐，------。总之，不像初学英语时，因为是从生活入手，学了就能自己试着用，学俄语时，满脑袋孤立的专业词汇，日常用语最多是你好、再见，基本上是哑巴俄语，以致兴味索然随学随忘，若干年后曾遇到学过六年俄语的人，竞连字母也不认得了。
教材是自编的铅印本，师资多为俄专毕业生。他们学俄语之前，多为初中程度，汉、俄语言水平都不高，又不懂专业知识，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前后学了三年，仍不觉得俄语是自己的。多年以后，事实证明了学习外语符合语言规律的重要，中学的英语助我打拼事业，大学的俄语则难以运用自如，只能阅读科技书籍。说也奇怪，俄语学习收益微薄，考试成绩倒并不差。
我辈算是很幸运了，当时年轻记性好，英语转俄语还算容易。大学教授也被迫改学俄语，集中起来突击，学习期间不准回家。老教授们大都具备良好的英语基础，偌大年纪改学俄语实在难为他们。听说他们记单词很费劲，学不好又涉嫌对老大哥的态度问题。他们挖空心思背单词，记忆法别出心裁，比如按发音，把“任务”记成“炸大虾”，“星期日”记成“袜子搁在鞋里呀”等等，苦中找乐。
实习
大一的“工厂实习”就在学校的附属工厂，旨在培训车钳铣刨焊铸等基本技能。大二大三的“生产实习”，就到正规工厂去了。
钳工实习，要求锉一个六角螺帽。我手艺还不错，锉成了规整的六角形，连阴螺纹都攻好了。可是一不小心，锉刀碰了螺母，抹掉了一个角。我自作主张锉掉残痕，做成一个小一号的螺母，外形更加美观。交作业时，
铸工实习从翻砂做起，当时学的是很古老的方法，但是模型放在上下箱的沙子里，打实，留出浇口、冒口，过程与儿时蹲在沙坑里拍燕儿窝雷同，好玩儿——后来不用，现已忘得一干二净。
焊工实习是焊一个油壶，给机床上油用，全班同学焊了几十个油壶，少有不漏的。
共有两次生产实习，第一次在夏天，在极其炎热的N市，温度超过摄氏40度。从驻地到车间，一路像是烤着火，人人无心说话。我们的驻地是废弃的工棚，临时弄些很简陋的双层床，被褥是自己千里迢迢背来的。那里很潮湿，没住几天，衣物就发霉了。车间里就好多了，但是厕所令人难忘，狭窄漆黑的空间，一开门便有篮球大小的一团蚊虫扑面而来，入厕者除了撤退，别无选择。实习中干了什么，学到什么已没有印象，倒是记得实习队曾在一个很不错的大剧场里，为工人演出节目，还有体育表演，把平衡木、高低杠都搬上了舞台。
第二次实习在北方的H市。赶上了汛期，实习被迫中断，大学生们义不容辞参加了防汛。经常夜间集合，到指定地点挖泥，装进麻袋，扛到江边筑堤，一直干到天明，中间发下脸盆大小的俄式列巴，大家分而食之。这次实习的细节几乎不在记忆之中，唯一不忘的是我因高温铝水溅身下意识地躲闪，被指“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毕业前实习是在西部小镇B市，那里只有一条街，显得古老落后、闭塞。当地百姓似乎少见多怪，我坚持晨练，跑步时，挑担的老大爷总是放下担子，坐在扁担上观看，拿我当个稀罕。这次实习收获颇丰，我似乎有了些悟性，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做法与众不同，受到带队老师的赞扬。前不久学工艺课时，老师对我设计的夹具颇有微词，未具体指正，只说像个玩具，可是我给工厂设计的夹具，技术人员却赞许有加。这是工厂要用于实际生产的，不是纸上谈兵，说明我能为祖国建设服务，令我喜出望外，受工艺课老师的那口窝囊气也因而烟消云散了。
以前非常期待生产实习这个教学环节，希望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而且学工的人志在当工程师，自然要到工厂去。然而三次实习之后，我极不喜欢工厂的嘈杂、纷乱，也尝到了离家之苦，心灵深处不再向往成为“红色工程师”。少时曾有继承父业从医的志向，受“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感召，改主意上了工科大学，再想从医已不可能，厌烦工厂之后，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儿时的首选——当教师。
红与专
民国时期的学校都有校训，尤其是大学。我上的是院系调整后的大学，一边倒学苏联，也许苏联没有校训一说，我的大学也是没有校训的。当时不论大学中学，都强调又红又专，也许这就算是新社会的统一校训吧。红是指思想进步，专是指学习成绩。功课好的多有只专不红之嫌，容易成为历次运动的靶子。没有只红不专的提法，一“红”遮百丑，只要“红”，专的方面没人计较。红没有明确的标准，根据需要，最要紧的是听党的话。党，可以是遥不可及的党中央、毛主席，也可以是班里的党员干部；可以是转战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打下红色江山，想来很抽象的党，也可以是正在对你说教的，具体的某个党员，这一切，解释权属于“组织”。
F同学是红专标兵,极其听话，一本正经从不玩笑，也不懂别人开玩笑。听相声也不笑，而是打破沙锅问到底，接连不断问为什么。他倒是老实巴交，不浮夸张扬，因病做了大手术后一如既往，终日埋头用功，不事课外活动。苦学，表明学习态度端正，术后，又是带病坚持学习，在难有英雄行为的校园里，他就成了众人瞩目的英雄。英雄当然不是一夜之间炼成的，他有基础。英雄的必要条件是立场鲜明，原则性强，阶级感情深——他，都已具备。有人在日记本的扉页，抄录了《约翰-克里斯朵夫》序中傅雷献词的语句：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刻，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这段语重心长的警示也是我的座右铭，励我勇往直前，记忆至今。可是F同学看后不屑地说：“你干嘛把这话抄下来，什么‘情操’？！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喜欢这种词？”日记的主人顿时无语。我惊讶，大学生居然不理解情操二字，断言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表现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感情——不是想歪了，就是过于无知。那年月，这种如今看来有点“二”的表现，颇受“组织”青睐。
刚入学时，班干部由校方指定，自然是欣赏他们的政治品质。但雄辩的事实说话了，他们中有的基础太差，专业学不下去，不得不转送别校。还有个别的因操行卑劣被开除出校，严格的“政治”选拔未能把住道德品质关，不能不质疑选拔原则。
红是没有标准的，由“组织”掌握。专也不完全看成绩，以红为前提，重点看态度。
“运动了”
电影《芙蓉镇》里，好吃懒做的二流子穷困潦倒，只盼乱中浑水摸鱼，文革使他无比激动，积极而幸灾乐祸地喊：“运动了”。
大学之初，新生忙着“向科学进军“，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学习空气。一位中学老师曾说，我选择的专业是“高深的数学和物理”，所以上了大学就把弦儿绷得紧紧的。那些基础差的就更苦了，他们入学时的数理基础，距离“高深”实属天渊之别。大家都知道我国工业落后，都有责任感，所以都很努力，再难也要攀上科学高峰。夜深人静教室忆旧灯火通明，我校因而被誉为“水晶宫”。
可是小小芙蓉镇都“运动了”，党领导的大学岂能落后？做学生的不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待运动的态度，成了衡量人的政治标准，不可以“只专不红”。运动一个接一个，以致后来对这一段的回忆是运动多于读书求学。
那时的学生极其关心政治，而当时最大的政治是解放台湾。有歌为证：“扫荡了东北战场，扫荡了西北战场，扫荡了华北战场，扫荡了中原战场。渡过长江，渡过珠江，解放台湾，解放两广。” 一天黄昏，宿舍暗暗的走廊里沸腾了，一些同学奔走相告：“台湾解放了！”吵吵了一阵子，才弄清楚，是一江山岛解放了。大家之所以盲目叫喊，是因为党领导的军队势如破竹，两广解放了，热血青年深信解放台湾易如反掌。半个世纪后方知，连一江山岛都是靠“潜伏”才一举拿下的。
解放台湾并非易如反掌，“宜将剩勇追穷寇”，“剩勇”显然远不够用。从此宣传，大陆既有国民党残渣余孽，又有潜伏特务，蒋介石一心反攻大陆，所以必须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儿。
此后高校的确“运动了”，首当其冲的是肃清反革命运动。
不了了之的敌我矛盾
政治学习必不可少，连居民都不例外，党领导的新型大学当然是突出政治的。1954年夏，不仅学习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联系实际，真刀真枪处理起来，肃反运动开始了。
工作组下到班里，主管我班的是一个上海口音的女干部，她与班里上海籍支书配合默契，动员揭发检举反革命言行。一天，召集部分同学开会，说是积极分子会。有入党要求者，都算积极分子，是积极分子就有责任揭发检举，应做到立场坚定斗志昂扬。
同学们不理解同窗学友会有什么反动言行，毫无思想准备。女干部指责大家政治嗅觉不灵敏，文件学习不深入，警惕性不强，信誓旦旦地说班里的L同学“性质已很明确”，启发同学揭发。我不理解，L同学不过是爱说些不中听的大实话，怎么就反革命了？
终于，女干部干脆说L同学属于敌我矛盾，证据确凿不容置疑。
一天下午，校体育代表队训练中，团支书推来一辆自行车，叫我参加搜查L同学的家，说他家里窝藏枪支。我说换好衣服就去，支书说来不及了，“敌人”很狡猾，去晚了枪支会被转移。于是赶忙骑车奔向L家住的市中心。一路上市民好奇地驻足向我行“注目礼”，目光惊异地盯住这辆飞快的二八大男车，以及身著运动短装的骑车女生。当时没有女孩这样出现在街上，我无地自容，但不得不牢记支书的警示：面对激烈的阶级斗争，你不能有杂念。于是目不斜视，玩儿命地加速，总算来到了L家门前。
这等外观的女生怎能进入陌生人家？我还是犹豫了。
正好支书也到了，我说：“这样子怎么进去呀，我就在这儿等吧。”他白了我一眼，就带着其他同学进去了。
良久，一行人败兴而出，我问查出什么了，没人理我（视我临阵逃脱？）。后来知道他们一无所获，就回校了——二八男车，短装女生又出现在街上，沿途的大爷大妈们一定以为我家教不严。
事后，我落下了阶级斗争面前不坚决的“群众意见”。
运动过去了，L同学的问题不了了之，显然他不是反革命，可是整了也就整了，毛主席教导说，“矫枉必须过正”。
文革中，我在八面槽的全素斋遇见了L同学。看到他身边端庄温柔的妻子，我暗自为他庆幸，世态炎凉，有个温暖的家就有幸福。问及他这些年来有否麻烦，他说还好，略谈了他挨整的事。他父亲是国民党军人，已经去世，仅此而已。然而这所号称政审要求高的大学少见多怪，如此家庭背景，又惯于直言，L就成了众矢之的，一定要整出敌我矛盾时，他就首当其冲难免倒霉，整错了也“好得很”。近年，我曾打电话给他，聊中听得出他坚强，淡定，没被整垮。
品学兼优的H同学
1954年伊始，将信将疑地接受了“革命越来越深入”的教导，革命不知不觉革到了刚刚成年、自以为是主人翁的我们头上。一天，突然通知开批判会。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空气凝固。我的发小，H同学孤零零地站在讲台旁的“被告席”。我的思维回到了十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