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乡村
在都市里难以安身的我，似乎注定要去农村寻找灵魂的归属。硕士二年级夏天的时候，我们几位研究生，在一位讲师和一位助教的陪同下，率领十来位四年级的大学生，去辽宁省以西的凌源县进行毕业生产实习。凌源县地处辽宁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境内山脉、丘陵、河流、盆地相间分布，颇具发展林业和畜牧业的优势。
我们一行人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到达凌源火车站时已是子夜。然后分头换乘吉普车前往几十公里外的实习地。汽车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缓缓行驶，一个多小时后从大路上拐下来，行驶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小道上。不久就到了一个村口，车灯划破了漆黑的夜幕，招来一阵阵此起彼伏的狗叫声，把老乡们从睡梦中唤起来迎接我们。由于没有集体宿舍，我们只好化整为零，分别住进不同的人家。我被分派到张大伯和郝大婶家里，那是三间红砖青瓦的房子，坐落在一个有近二百平方米的大院子里，四周围有土墙，大约有两米高。一条黄狗负责看家护院，两个儿子分别读高中和初中。读高中的大儿子住在学校里，我就和小儿子张博住在一起。
老乡们为我们解决了住宿的问题，但不负责伙食，必须由我们自己解决。于是，我们在实习基地临时搭起炉灶，两人一组每天轮流煮饭。说是煮饭，其实没有多少饭可煮，因为大部分人都来自北方。他们喜欢和擅长的是面食，比如说蒸馒头。原本是一团死面，被他们捣来鼓去，来回折腾，中间还要泼冷水。最后变得没有棱角，被弃置一旁不顾，由它自己发酵、成熟。如果被捶打的程度不够或被冷落的时间的太短，发不了酵，成熟不了，蒸出来的就会像学校食堂里的馒头。
我们的实习主要在上午进行，下午几乎无事可做。由于离城很远，又没有其它活动比如看电视、搓麻将等可以打发时间的娱乐，大家只好去涉水、爬山。对城里人而言，那或许是一个消遣，但对我来说，那是曾经让人愁眉紧锁的劳动。我们一群人天天都像人民公社干部下乡视察农村工作一样，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地在田野溜达。终于有一天，十来人下定决心要去征服不远处的一座山。由于山脚下开出了层层梯地，自然就有路可走。我们沿着羊肠小道，拾阶而上。及至半山腰时，前人踩出来的路突然不见了，只好轮流披荆斩棘，自辟道路。等到大家气喘喘地爬到了山顶时，发现不仅一下子可将村子里的人家和山下的一条河流尽收眼底，而且可以看到远处的县城。特别是当看到那农舍茅屋上的袅袅炊烟与河里的粼粼波光，以及山脚下犁地的耕牛和村民时，顿觉美妙至极。我不由得心旷神怡，脱口念道：“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然而，一位师兄紧接着说：“这咋能算非常之观？我们那里天天都能看到！”
师兄说的不错，正是司空见惯造成了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尽管我们听力和视力都正常，但“听见了，却不明白；看见了，却不晓得。”(《以赛亚书》6:9)因此，我们许多时候其实是目盲耳聋。何以会如此？问题不在我们的眼睛或耳朵，而在我们的内心。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驱使下，在历经寒窗苦读的煎熬达十多年后，那颗原本就该有情、有义、有感触的心，变得苍白、迟钝而毫无察觉。幸运的是，在此回悠闲自得的生产实习中，在远离浮华喧嚣的宁谧乡村里，它才一下子变得细腻、敏锐，忽然间能领悟到自然的恬美、清纯。不由得让人思虑起来：在瞬息万变，越来越物质化的人生竞技场上，当我们不遗余力、疯狂地追逐某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注定了也同时在以相等或更快的速度失去另外一些更宝贵的家当呢？
“河里那么多的白点是什么？是鸭子还是鹅？”领队老师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沉思，和大家一样迅速将目光投向河流。虽然有的说是鸭子，有的说是鹅，但他似乎对答案不感兴趣。只是眺望着由西向东的河水，慢悠悠地说道：“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故事。乾隆皇帝下江南，在金山寺登高。望见江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便问禅师：‘长江一日有多少条船往来？’答曰：‘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我原以为他会讲个笑话，却未曾料到来了个深具哲理、发人深省的教诲。以禅师之见，在生活的海洋上，我们岂不都想脚踏两只船，摆渡人生吗？
世事洞明皆学问。我当初以为这次的生产实习会浪费掉许多宝贵时光，没料到居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不由得心情舒畅、兴致高涨起来。当天傍晚回到张大伯家时，他们和往常一样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随后张博就从饭桌边走过来，拿着一本物理书要我帮助讲解一道题：“一个木匠将钉子钉入木板内，请问他运用了哪些物理定理？” 我启发他回顾一下在此之前学过的所有物理定理，然后逐一考虑。在我为他答疑、解题的时候，张大伯和郝大婶神情庄重、谦恭地在一旁关注，巴不得能为儿子助一臂之力。同时还反复问张博是不是真的整明白了。几天后，在城里读书的张勤回家来过周末。他比较喜欢文言文，满有兴致地和我谈起刚刚学过的《捕蛇者说》，对“苛政猛于虎也！”心有戚戚焉。晚上和我聊天到鸡叫头遍仍显得意犹未尽，要不是张大伯干预，肯定会通宵达旦。第二天，他们邀请我吃晚饭,被安排和张大伯一同坐在桌子的上方，张勤和张博分别坐在左右，郝大婶在厨房和饭桌之间忙碌、穿梭。一见这样的场景，我的思绪立即在记忆的空间里穿梭，瞬间回到了十年前在生产队务农的岁月。
那时已经失学一两年了，高考制度的恢复让我燃起了求学的愿望。不过，机会虽在，但条件尚缺。在为寻找学校而发愁一段时间后，父母改换思维，认为知青们就是现成的老师。为了得到他们的帮助，即使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也竭尽所能，预备佳肴恭请他们。为此，生产队里的人还在背后戳我们的脊梁骨，指责我们凫上水(攀高枝、趋炎附势之意)。谁曾想，在十载寒窗后，在三千公里外的异乡，惊人相似的一幕又呈现在眼前。只不过昔日的推车汉成了座上客，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奢谈过关斩将、从乡村到都市的历程，阔论端铁饭碗、吃商品粮的辉煌。虽然不敢断言我的“现身说法”会增强张大伯郝大婶望子成龙的信心，带给张勤和张博出人头地的希望，并为他们描绘了一幅十年后的蓝图，但他们出演我们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不仅使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身临其境地体会城乡之间的差别，更主要的是让我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所在，哪怕只是暂时的。
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固然体现在形而下的物质层面里，诸如地里坏境的迥然不同，居住者身份的天壤之别，但更大的差别恐怕是在形而上的精神领域里。即使一个乡下人经过千锤百炼，在形体上取得了进入城镇的通行证，但其灵魂有可能还在乡下游荡，不能同肉体与时俱进，原因在于文化的差别太大。都市有都市的文化，农村有农村的文化，二者之间的不同近似于或超过国与国的差别，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的特色。当我们有幸从农村到都市或从国内到国外，起初在为物质上的富有而高兴时，却很少想到还将有文化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冲突与不和谐。然而，“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孟子·告子上》)不管户籍如何，等级怎样，人都要谋发展、求突破。因此，我不能告诉正在逆水行舟的张勤和张博：无论你离巢觅食飞得多远，无论经受多少风雨的洗礼，你所有的探索和寻求还是要回到原点，否则，根本体现不出那番探求、拼搏的意义。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但愿他们早就领略到了。
几个礼拜的实习很快就接近尾声，归去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临走的那天，我们比平时都起得早。乡亲们聚集到村口来和我们道别，就如同当年我们和知青告别时一样，除了依依不舍外，一种惆怅和盼望的心情也溢于言表。吉普车扬起一路灰尘，很快就把我们的视野挡住。几条黄狗不畏尘土，盯着车轮紧追不放，一直咬送我们上了大路。路上没有车辆，但有不少牛羊。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凌源县城。县畜牧局的领导来迎接我们，并为我们饯行，让人受宠若惊、荣幸之至。当我第一次走进摆满丰盛宴席的餐厅时，仍然不放心地问旁边的师兄：“是不是真的不需要买饭票？”他说：“导师帮买了。”
饭桌上的一些佳肴都是第一次品尝，特别是那盘驴肉最令人回味无穷。俗语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一趟实习，不仅让思想得到升华，而且还能大饱口福，可算是精神、物质双丰收。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师兄吃完驴肉，高兴得不能自制，端起酒杯来眉飞色舞地道：“兄弟我也来说两句。感谢各位领导对我们本次实习的周密安排和今天的盛情款待。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凌源县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所以凌源县人民也是伟大的……”这一语惊四座的三段论要算是在本趟实习中，用得最灵活、最见效的书本知识。酒足饭饱之后，畜牧局的领导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当我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看到凌源车站从车后渐渐退去时，胸中突然溢满了苦涩的失落感。伴随着车轮的飞速转动，我的心也渐渐变得不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