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几种文化体系里，存在着在某些天内禁食的一些规定。穆斯林在斋月的时候，不得进食。基督徒也必须在四旬斋的某几天内禁止用膳。登记了这些禁食规定的大脑计算机就如同法官，警察和刽子手一样，威胁，提醒和有时按照程序中输入的重要性以数字般等量的严厉性进行惩戒。
一个已经把这个规则严格地印刻在大脑计算机中的穆斯林，将承受两种对立的情感流：一种是生物自然的和干细胞的，饥饿法则：“如果你坚持不吃饭，我就持续地用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折磨你。如果你吃饭，就会看到你将是多么舒畅”；另一个是与之对立的生物文化和生物社会的法则：“你知道，一个好的穆斯林必须遵守这种禁食的法则。如果你照规矩办事，这些将是您的补偿：充满希望的惬意感（难以想象的情色之欢的幸福天）；被穆斯林社会尊敬的惬意感。
如果你胆敢违反这个神圣的规则，我将让你为这些严厉的惩罚付出代价：负罪感：你将感到要受到安拉和就活在你心中的父母的指责和从你意识里感到整个穆斯林社会都在高傲和轻蔑地指责你。此外，假如有人发现了你的行为，你就成了这些知情的穆斯林歧视的对象，他们将嘲笑你，咒骂你和孤立你”。胆敢或能够破除这些规矩的穆斯林是很少见的。
一只猴子受饥饿法则的制约，但是不受禁食和这众多的其它的生物文化法则的约束。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带有社会特点的生物文化法则如何跟带有干细胞特点的生物自然法则作对并占上风。保卫蜂房的情感法则和机制比那些保卫蜂房一个细胞的那些法则和机制要强大得多。
个人利益和其社团利益之间的竞争游戏可能使它达到最高级的对抗。我指的是那些绝食示威者，他们处于高强度对抗的两种情感流：我的生命或我的社会。
最近这些年，我们亲历了爱尔兰人的悲喜剧，他们参加绝食示威然后慢慢地和残酷地把体力耗尽而死去。在这种情况下，体力耗尽而死 一词――希腊文中意即“斗争”――拥有它的全部词义。一个风华正茂的爱尔兰青年，充满着生命力和幻想，他甘愿受强大无比的饥饿情感机制的折磨。
几天之中一口饭未进，当有人把食品带到他的房间时，大脑计算机用它强大的和具有说服力的情感语言这样对他讲――如果我们把他翻译成语音语言――：“我在这个恐怖室内用如此残酷的感觉折磨你因为你不进食。看看这条香肠。注意一下他的味道是多好呀。咬一口吧，把放在你鼻子前面的这一盘子都吃下去吧。我将把这些折磨你的镣铐一个一个地除掉。你将会感觉到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可是你固执坚持十三点，我就会继续更加严厉地折磨你”。
同一个大脑计算机从另一个――生物社会和生物文化特点的――程序里向他放出完全不同的话来，带着同样的情感语言，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如下的话语，即：“继续坚持你的绝食，你要像一个爱尔兰祖国的英雄那样死去。你今天和永远都将受到爱尔兰人的敬仰，热爱和偶像般崇拜。就在此刻，我让你感受到这种如此深刻情感的芬芳味道。现在即刻你感受到所有爱尔兰人正在崇拜你，敬仰你。所有的新闻都在谈论你，你处在全世界报刊的头版。我现在用银托盘为您敬上的这分名誉感是否惬意？另外，如果你现在胆怯退缩，我将用更加严厉的刑法惩戒你。不仅要把你所有的这种极少的饕餮之徒都永远难以尝受到的激情感觉立刻撤掉，此外，还要让你陷入耻辱感，被嘲讽和被蔑视的残酷折磨之中。全体爱尔兰人从把你当偶像一样崇拜一下变成把你当成逃兵，胆小鬼，一个不值得称为爱尔兰人的人来歧视你”。
一些绝食者在几天的“垂死挣扎”后，进食了香肠。但是，另一些人死掉了，牺牲在他们社团的祭坛上。预设来保护主体生命的情感机制是非常强大的，但是仍然会在遇到这种保护和捍卫社团生命的情感机制而作最后的对决之中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