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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大女附中创建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著名中学之一，也是高干女儿集中著名中学。毛泽东,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陈云，高岗，宋任穷等等许多高级领导的女儿都曾进入这所中学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校長名叫卞仲耘。卞仲耘是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的老师，江青曾经为女儿李纳升大学的问题亲自咨询过卞仲耘。卞仲耘其实也是老革命，与其丈夫王晶尧于四十年代入党。但是这位老革命也并未得到好果子吃。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泽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在前一阶段开始的已经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级。升级到一个别人无法想象到的残酷程度。
1966年8月18日大会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xx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报纸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xx的对话。毛问宋xx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说：“要武嘛”。随后宋xx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宋xx的父亲宋xx，则被提升成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宋xx等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每个年级的红卫兵代表基本上是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的干部子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都成为红卫兵。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这些红卫兵其实就是十多岁的孩子们，单纯幼稚热情-狂热无知，一心认为毛主席像太阳，一句话等于一万句。他们当时决没想到烈火最后会烧到自己父母家庭头上来。
在毛的要武指示下，狂热的红卫兵把校長卞仲耘活活打死。
被打死卞仲耘的主要罪状有“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1962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而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的学生，优先录取高干子女。1962年的师大女附中录取分数线是199分（满分为200分），刘少奇的这个女儿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按照上级指示不录取。刘少奇的这个女儿后来去了师大一附中。师大一附中其实也是个非常好的学校。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领导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她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只是告诉学生说要尽可能快离开教室去室外空旷的地方。
卞仲耘被打死后，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尧。王晶尧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7人名字的纸片。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xx，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当时照相机是贵重物品，卞仲耘家没有照相机，王晶尧第二天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即使是在当时普通人仅能照的黑白照片上，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为卞仲耘的尸体处置，王晶尧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xx的女儿邓x。邓x身穿军装，裤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非被打死。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后来，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装有数十具尸体的大卡车在北京的街道上开过，甚至不用任何东西遮盖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反对解剖尸体。死亡原因如此明显，他不要让妻子这样惨死后还遭受这样无理的切割。邓x转而责问卞仲耘的大女儿：“你们什么态度？”她的大女儿说：“反正这不能由我们负责。”邓x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34年后，邓x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发现，在这本书里，邓x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文革中红卫兵的回忆想必对邓x也是惨痛的，因为不久之后她的哥哥也几乎被迫害致死，残废终身。
北京，是一个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古老都城。在古代，官府杀人，要设立案卷，经过审判和批准，到特定的地方由特别的刽子手去杀。土匪强盗罪犯不服从法律，可是他们不能堂而皇之地在首都的大庭广众之下杀人。学校，更是传授文明之地，从来不是监狱和刑场。但是，在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市中心地区，在一所有五十年历史的女子中学，卞仲耘，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中学校长，一位母亲，一个未经审判的人，被她的红卫兵学生们，用这样野蛮残酷的方式杀害了。
红卫兵暴力在8月18日大会后大规模升级。大规模的校园杀戮开始了。中学校长卞仲耘遭受的灾祸，变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运。在115所学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学，有北京和外省的学校，有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文革中全部都发生了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无一例外。在这些学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杀害的教职员工，已经知道的有：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师吕贞先，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师孙迪，北京第六中学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芬，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学语文老师齐惠芹，北京138中学书记张冰洁，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杨俊老师，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上海同济中学老师林修权，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师黄组彬，广州第十七中学总务主任庞乘风，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朱庆颐，南京第十三中学数学教员韩康和体育教员夏忠谋，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与其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王冷和王伯恭，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
1966年夏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还在校外打死了7个人。其中包括一名谈恋爱的18岁的工人家庭出身的饭馆服务员。更严重的是，这在当时并不算特别出众的情况。根据一项“内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区（师大女附中所在的区），8月下旬有333个人被红卫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所作。当时西城区一共有61所中学。平均一个中学打死五个半人。
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中央工作会议”发放了一个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有理由认为实际死亡数字大于此数。大兴县发生屠杀“黑五类”惨案。黑五类老少三代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打死。325人在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被杀害，遇害者从出生38天的婴儿到八十岁的老人。
江青和她的丈夫都曾说过，他们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显然，“无法无天”会给这样作的人带来放纵的快乐。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欢“无法无天”。但是，只有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人，才能享受以糟蹋人命而获得“无法无天”的快乐感，因为他们不像小孩子或者普通的罪犯，他们可以在欣赏这种快乐的时候，不必担心被惩罚的可能。
在1966年，文革的领导人物们常常出席群众大会，在震天的口号和欢呼声中接受致敬，他们情绪激昂，精神亢奋。除了毛泽东，他们都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他们在这些集会上的讲话，被记录和印刷出来，有百万字之多，但是，从中找不到一字一句提到卞仲耘或其他老师们的死亡，也不谈北京被活活打死的数千人。这些普通人好象他们随手碾死的蚂蚁，甚至不值一提。卞仲耘是江青女儿的老师，江青和卞仲耘年纪相仿。但是江青们不曾对卞仲耘和一大批教员以及其他普通人被打死怀有丝毫恻隐之心。在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体性迫害和杀戮中，在对受害者的这种轻蔑中，他们实现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杀大权的无上权力，从在最高权力圈中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林彪，直到普通的中小学教师。
如果你接触过每个单独的红卫兵或红卫兵负责人，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数人几乎都是善良的单纯的热情的学业优秀的。但就是这些善良单纯热情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在一种狂热的革命理想号召下，会产生一种巨大的破坏力量，会被引发出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会做出世界上最丑陋的事情-轰轰烈烈的群体性迫害和杀戮。我不赞成追究单个人的责任，但我们要警惕预防那种大环境的再次产生。
对于那些无辜的牺牲者的家庭来说，失去生命的惨痛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文章部分摘自王有琴的文章：文革受难者）
卞仲耘之死--宋要武（彬彬）是指使者！学校将她列为名人--
宋彬彬，邓X都是很正直善良的人，我不认为她们本人会真的动手打人。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让回忆记录文革的历史的原因。开始整人的都是他们，
回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之死43周年纪念
朋友的LP文革时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听她说的和你讲
陈丕显的儿子在中央记录文革的历史--说要今天的年轻人看了-
王友琴,陶洛诵,林莽先生写的全部都是事实。我100%赞同。
true. 整右派也是如此。没人给几千万右派一点退赔工资。
顶!这篇转载文.对文革的历史和人物,我们应该向战后德国人--
让文革中迫害卞校长致死的红卫兵领袖和卞校长同列校内名人
yes, schools need to tell young peoples how bad they were.
老大老二老三一起犯罪，光看见老三了，没人敢提老大老二。
毛老动手杀人了吗？制度打人了吗？--这不该是凶手的借口吧？
有些事不一定完全像你想的那样。 那个疯狂的年代，人性都被扭曲了。
回复：毛老动手杀人了吗？制度打人了吗？--这不该是凶手的借口吧？
一郎先生，还是替你唱个歌吧：最大的恩人是毛主席，最亲的亲人是毛主席。
“犯法者只要怪罪制度”很象摸着石头过河，有言在先。
Calm down，please. 我并不想和你争论，我当然经过那个疯狂的时代。
"宋作为学校里红卫兵的负责人，没有制止"--够了--谢谢：）
你看不懂英文吗？我不是说学校应该把那些坏事公布吗？
帮你纠正一下数字：官方的右派数字是55万人，民间说有100万人。但不会
你不懂中文？--我问“学校写了吗？”--应该--和写了没--
北京大兴县不问青红皂白被一律打死的黑五类老少三代人
几十万右派是国家定的。实际是几百万。加上家属就几千万了。
这篇文章似乎牵扯政治太多了些，不符合长青坛快乐退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