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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花坊的文章，谈到郭世英，想起旧事。我认为父母应该教育孩子，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有未来。
郭沫若家肯定没有对孩子进行这样的教育。以下关于郭民英和郭世英文章来自网上：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1943年11月出生于重庆。他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专业是小提琴。1964年的一天，郭民英将家中的一架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犯了忌：一是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二是宣扬所谓“洋名古”。一位了解郭家内情的学生于这年9月1日上书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此信后，于9月27日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中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关于此信的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者在第11册的《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一文的注释中有一定介绍。到1965年春夏间，郭民英无意继续学业，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7月2日，郭沫若打算让郭民英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即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无奈郭民英不愿从头学他并不感兴趣的专业。考虑再三，还是入伍。郭沫若夫妇亲自登门，向总参谋长罗瑞卿求助。很快，郭民英去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郭民英入伍后，一度对海洋生活感觉新鲜，又以擅长音乐，很快成为部队十分紧缺的文艺宣传人才，并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文革”开始之初，部队相对稳定，但像郭民英那样的名门之后，不会不关注全国动荡的时局。1967年4月12日，谁也没有料到，郭民英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竟悄悄地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一说为慢性疾病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去世前一天还照样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个难解之谜。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力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不到20岁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强调：“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
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深受郭世英影响的中学生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作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学领域的建树和对两个儿子的潜移默化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同班同学周国平后来也回忆说：“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博闻强记的天赋，好学深思的习性，使郭世英在同龄人里显得异乎寻常。
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这位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又不乏民粹主义影响的学子就读未满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由须从“X诗社”说起。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
这群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的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指点激扬。还是周国平的回忆更确切些：“他极其真诚，可以因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X诗社的这些涉世极浅而又真诚任性的青年学子，他们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情势下，无疑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1963年初夏，有人向有关部门检举告发了X诗社的离经叛道。公安人员很快对此案进行了处理。X诗社成员无一不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
五年后的旧案重提
1963年六七月间，大学一年级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才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这个案子惊动了中央高层，一是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X诗社成员中的张鹤慈是北大教授张宗炳的儿子，而张宗炳则是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长子。毛泽东在北京市委报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提及张东荪，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
郭世英在两年的劳动中，意趣确乎大变，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发生了兴趣。1965年秋，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他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学方面经过深造之后，重新返回农场。殊不料不到一个学年（正与当年就读北大哲学系一样），“文革”开场。郭沫若后来在致世英北大的同班同学的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他死时，年仅26岁。
我妈就是这样告诉我哥哥的，他因为是中学工会主席被关起来。
可怜郭沫若一代才子,在毛手下委曲求全至极,连自己的孩子们也不能保护..
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来自谢晋电影芙蓉镇。
我叔叔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他因为是大学校长被关起来。
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在两个儿子自杀后也自杀了。瞧这一家子这惨。
听古典音乐竟然导致一个年青生命的陨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悲剧。
谢满儿分享 ！这也就是我在《中秋夜》中所要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