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文系在北大的名声还是很响的。不仅因为那时正处在启蒙时期，人文气氛浓厚。用陈平原先生的话，那时文史哲的地位就像今天的法律，经济，工商管理；还因为中文系出才子异人，他们经常做出一些惊世骇俗，我行我素的事情。在崇尚个性的燕园， 这就像今天说某人会赚钱， 是很受人敬仰的。有练气功走火入魔，气都跑到尾骨而不能正常坐下的；还有忽然消失了一个月， 跑到南方专门去看木棉花的；有被褥四年不洗可以立起来，但凭自学读懂古英文的；还有一学期不上课，趴在被窝里把海淀租书店里的武侠全看了一遍的。总之，中文系是个能让人特立独行还不至于太孤单的的地方。
与我们的上下级相比， 我们那级文学班还属于比较“正常”，中规中矩。才子当然也有几个，比如以擅写古典诗律诗用典尤其巧妙的韩，以“上坡路下坡路都是同一条路”而开创了校园颓废文学之风的蔡，还有当年在北大影协，为陈凯歌的先锋电影“黄土地”摇旗呐喊，言必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刘—他后来通俗了，成了“开心麻花”的老总。但真正称得上奇人的，非尹公莫属。
尹公，云南会泽人。因来自乡下，又是远乡僻壤，日常行止自然有些奇特。平日里经常生吃茄子青椒，或者米饭拌干辣椒，穿着有白裤线的大红运动裤在湖边一边听英语一边舞剑，因此被北京同学称之“南蛮”。想当年许多来自农村的同学凭刻苦和成绩考到了北大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在芸芸精英中其实是很有压力的。有人选择藏拙， 有人选择从众。但尹公却有点抱残守拙，冥顽不化。 当时正是西风紧洋腔烈的时代， 我们文学青年以追逐最新的哲学文学理论为时髦， 未名湖诗会上崛起的也多是实验朦胧的现代派诗。 但尹公却开历史倒车。用一位同学的话，他“不但努力使自己显得像来自封建文化界的样子，而且刻意要达到清末民初那个水准”。满嘴明清的白话文言，再加上乡音很重， 称人必“公”，因此得一“尹公”绰号，以及不太合群的声誉。当我们跟着来访的艾伦金斯伯格“嚎叫”时，他却独自泡图书馆故纸堆， 将林琴南苏曼殊刻苦研读，并写下详细的读书笔记。据熟悉他的同学说，最后竟写出一部洋洋万言的研究论文，用上好宣纸小楷工整抄录并线装。
二十年后， 晚清民国研究成了热门显学。但八十年代的尹公却注定落寞，甚至遭到嘲笑。
尹公另一特点就是“好赋诗填词”。而且他不屑自由诗现代体，写的都是古体诗词，比如这首讲述创作之乐的七绝： “诗兴如潮压不住， 倒拖草履翻穿裤。大笔一挥诗一首，自书自吟自捧腹”。还有一首描写校园青年的《沁园春》：“蜗居斗室，最难将息，周末时候。厌沙龙玄虚，胡诹瞎扯；舞场纷纭。粉面油头。同乡共聚，相见则云‘何不去找女朋友？’轻摇首，‘非没有能力，钞票不够。’ 亭亭伫立寒秋，恨意中人难引勾。怨北大哥们，不懂爱情；燕园棒伙，未晓风流。一代书虫，翩翩美士，只爱如砖大部头。怅寥廓，问疏星朗月，谁可挑逗？” 说实话，尹公这些诗词有点像他的文言白话，经不起 “推敲”， 但其中的率性和自嘲却也生动有趣。 他还常常用诗与人交流， 有时搞不好，就出现与人龃龉不和的情况。那时大家都还少年轻狂，逞强心切，却不懂理解和同情。像尹公这样敏感又脆弱的人，被触到了痛处， 自然会流露出天性狷狭的一面，因此也就更把他推向极端和固执。
因为男女有别，几年下来，我对他的了解极其有限。真正与尹公有些接触是大二结束那年的暑假。
那时北大兴修暑期课。其实对于我们这样课业轻松，习性懒散的中文系学生，暑期课只是个借口而已。趁机摆脱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呆在校园里的借口。一天，尹公带着一个美女来我们宿舍，说是他家乡的中学同学来京旅游，想借住几天。这个女生跟尹公性格似乎恰恰相反，极为乖巧懂事。借住的几天里，每天用水拖地擦桌子，把六个人合住的杂乱房间收拾得整齐明亮。她迅速得到我们的喜爱。 有时细声跟我们谈起尹公的中学时代， 眼神里流露的是真正的敬佩， 尹公当年可是云南省高考的（并列）状元，在会泽人人知晓。
因为这个女生，那个夏天他有时来我们宿舍做客，大家坐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尹公的所读所思常常空穴来风，听得我们也云山雾罩。他的奇谈怪论有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也有点语破天机的意思。 比如说起《红楼梦》时， 他就提出“为什么焦大就不能爱上林妹妹”这样的问题。 我们常常一边听一边笑，与尹公的关系很有改善。
某天晚上， 尹公神秘兮兮地提着一个什么东西来到我们三十六楼，把我从宿舍里叫了出来。在走廊里， 他郑重地向我端出一把木刻的足有二尺长的“剑”，说这是一把鸳鸯剑， 两面还写着红楼梦体的两句诗文：“厚天黑地，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像我这样的中文系女生，口头上向往三毛的浪漫不羁，但真碰上一个多情的“宝哥哥”， 却只会落荒而逃。何况我当时是崇拜现代派的俗人， 根本不待见这种“古典”方式。于是很笨拙很粗鲁地把那把剑推还给他，自己扭身走了。
事后想想，也许，因为那个夏天的相处， 尹公觉到一点来自异性的暖意，他也只不过是用他 “性情中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羡慕之情， 感激之意， 而我当时如此惊慌失措，倒是小家子气了。
但从那以后，我与尹公的友谊也还是有些刻意的距离。我对他最终也没有很深的了解。
青春有时是个障碍。
临毕业那年，尹公写了入党申请书。洋洋洒洒两大页，还是用文言文写的。字句铿锵，古意盎然。最后的结尾，我仍然记得， 那是改写“古诗十九首“的四句诗：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跟党走？”大家哄笑，却捉摸不透他是真心还是假意。
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尹公回了云南。 年轻时代的大观园生活就在大家的惜别之情中告一段落。
再次听到他的音讯， 已经是十几年后了。 那时我在加拿大一所大学刚工作不久。 尹公写电邮来，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联络地址。也许是距离的保护，也许大家的年龄已长，我们不再有当年笨拙的感觉。他听上去比上学时自然自信了些，报告了近况。说给我写邮件， 是想了解加拿大的情况。
又是几年过去，我已经人在悉尼。又收到尹公的邮件， 似乎已经移民了。 不过语气与上次不同，很有些消沉。 我当时刚漂洋过海搬迁到新地方，忙碌之中，也没有认真回信。 此后就断了联系。
有了互联网后，班里同学一时聚会在“四海一家吧”里。尹公露了一两次面，贴了几首怀念母亲的古体诗。但很快又销声匿迹了。大家因年长了十几岁， 开始忆旧。一位平时不太讲话的同学还写了一篇深情的文章回忆尹公当年，引来大家的唏嘘回应。 “其实每个人都怀抱着自己小小的真理”， 另一位同学这样解释尹公的怪异。大家还不约而同说起当年政治经济课上的一次模拟辩论。那是个辩证法的题目。 当时两队争得不可开交，尹公站起来说道：你们别争了，我给你们三个例子：例一，正着是六，倒着是九， 例二， 黄沙百战穿金甲的‘甲’ 字，倒着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由’字”。尹公的第三个例子我们竟然都想不起来了。一时大家怅然若失， 尹公的奇思异想也许是我辈力有未逮的，他也无疑是能让我们对自己年轻时的偏见骄傲和不宽容感到不安的那个人。
最近因为八四毕业三十年聚会， 在失联人中的名单里看到尹公的名字。忽然就想，在这样一个“知天命”的年龄，和这样一个除了成功和挣钱就没有其他想象力的时代， 若能听到尹公的奇谈怪论， 该会是怎样一种享受。
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尹公， 听他告诉我们辩证法的第三个例子。
后记：这篇小文修订了两遍， 让我又一次感到书写他人的困难。写作中，借用参考了文学八四诸位同学提供的信息，尤其张睿同学的回忆，在此一并感谢。文中谬误，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