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迷思
我的名言：政治，主导着语言与思想之间的逻辑联系，建构轨迹。文化就是语言，语言就是文化；因为这种文化，或者这种语言，就是【教育】本身——任何一种教育，都是一种政治教育。因为任何语言与思想之间的政治需求，都【牵引着】城市管理制度。既然有城市（管理制度），就暗示着某种“贸易人际关系”（语言交流），使到教育的语言，语言的教育都内敛在价值观与心理，也就是人所谓的：理性与感情，公共与私人，客观与主观等的见解冲突——实际上都是【经济成长与社会福利】的不同思想异化物——而任何思想冲突，作为城市经营哲学来说，都导致了社会意识的概念建设；因为某种社会意识，都是以“建立行政来简化政治事务”为等级划分（分化）的前提。人的思想渴望建立社会秩序，但人的心理情感却只是想表现语言意识，一种文化对抗的意识。任何思想工作者，他们常常致力于文化，学问或知识的“建造”，而这些知识的建造，永远就表现在城市管理制度的内部分工。
在财政预算案的前一天里，喝茶期间，我曾经对我朋友说：财政预算案，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大改组，是国家对自身内部资源与人力的重新洗牌。结果财政预算案一出来，就正如我与朋友们所谈论的，势必引起很多“反响”。其中消费税是主要焦点。每份报纸都是以国内通货膨胀的角度，来“批评”消费税的各种利害关系。从人的利益角度来说，好像这种批评暗示着：只有能针对通货膨胀的【削减】，一切政策，对人民和国家都是【双赢局面】。如果人民的心声，以及知识分子的平面眼光，果真如此按着这种意识形态来【解构】消费税的利害关系，那么我们不可能永远从“威胁”当中，客观地认识各种因素组合成的【政策结构】。因一个国家结构与道德意识的政治判断，风马牛不相及——毕竟，政治的道德传统评价，仍然建立在【国家结构】之中。
我相信，人民或者说【一般人】对消费税的批评，基本上完全是建立在“白糖没有了津贴”而起哄的。正如我看了昨天10月27日的财经新闻版的大标题所示的——外资爱减赤，小民怕减贴。当一个市场，爱与怕，减赤与津贴成为“冤家”的时候，任何人的眼光就会充满【妒忌】（偏见），因为大家都忘记了【国家结构】才是决定着经济发展与政治主导的错综复杂关系。
其实白糖津贴的取消，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加人民的负担（这是经济利益的角度）；这就如同，消费税的执行，也“不一定”像报纸所暗示或说明那样，是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或调整税务制度。取消白糖津贴，背后是直指【税务制度的权力改组】，但消费税的“政治意义”，却是为了【代替】消费者贷款，而鼓励消费人借贷【商业贷款】——两者之间的语言分析，经济解析，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你们晓得，国家为什么要有税务制度吗？一般的人都表示为了政府的收入与开支而设，甚至有人说“因为政府想吃人民的纳税钱”。哦，天哪，真是【天真】。难道一般人不晓得，任何的国家财政都是“赤字”吗？就像美国，称之为【债权国】，就是因为它的钱是比我们多吗？——拜托，所谓“债权国”，从现实主义政治战略来说，严格的含义（而不是定义）乃是：我借钱给你，你却给我说我没有钱还，或者需要分期付款才能还，导致我自己本身也手头紧，加上你的信用不一定准，所以，我需要用一系列的政策来刺激你还钱——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银行的金融体系，常常采用诸如：贷款，外汇控制，买卖国债，减赤，经济制裁，削减开销，增加贸易等等来【增加自己国家的国际收支】。金融体系，永远是靠着“汇率与贷款”，来自我死撑的，免得被国际间的货币政策【玩弄于股掌】之中。同样，任何的津贴，或政府拨款，背后是“税务制度”；可是，税务制度的背后，却是金融体系——而什么是金融体系？粗糙地结论，就是各国的货币政策在国际间的【较量】；但拨开云雾地说，乃是各国为了自己的国际收支，而展开的一场【各种形式的资源与人力战争】。要不然，为什么有的国家只专注在“武器竞赛”，为什么有的国家好像只能【生产农业来出口】，又为何有的国家只注重自己本国的资源而不顾本国的人才，以及为何只有少数的国家他们对资源与人才都想【掌控】？因为，例如，台湾若想独立，新疆蒙古想“脱离中国”，中国就对付，美国就【出面】，欧洲几个国家却在河边指指点点。。。。。你们以为这一连串的【国际现象】，就像个无知的青少年，只会在咖啡馆里，看着别人吵架，就一起【喜笑怒骂的起哄】啊？！！税务制度如果只有政府体制，而没有金融体系的“管理”，你们真的以为，就单凭你们给银行或者政府的【纳税】，就可以完全控制社会通货膨胀的【国际现象】吗？人，不能这么自私的——不懂得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彼此牵制格局，但又要扮专家，语无伦次，自圆其说；国家如果交给这些人掌管，我看比邪恶的政治家，【更加速】国家破产的命运咯——老实说一句：人民要的社会福利，常常就是：导致国家赤字，社会通货膨胀的“催化剂”，虽然不是元凶，但常常无意间变成了【帮凶】。
做人难，做国家更难，因为有国际，正如做人的时候有人事关系一样。消费税的实行，与其说是为了【政府想吃钱】，与其说是为了改革税务制度或财政管理，倒不如说是——增加外来投资的【机率】；因为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良心”（不为拍政府马屁，乃为了“悲惨的客观”），就会晓得：以前政府税收来源之中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公司税，如果不是常常走法律漏洞，逃税，政府就不可能【想尽办法】扩大国家经济效益的税收来源——人民要吃饭，国家也要吃饭的啊。以前我所说的：政府的收入来源是靠着石油税收以及增加开销成本——这实际上也是肤浅的；严格说，政府对石油的控制，往往是为了“控制”石油公司及其国际油价两者之间的【患兄难弟】对本国通货膨胀的加剧，而导致了不但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影响了一个政府的【政治信用】。如果税务制度代表着政府的收入来源，那么像要靠着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而维系着自己的财政资金，换作你们，你们会那么冒险来赌博吗？于是乎，从整个税务制度所代表着的【金融体系背后监管的牵制】来说，我国的政府税收，多数是看“别人的脸色”（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这才是政府真正的【生活费】。至于收取石油税收，只不过是国家与石油公司的“合约”——可是，合约与其信用是同一回事，是必然联系的吗？哈哈哈
其实，当财政预算案“正式”想推行消费税，以及人民【一窝蜂】在谈论这次预算案之中消费税的前些日子，也就是在10月24日的财经新闻，第二版的，有一个大标题【银行业贷款冲刺着10%增长】，其中说道：国家“欲”透过财政预算打压零售贷款，而“鼓励”商业贷款的发放（文中是写“反弹”这个词眼）；而在写这样的“新闻”的【头版】，却有一个非常大的标题，乃是写【马币一度攀3.14】，而其上的一个小字乃是“就业逊色，量宽难退拖累美元”，里面的内文就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点：第一，文中提到【此外，投资者也预期本周发布的预算案将捎来正面的财政整合措施】；第二就是提到，大马外汇储备小扬是【归功于出口收入回流国内，及美国暂停退场计划带动外资重返亚洲，也继续支持马币走强】——这一系列“新闻”，其实就是“暗示”。这表示，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作为税务制度的【实际象征】，由于是受到【美元波动】对于亚洲货币的信心指数，而不得不在马币升值之“卖压”的情况下，从银行内部“改变”，减少零售贷款，为的就是组织消费者贷款，使到政府期望人民多借【商业贷款】，来发展国家在这段“消逝即纵的”，与货币走高利益相关的经济刺激政策。这意味着——政府已经在预算案之前，就透过【报纸暗示】了，国家正在着手“压制”消费者贷款，改换鼓励我们这些消费人多投资，多生产，少消费，以商业贷款，来刺激经济成长，也就是【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税务制度】。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刚才之前就【分析出】：白糖津贴的问题直指税务制度，但消费税乃是为了“代替”消费者贷款，也就是【刺激商业贷款】的基本理由了。两种不同的措施，却是由于国家的收入是建基在“税务制度”之内，所以人们常常忘记了，但又好像【误打误撞地】用社会福利（其实是个人的患得患失），来批评经济政策的利益关系，搞到最后，从原本的改革税务制度，这种不是重头戏的【政治成本计算】，因为背后隐藏着的【融资结构权力改组】，而使到人们对消费税的“反弹”，就好像真的变成——国家只是注重改革税务制度，而不顾社会的通货膨胀。像这种转来转去，到最后竟然【误打误撞地】重叠起来的“政策评论”，只能说是人民的“幸运”，却不能看作是人民了解国家结构的【分析主因】。这背后的根本原因，乃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白了【环境影响收入，收入影响人心】；因为国家在福利政策上都是从“消费者贷款”方面，来带动整体贷款的增长方面，所以人民，也就是学者所谓的【社会意识形态】，常常就从“社会上的消费指数”来意识形态地批评，各个层面的经济政策，就好象不同的阶层就只能靠着一个国家政策对自己的【影响】来反映国家的公平或不公平一样。所以严格说：国家不一味地想讨好“富人阶层”，但是也不一味地施行【亲民政策】，因为国家本身就是金融体系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左右摇摆时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了解【真正的】财政预算案的含义，人民就必须准确地了解【国家结构】。所谓“权力结构的洗牌”，指的就是国家结构对于各个阶层以及社会领域的【动荡方式】。我从这次的预算案之中，“看清”了国家结构。因为在这次的预算案之中，出于2014年是【旅游年】，所以国家的消费税，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开销成长”。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结构乃是这样——
1. 旅游业，背后是【航空公司】
2. 所以鼓励外来投资，这意味着，政府的“行政机制”是建立在【房地产】。
3. 因为从商业注册局的“相关律法”角度揭示，广告牌的设计不是按着字体，乃按着【整体面积】来算——而我从【面积】这种富有隐喻的“经济含义”（不是很恰当的字眼），就可以联想到，为何国家的建筑业，对于角落间的房子来说，房子总是“比较大的”，这就是由于，国家的主权是建基在“土地所有权”这个概念上的，而土地与面积，只不过是不同含义不同实体的同一种【相关性】
4.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然鼓励外来投资，就意味着：必须给外来投资者“地方住”——于是，土地法令与关税法令，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可以用“土地法令（关税法令）”来概括其符号意义——应该说是【行政化律法意义形式】。
5. 有了航空业，与其土地法令或关税法令，及其相关的【外来投资收益】，那么相对应的（也就是相对重要的）就是：商业贷款，零售贷款，和消费者贷款——因为有房地产，国家就必须发展【服务业】；而以上三者贷款，都是从服务业的基本功能来说的——贷款与服务之间的关系或含义，简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中间地带。
6. 但是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却是由于【家庭债务】而拖累了国家财政赤字。而所谓的家庭债务，就包括了：个人所得税+消费者贷款，例如个人贷款，房屋贷款——但是消费者贷款与家庭债务，在国家收支上，是【不被允许混为一体】的，就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术语”（从国家税务的【行政管理】之意识形态角度而言）。
7. 再加上我们的国家体制又不是【免税国家】（从政府之前希望国债在2020年是“零国债”，加上这次消费税的【等级制度】有着“免豁征税”这项全福利，来反推），所以就总结出——我们的税务制度与其国家开销成本，是“唇齿相依”的。这可以从报纸刊登了财政预算案的各种措施之中，而看得出在改革税务制度的层面上，政府的字典里出现了诸如：【津贴，税收，人才培训，运输费，工资，投资税，合约，人力资源】等等的一大堆名目。前面三者，是关于“国家开销成本的”，而后面几种，却是关于“税务制度层面”的。
从以上七点的【笼统概括】，我将画出以下的国家结构的基本面图表形式，使你们看得更加清楚——
国民生产总值（GDP）：家庭债务
税务制度＜————————————————＞国家开销
（运输费 旅游业， 外来投资：房地产或服务业 （津贴
工资 （酒店投资）（土地法令，关税法令） 税收
投资税 ‖ 人才培训）
印花税） ∨
产业价格（贷款：商业性，零售性，消费性）
而以上的【融资结构】，完全是建立在——政府发展计划，国家税收来源，供应商发展计划，这三大【板块】的活动基础，及其政策之上的。而政府发展计划，与供应商发展计划，其各种错综复杂关系之中，其中【重要重叠的】是：国家石油，普腾，国家能源，马电讯，马航——这些都是“主导公司”，也是供应商的一种，只是由于他们控制面大，所以称之为【主导】了，而我们平民心里中的所谓中小企业，才是商业注册局里头，“普通命名为”【供应商】，以区别于【跨国界的投资往来】之意义，这包括了我们所熟知的：制造商，发展商，零售商，批发商等。而这些“普通供应商”，就是为了【主导公司】而生存着的，乃是为了支持着主导公司对“国家内需版图的心理战略”，而自我尾随着的【投资者】。他们说什么，或做什么，地下供应商就跟着就是【帮忙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推行消费税的同时，其实也是跟着打击房屋发展商的【炒楼活动】，禁止他们继续实行“承担利息计划”，因为导致了转手产业的交易价上升，所以政府就提高了产业盈利税收，与其说是为了【阻止外籍人士】购屋，倒不如说是为了：在市场不平衡之下，由“金融体系”直接介入房屋价格的波动，从而也是【干涉性地控制】发展商的产业售价，也就是“控制了房地产投资”，为的乃是——抵制【投机的炒楼活动】，而非抵制【有生产力的】热点地区产业售价——这意味着：产业盈利税，与其说是针对“打房措施”，倒不如说是【提高】银行在房地产或房屋贷款方面的【信贷业务】。这也可以解释：在市场不平衡之下，为何阻止外部投资却又增加产业盈利率的原因了。
我就从这样一种【房地产效应】，来反推政府推行消费税的基础意义，在国际收支的国际地位的【关系】下，所代表着的一种：税务制度上的贸易战略。我当时的笔记如下——
l 国际社会，在推动【信用评估】上（其实是“贸易战略上”），借自由贸易的“鼓动”，一般上都强调国家与社会以消费主义来刺激国家收益，经济成长，以及，出口贸易
l 但实际上，是以【消减】国家的国际收支来强制自由贸易的不平衡，亦即——多消费，少生产，以进口价格为经济成长的主旋律
l 所以，每一个国家在【税务制度】上，所要折射出来的信贷（业务，即：国家经常项目的盈余）评级，都必须是由国际信用评估机构来【监督】——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时常【关注着】各国经济的货币政策一样。
于是乎。。。。。
1. 政府实际上以【豁免供应】为机制，“削弱”中产阶级的福利及其竞争影响力，使到“做生意的商人”（中产阶级）不得不将成本计算纳入到【消费税】的考虑之下，以至于将自己的生意成本【转嫁】到消费人身上，这就让【生产产品与服务的投资者】被政策捆绑住，刺激他们——要么增加生产率，增加贸易竞争力，要不然就是关门营业，减少风险——意味着：政府【收买】商家，也将商机【编制到】它的固定税率征收之税务制度地下，从而中产阶级就不得不与国家【同步】，进入到：刺激外国经济成长的，以东盟体系为主的“服务供应”市场之国家竞争力
2. 这就更加一步显明，政府不允许私营利活动以及投机活动，让任何领域的经济成长都纳入到国家改革的【税务制度框架】之内
3. 这也意味着，在税务制度—消费税政策之外的任何【福利性，投机性商业活动，及其服务功能】将会慢慢被国家所限制的贸易竞争力，而同时被国家与国际市场“淘汰”
所以，我之前所说的：【国家政府鼓励商业贷款，而零售贷款被财政预算打压】，一个从报纸上明显的内文，其实就是暗示着：政府【欲】控制国内通货膨胀，削减社会福利开销，【增强着】大企业投资的福利。也就是说——银行贷款的【商业贷款】乃是指着“融资需求”，在经济转型计划（ETP）的政治动机下，而10月24日【之前】财经新闻所发表的所谓【股市无法发挥所长】，其实就是“【不想】投资项目，以资金不足为由来财政控制，使因美国而重返亚洲的【外资】，得以在马来西亚出口收入上尽快地回流国内——出于人民币的强势帮助”。这一点，可以从政府征税的【极限】，月入4000令吉的家庭收入就无需缴税，这事实就表明了：我们的社会结构经济权利机制，从我在80年代听过之收入超过1500令吉才缴税，再到这几年的通货膨胀后，直到今天要超过四千令吉的薪水才是缴税的【底线】，从这一点就可晓得——通货膨胀，导致了月入4000才是“足够”，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4000千令吉以下的，在整个社会结构（税务制度的标准下）之中，乃是【低收入家庭】，而将可征收税上限推高到40万令吉，就意味着，国家作为想要迈向“零国债，免税国”的政治野心来说，40万令吉以上就是【富人阶层】——那么，请问：从4000—40万之间的【中间地带】，是不是就意味着中产阶级呢？从政府施行公司税降至24%，中小型企业税率降至19%或个人所得税下降1%等等的【优惠】来看，那么我就发现一个悲哀：这个【中间地带】，从来就不是属于任何人的，因为公司税中小型企业税率等等的降低，从来是与【社会结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