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
到支行上班，先是在营业室搞“清分”。第一天业务不多，他集中精力，倒很顺利，心中暗喜，似乎有些得意。殊不知第二天业务翻番，各柜组的传票分至沓来，他手忙脚乱，不但人家等他的结单轧帐，拿回去的结单也常常打错----他在基层闲散惯了，又不练算盘，哪见过如此阵仗？此后也是时好时坏，被他看不起的“简单劳动”不只他伤脑筋，领导同样伤脑筋。一个月不见起色，让他到三柜当复核。
1983年，四川电大首办“金融班”。上级文件，三十五岁以下的都可以报名，考取后脱产学习。人事股长到营业室来登记，他凑热闹。股长说你都四十了，还读什么书？他说户口薄上我不是才三十五吗。这要退回到三年前，他直接从天宝山进城，没来得及到益门迁户口。人事上要他的户口。他说你给一天假我去办。那人说哪要你亲自去，叫办事处李主任派人给办就行了。他说那也只有你们喊得动。结果转来的户口，把他的出生年份3字弄成8字。一直错下来，害得他前些年出去旅游，景点门票得不到优惠。本来他只是跟人事股长开玩笑，并不报希望。股长写下他的名字。后来年龄放宽，他拿到准考证。会理支行到西昌参考的六人，有个比他小四岁，其余全是才入行不久的年轻人。成绩通知下来，一人落选，他和一女孩并列末席总分212。奇怪的是不但总分一样，各科成绩也一分不差。他尤其不相信的是自己的数学才得四十几分，因为考试下来对过答案，及格应该没有问题。录是录取了，这样的成绩非但破了家族的记录，让女儿知道如何面对？他请在西昌教育学院进修的张老师到电大分校查分。果不其然，工作人员抄分时跳格，他的各科成绩都及格了，总分应该是280。入学后得知，此分数是全州金融考生的最高分，与美菇县二十岁的陶兴华并列第一。报到那天，一个阿坝的女同学喊他“老师”。他羞着说自己也是学生。女孩瞪大了眼睛。
过了三年安适的家庭生活，想不到造化又在他的生命树上引来些麻雀。终于戴上了二十二年前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桂冠，然则如姑娘时衣衫褴褛，做了老太婆才穿上连衣裙，已值不得庆幸而未免辛酸。在七十八人的电大银行班，从会理来的小同学叫他刘叔叔；刚选出的共产党员班长，听上去有点挖苦地称他“大叔”；教务长问他的年龄露出惊讶......这些都像皮鞭抽在身上。第一门“计算技术”课，他感到枯燥。后面的“辅导课”更是扯淡到无聊。翻开笔记本，莉抄李大钊的三段话：“1，坐破寒毡，磨穿铁砚；2，不要因为你自己没有味口，而去责备你的食物；3，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雄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才像手指那样拨动了他的弦。
“计算技术”很快学完，结业考试。对于银行学员，是手到擒拿的事，绝大多数得100分。他检查了三四次，下来发现错了一道题，与满分无缘。数学测验也是这样，他最先交卷，比别人提前20分钟，成绩落在好些人后面。不久的期中考，据说要上报成绩，影响学分，他得了61.5分。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女辅导老师批评他“幌”，如同他批评女儿的口气。“政治经济学”和“中国近代经济史”都是65分，如何告诉刘棘？
“金融班”本来应该设在府街的州银行干校，那里的教室尚未完工，临时租用州民干校多余的校舍。民干校座落在城内至高点，透过二楼寝室的窗口，可以将市区一览无遗。最先驻进这间寝室的宁南小伙竟然不占靠窗的床位，而让给了他。三个伙子白天不常在屋，夜晚坐在窗前又正好背着灯光。他每天面窗读写。室友们看出了他的习惯，大约也是尊重他的年长，偶尔坐在窗前，一见他进屋，就倏地起来让他。这坐北向南的窗，是屋里唯一的油画，壁立在四床四帐以及色彩极不调合的四张床单之间，既送来馥郁的花香，又变幻出云影的柔和。每天电视教学被刺激的双眼得以放松。窗外有棵桉树，占去了油画三分之一的空间。宛如他的腿，走路不平衡，令人侧目。也许是同病相怜，他喜欢这窗。放眼窗外，鳞次栉比的房舍须在树叶间去找。不细心的人以为城市躲在树荫下。其实，你走到街上，就发现低矮的屋檐挤得可怜，店铺窄得可怜，人被互相蒸腾的汗臭熏得可怜......很少存在容纳树的地盘，因此树也少得可怜。在被树枝遮挡的城的上部，睁开一条眼缝那样的邛海和娥眉状的山脉倒是非常写意。可是傍晚时分，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被翠绿护着的邛海却似生气那样对他翻白眼。儿时听说安宁河从邛海流出。这縈系愁思的河，灌注哀肠的水，像桉树上累累的果子，快把弱枝坠断。
一个曾经写过小说，作了不少诗歌的人，半世年纪上“写作”课。读叶聖陶的《中学国文学习法》才恍然屡屡投稿不被採用的缘由。叶老35年前写的文章，说明当时对学生写作能力的要求何等之高。尤其是谈阅读能力的培养，直接戳到他的痛处。回顾自己读书破万卷，消遣居多，跑马不少，完全是混时间。阅读目的不明确，对实际工作、生活于事无补。加之没有恒心，凡事浅尝辄止。不是不知道阅读精深的必要，而是心急案头早点腾空，挪借尽快归还。大好的青春就这样溜走了......上了一个多月的课，从西昌一中请来的辅导老师布置作文，不限定题目，大约有摸底的意思。他写的是自己上电大的感受，比喻为一个守寡22年的女人，突然又找到亲爱的伴侣。老师讲评时先念了他的作文。教室内鸦雀无声。想不到读完后老师说自己亦“深受感动”，评语也有些拔高。并且说一半以上同学的作文写他，批评那些同学“文字有人，目中无人”，即看不出所写人物的音容笑貌。他认为那些同学既不了解，更不能剖析他，无非对78人中一个又跛又老者感到新奇，便拈来笔下，怎么写得出所以然。他不知道人家如何看他，连借一篇扫扫的勇气也没有。只不过从此以后，所有的女同学都称呼他“叔叔”，而此前年輕的女副班长曾经：“刘朗中，该你打扫卫生了”。男同学，除父母都在会理支行工作的徐忠健一直喊刘叔叔，不便改口外，都称呼他“老革命”。
同时朗读的一个甘孜州雅江县女孩的作文，有思索，有感情，文彩比他好。他恍然大悟，教师之所以读他的而没读拿在手中也许比他写得好的几篇，可能是看中了其中的感奋作用。因为大家都对作文有畏难情绪，便以这老头克服困难的经过，打消年轻人的沮丧。写这篇作文的姑娘，平常少言寡语，深度近视，镜片后看人的眼光也像是偷偷地。却引经据典，思如泉涌，流行语拈之即来。他感到后生可畏，特别在记性上，思维敏捷上的劣势，使他不得不加倍努力。
正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工资”一章的时候，他们碰到了工资问题。中心支行在开调资会。会上传出的消息“正在学习的职工不调资”，关系电大生的切身利益。尤其是他，每月留20元在家里，汇给他的不到20元，一周只敢吃两次肉。小青年问他为何如此俭省，他答曰：“生产决定消费”。其它同学都是才工作不久的，级别自然没他高，但没有负担。甘孜、阿坝的加上补贴，比他还拿得多。那时的调资，几年一次，谁又能輕意放过。他们不断地向总、分行，向电大反映。终于来了文件的实施细则和解释，他们视同在职，按政策调整工资。但是有五个同学按杠子仍不在调资范围内。这五人要他帮忙给中央写申诉，其它同学认为白费劲，都有点灰心了。他觉得试试也无妨，并说不是才写过题目为“说轫”的作文吗？一人凑了四毛钱的邮费，把他草拟的申诉寄给中央有关部门。调整后他的工资有四十八元多，家里留二十五元。老凉山几个县和甘孜、阿坝同学的仍然比他高。有的竟然拿八九十元。同学说：“老革命的运气只有这样瘪！”
“哲学”课学了列宁给“物质”下的定义，跟主讲和辅导老师的愿望相反，他不认为这定义坚持了彻底的唯物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走到极限的象征（从极限的意义看其彻底性倒是恰当的）。既然“物质”仅仅是“标志客观实在的物质范畴”，“标志”是人主观赋与的，叫做“物质”，叫做“精神”，叫做其它的张三、李四，都是取名的问题，有没有这东东存在，大可不必较真。定义接着阐述：“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自己的感觉感知的”。大有不感觉不知的意味。话语虽然用的被动式，主体是谁，一目了然。“它不依耐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既然看不见，摸不着，描述不出其形状、大小，测不出性质，只从世界千差万别的众多中抽象出的概念，“抽象”为何不是大脑的产物？其第一性更难说了。
关于坚持“反映论”的问题，即“为我们的感觉复写、摄影、反映”。迴避了“我们”的多样性。世界上有数十亿“我”，如果说以大多数人的“反映”为准，懂马列的不是大多数。如果说“相对反映”的总合是“绝对反映”，怎么计算呢？以一个主义来统一十亿人的思想，造成巨大的向心力，在被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尤其需要，然而又是多么巨大的工程。六年多年来，以毛主席为首的有志之士，竭力营造这个工程。但是，当人们对“主义”的新奇感逐渐消失，“言多必失”，“事多必露”，以至出现许许多多无法用“思想”解释的现实的时候。具有创造性的人，自然会寻求其它思想，当局应当宽容。限制这些人的宣传，对其周围消毒是可以的。允许其深入思考，哪怕创立其它主义，也是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的。既然事物总向对立面转化，马列主义岂能例外。
第二学期，他们搬进府街的校舍。水磨石地面，明亮宽大的玻璃窗，电扇、顶灯、吊灯、日光灯俱全。比起“花朵”们阴暗狹窄的教室，实在算天堂。选班干部七人，无记名投票，他竟然得了35票，名列第六。干校负责人（个多月后才任命其为副校长）说女生选少了，把最后两名改成女的。他求之不得，高声赞成。选小组长，人家又把他提出来。这个芝麻官无非是打扫卫生的召集人，自然没人反对，他首次当上“干部”。新组成的六人寝室是个生动活泼的小团体。大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选了室长，推他为顾问。每天在粗话、屁话、趣话，嘻嘻哈哈中过活。上榜秤重110斤，创造记录。算是学生生活的巨大收获吧。
上期的考试成绩通知下来，他的分数跟自己的估计差不多。不过，料定年轻人比他考得好却出了意外。尤其是女生比男生用功，排名应该靠前的想法大跌眼镜。三甲都是男生。状元是个甘孜小伙，平常并不专心听讲，耍的时间也多。他末叨第三名。学校规定讲学金的发放标准：一等限定在百分之五以内，每人50元；二等百分之十，30元；三等百分之十五，20元。他的50元，本打算拿回去还欠老胡的账，但事先跟个室友打赌（吃不吃得到奖学金）输了十元，还欠款十元，买饭菜票二十元，“五四”陪小青年们野餐凑款三元，所剩无几了。
他的住处也有所改善。让他和“文体委员”住到四楼的“娱乐室”守电视机（西昌历来小偷猖獗）。一伸高低床，他睡下铺。莉到西昌上函授辅导课，“委员”干脆搬回宿舍，留他独享“单间”。不久室内添了乒乓台，小伙子们一天要打好几次。烟头满地，从不打扫；灰尘扑面，蚊帐根本不敢拉开。他心想这是对他的特殊不满。每天早晨洗完脸，他故意把半盆水掀在地上，像是抑制飞尘，却带来打乒乓时滑倒的危险。有天三个男生跟他大吵一架，并向学校反映，强烈要求他搬出娱乐室。他强词夺理，学校只好派专人来打扫卫生。又赖了一久，还是搬回原先的铺位了。
“经济地理”使他头疼。按说，他考电大时史地的成绩最高，从前阅读也以文史书为主，应该不怕。然而上学期“经济史”考了个仅仅及格的分，给他当头一棒。同样是开卷考试，他心中无底。记起是月尾，该翻挂历了。这本挂历是大嫂从成都带给家中，莉又托人捎来的，每页一幅古代国画，他还没往后翻过。他心血来潮，占卜一下第二天的考试如何。默祷后翻出那画，是清朝董婉贞（双湖）的“林丘寄意图”，图上题诗“树林参天景色殊，邱山重叠寄吾庐，莫嫌道路行来险，历尽崎岖即坦途”。读后稍微宽心，诗的结局尚可。入睡前他吟味打题：第一句说明农业地理要考林业部分，第二句可能指家乡四川省，第三句预示交通运输地理......起床后专门对以上内容复习概括。
谁知一句也没打着。只有三道题，第一题就50分。卷子一发，其它考室就叫了起来，他们教室虽然没有人叫，结束铃一响，“好老火哟！”不约而同地呼出。他起身时，有同学木瞪口呆站着不走。他最老，又被看成顶有学问，大家都来跟他讨论答案。还没说出口，有人说“你倒整到了”。“整倒了？你们每回都腠我，可是分数下来，净是六十几”。听得出，好些同学连题意都没懂。自吹开卷考拿起书就翻得着答案的贾大个，今天也泄了气，晚饭只吃了一两五，还伸出包扎的食指给他看：“我今天只有这样倒霉，祸不单行，试没考好，又把手跌伤了”。不出所料，公布成绩只得了60分，恐怕还是阅卷者发善心让他及格。更大的打击，降落在上期总分第一的标小伙身上，因为不及格，当场哭起来。由此，上期得一等奖学金的两个人（一共四人）注定吃不到了。按道理也该彼此彼此，大家都吃吃嘛。开学伊始，他就在墙报上标出“各领风骚一学期”。最高兴的是贾大个，坦诚看“标准答案”以前，始终不知道题目从何着手，却得了66分。他总结“考查课凭运气，考试课凭记性”。面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只有甘拜下风也矣。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深知自己脾气懆，易冲动，屡次告诫要痛改前非，然而还是得罪个副校长。这个西昌人，从部队转业当过县支行副行长，是个音乐发烧友，上学期打算在学员中成立个乐队。他入学时庆林送了把二胡，意在让他无聊时解解闷。副校长以为是知音，第一个来找他。他可能当时心情不好，没有详细解释自己只会杀鸡杀鸭，一口就给人家回绝。副校长脸色一沉。后来又为他和部分同学申请不上几门辅导课的事顶起来。这学期省分行来文，规定教材费不再由个人负担。副校长在全体同学会上传达后说：“这学期交了就算了，从下学期起不交”。同学要求把文件拿来念。副校说：“哪里有这么多文件。学校规定怎么办就怎么办”。他接过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那人顿时变色，喉咙里嗫嚅几下，答不出话。教室空气紧张、肃穆。副校干坐了坐，啈啈离去。第二天副校改口，这学期交了的也退一部分。和他一起提意见的同学不满“有的人当面不开腔，下来比谁都想要，煽阴风、点鬼火，就支我们这些出头露面去干”。他说：“没关系，刘叔叔不想当官，也当不了官，就次次为你们火中取栗吧”。
果不其然，上午的政治课，副校一上讲堂就指桑骂槐。说什么有的人真有些狂妄，学了不到一年就以知识分子自居（这是啥意思，是不是认为知识分子压制了工农干部？）。宣读有关文章时，又说有人动辄有点造反派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