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一生中最凄惨的一幕。
那年大概是六一年，我六岁，正处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自然灾害”，是文人的说法，农村人说的就是闹“大饥荒”，全国上下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我万幸，没被饿死，但饿晕了，一天到晚脑袋里转转的只有一个字：“饿”，或者“饿死了！”全家人都在挨饿。
母亲天天饿着肚子到生产队干活，姐姐和哥哥则饿着肚子上学，家中只剩下我和弟弟，饿着肚 子玩。那时，我们家吃饭已经限量了，晚上那顿饭，一人就一碗稀粥，有时是玉米粥，有时是高梁米粥。粥稀得已经不能再稀了，饭碗中有多少颗高梁米粒，都能查 出来。母亲把饭放到我眼前时，我赶紧就端起来，先是贪婪地闻一下，然后猛地就喝一大口，这一口就能下去一半的稀饭，然后把饭碗沿着右边转半圈，再向左转半 圈，不出四、五个半圈，一碗稀饭就喝得底朝天了。然后，用舌头把残留在碗边和碗底的稀饭舔得干干净净。吃完了，就把下巴支在手上，看哥哥和姐姐，看母亲。 母亲总是最后为自己盛饭，盛好了也不吃，看着我们弟兄一个个把饭全吃光了，她就把她饭碗里的那点，给孩子们一人分一点。她自己常常什么也不吃。
母亲是最先浮肿的。在她的腿上一摁，就能摁出个小小的坑，半天平不了，我还觉得挺好玩的，就在母亲的腿上摁了一下又一下。母亲就是那样，但还得去生产队里干活，挣点买粮食的钱养家糊口。养家糊口，这四个字太准确了。
母亲去干活了，就留我在家照料弟弟。弟弟才三岁多，而我也就大他三岁，也还是个孩子。我 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每天是怎么照料弟弟的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曾经照料过他。但穷人家的孩子好养活，干活干得早，母亲也就放心让我看弟弟了。何况，她就是 放心不下，也得放，没办法，活命要紧。
我也没有把自己照料弟弟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妈妈每天叮嘱我，多加点小心，离火远点，别把弟弟烫着了。别让他满地跑，摔着了。哭两声没什么。我点头，知道了，也就那么做了。
最难为我的是妈妈还让我为弟弟作饭，作好了喂他吃，或者看着他吃下去。这个诱惑对我来说 实在是太大了。稀饭一煮好了，那股香气直冲我鼻孔扑来，怎么闻怎么香。当时也真不明白自己的鼻子为什么那么灵，像狗鼻子似的，一点点香气都能闻到心里。还 有一件事也不明白：肚皮明明已经饿得憋憋的了，怎么一喝口水，里面就咕咕地响。
家里烧的是和着黄泥的煤，母亲干活前，在炉子当中扎了一个眼，到那个眼中的火变红了，就 是我给弟弟作玉米面粥的时间了。半碗水，一小饭勺面，就是弟弟一顿饭的定量。我先用大姐用过的小旧锅烧上一碗水，又在另一个小饭碗中，加点凉水，把那一小 饭勺的玉米面搅和匀了，看着小旧锅里的水翻个了，就把和好的玉米面放到锅子中，然后赶紧搅和，别糊锅底了。当粥快好了的时候，我会像作贼似的偷偷尝一小 口，从来不敢多尝，怕弟弟饿了就会哭个没完没了，怕弟弟跟母亲告我的状。
饭作好了，弟弟也等不及了，他几口就把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粥吃光了。看他吃完了，我就把他饭碗中剩下的一点点东西都舔干净，然后把锅里的再舔干净。有时，把锅舔干净了，还不放心，再加点水，使劲晃晃，把这点水喝到肚子里。
有一次，弟弟不舒服了，也许是感冒，或者肚子疼，妈妈就给他买了一小包饼干。那种小饼干 一个个只有小拇指指甲那么大，圆乎乎的，带着奶黄色，我们都叫它“奶豆”。在我那双饥饿的眼睛中，这些奶豆比金豆还贵重、还稀罕，因为我已经几乎忘记饼干 是什么味道了。妈妈走前嘱咐我，弟弟要是闹的时候，就给他一、两个吃。不久，哥哥也上学走了。只有我和弟弟呆在家中。弟弟也早就盯上“奶豆”了。不一会儿，他就闹了。这时，“奶豆”充满了我的心灵，吓得我连放在碗架上的那个饼干包都不敢多看了。弟弟闹着要吃奶豆。我胆颤心惊地打开了纸包，数出了几个奶 豆，一个个地递到了弟弟的手中。看着弟弟吃下了一个又一个奶豆，看着他那满脸的幸福，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央求弟弟给我一个吃，央求他不要告诉妈妈，我就只 吃一个。弟弟终于答应了，他给了我一个奶豆，我急忙把它塞进了嘴里，嚼两、三口就吞下了。是什么味道，不知道。我馋疯了。
我不知怎么了，吃完了一个奶豆后，就把又一个奶豆也塞进了嘴里。弟弟大哭起来，我自己也 楞住了。就在这时，我听到门“咚”地一声被推开了，两个哥哥冲了进来，我以为他们已经去了学校，哪里知道他们竟然藏在门外，等待抓我这个贼。他们一冲到我 面前，就一人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子。
我吓坏了，疼死了，就大声地哭了。哥哥们大声地喊：不许哭！你抢弟弟的东西吃，还有脸 哭！我吓得又赶紧闭上了嘴。他们又严厉地教训了我几句，讲些什么，我现在一点也记不清楚了。记得自己就那么傻乎乎地站在地上听着，一声也不敢吭吭。脸上火 辣辣地疼，更疼的是心里，我真是丢尽了脸，丢尽了人！
哥哥们终于上学走了。
一听到关门的声音后，我就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痛哭。是委屈、是怨恨、还是悲哀，我一点也不知道，就想哭。三十多年后，当我回想起这一段往事时，我依然禁不住还泪流满面。那天，我第一次想到了死。我连奶豆都吃不到，我不想活了。
三十年后我来到了美国，到了华人教会，许多基督徒向我传福音，告诉我神爱世人。但我听不 进去，我的心中有太多的苦毒、太深的苦水。我经常想到的就是我为了偷吃两个奶豆而想到了死这一件事。我不明白，一个像我那样的小孩子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 罪，竟然在将近三年多的时间中经常被饿得死去活来。当我为了能吃上一口饭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上帝在哪里？还有那些被活活饿死了的老百姓呢？当那些 被纳粹赶进煤气炉中的少年少女在挣扎时，当那些被日本兵挑在刺刀尖上的婴孩尖叫时，上帝在哪里呢？我想了三年多，还是不明白。
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了，我们是在自食苦果，并且，我们用自己的罪孽来不断地培养这苦果，使之不尽不休。
青少年时代我真的相信“三年自然灾害”是由天灾造成的。那年雨下得真大，不仅我们的院子 里积满了水，就连屋子里都进了水，水有时都会满了炉坑。但文革后报纸上陆续告诉了人们一些真相，说早在一九六二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就尖锐地指出，造成这场大 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但那“人祸”是什么呢？上面的统一口径是“左倾”，说是背离了客观规律，急躁冒进，瞎指挥，等等。说得太轻巧了。
那是几千万饿死的冤魂哪。
我现在也不想从政治与制度方面去解剖根源了，一些人已经那样作了。我看到的是人性的根源，是灵性的根源。“人祸”之所以是人祸，“人祸”之所以构成了人祸，就在于人要冒充上帝。
很小时我就会背诵一首民歌，出自郭沫若和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齐开道，我来了！
人以上帝自居，这就是一切人祸的总根源。
人祸，就是由人悖逆上帝的罪孽所酿下的苦酒。
但面对着人间悲剧，我没有省察人的罪孽，却埋怨上帝不公、不仁，这岂不是为人与制度的邪 恶开脱罪责吗？并且，不止是他，还有我，不止是他们，还有我们。难道我们就没有亲身参入多年来发生的一次次人祸吗？我怎么能说不呢？正是由于我们参入到了 那人祸之中，并且，是将整个身心都全部投入，所以，那人祸才能那么残酷、那么广泛、那么持久。令我自己感到更可耻的是：我在责备上帝的同时，却没有把自己 在生命中享受到的一切归于上帝的恩典。我赤条条来到了这个世界，没有带来一缕阳光，一丝清风，一滴甘露，这一切，都是赐给我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向赐给我这 一切的上帝道一声感恩。
虽然我明白了这些，但我还是不明白，当无辜的小孩子在受难时，上帝在哪里？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他在十字架上。他与我们一同经历苦难。经上说，当耶稣看到拉撒路死了，他哭了。经上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
“耶稣哭了。”
“我渴了。”
这两句话像母亲的双手一样温柔，它抚摸了我心中那深深的伤痛。它使我明白了：虽然上帝没有拿去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虽然上帝也没有对我清楚地解释这一切苦难为何发生在我身上，但他，创造天地的主，和我一起经历着我遭遇的苦难。
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