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过年了，想起炮竹声声的整个儿正月和伴着声响后面的人与事。
记得90年的北京，突然决定城里不许放炮竹，从那时起我也几乎没在北京过过春节，春节的鞭炮声声变得遥远而亲切，夹杂着大红大绿和大年早上的拜年声恍恍惚惚地留在记忆的深处。
小时的年节和大了以后的节年过起来味道不大一样。
小时真盼着过年，吃，穿，玩，跟着我哥在街门口放炮竹，他点炮，我听响，有时我负责拿一支玫瑰色细细的香，那时候北京好像比现在冷似的。初一的早上总是要穿得跟隆冬似的，但一定是怯了吧唧的新棉袄裤，和棉鞋，外面罩着罩衣怕弄脏了。
我哥比我大六岁，玩一回儿就要溜了去找他的同学，而我其实是妈派出监督他去向的奸细，他于是就贿烙我，给点儿小好处什么的，回家保持与他口径一致。不过我其实喜欢跟他一起玩，所以他们男孩子玩的东西我大概都知道。有时他们玩特土的游戏时，像攻山头，弹球儿什么的嫌我碍事他就让我一边呆着玩小人书，洋画儿什么的，等到肚子饿了，两个人才灰头土脸回家。有时我哥会挨骂，怎么把我搞得那么脏。这就是为什么要穿罩衣啦。但是他从来不让我受欺负。我到现在还觉着我哥是最酷的男生。后来，文革时他出去串连，我还记得他带回一身虱子，可他好像一点儿都不在乎，给我讲他们一路的历险。
我插队时他已工作，他去村里专门看我，回家后跟父母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妹妹调回来，因为他听了一晚上我们知青点喝酒，醉酒，打架，的乱七八糟的声音。
后来，我到了美国，我哥又千里迢迢找出差的机会来看我。那次，我这个厉害丫头，看见他就哭了，我好想家！那时节，都是他给我打电话，因为怕我花钱。活到现在，如果有难事我第一个想起的仍然是他。他使我觉得踏实。不过他总说，我除了会考试念书，其他都太雏，让我现在不爱理他，小看人，哼。
过节了，哥，祝你新年好运健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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