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女儿说家事》第二章、另类教化（27）烈士后代也挨整 2009-10-31 14:10:38
27,烈士后代也挨整
杨郎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革命烈士，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他是宁夏革命英烈中生前职务最高的，也是死后烈士身份确认最迟的。提起这个不朽的名字，我的眼睛就湿润了，因为他不是我在书本上读过的那些遥远而又陌生的英雄，他是与我距离最近的一个革命烈士，因而在我的脑海中他比其他任何烈士都生动和真切。虽然我插队时赫光已经牺牲了三十七年，但赫光的故居还在我们队的地头上。下乡不久，他家那黄土夯就的又高又厚的院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虽因年久失修已经坍塌破败，但其当年的雄姿依然隐约可见，它让你第一眼看见就无法等闲视之。
但我很快又注意到这高墙大院似乎很孤寂，偶尔才有人从那土墙上的门洞里出来进去。我向队里人打听这是谁家的院子，队里人告诉我：“这是‘万家堡子’解放前名气大得很，解放初期杨郎镇没有办公室，就占用他家的堡子办公。”
我问：“万家解放前是干啥的？怎么住着这么有气势的大院子？”
有上年岁的人对我说：“万家是大地主，老先人还是清朝秀才，秀才的儿子都在外边干事儿，三儿子叫万锡钹，是个很赞劲（杰出）的人。”
我问：“万锡钹在外边干啥事儿？”
他们说：“早就无影讯了，谁晓得干啥事儿。”
有个老汉补充说：“万锡钹和他老子打别别（闹矛盾），跑出去再没有回来，先是听说在队伍里当官，后来就无影无踪了……”
我问：“在谁的队伍里当官？”
有人回答我说：“那时候还能是谁的队伍？肯定是国民党的队伍么！”
又有人提出异议说：“谁说的！据万家自己说万锡钹是共产党的人。”
又一个人插话说：“现在人都不见个影子了，到底是国民党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还不是由他们家里的人信口胡说。”
我说：“噢？那么万锡钹家里其他人现在干什么？”
他们说：“万锡钹的女人外号叫三寡妇，死了七八年了，低标准时饿死的。撇下一个儿子叫万延祯，那还是万锡钹走了半年后才养下的。万延祯本来在外面当教师，打成了右派被发落回来了……”
我说：“他家的人就没有打听或者寻找万锡钹么？”
人们说：“没处根寻（寻找）么，到哪达根寻去呢啥？”
杨郎四队的人当时显然不知道固原出了个名叫“赫光”的革命烈士，而这个赫光就是万家堡子那个在外边干事儿的万锡钹。可是杨郎四队却没有人不知道我们队那苦大仇深的薛银龙就是万家的老长工，薛银龙屡屡应邀给人们作忆苦思甜报告，其报告的素材都来自于万家堡子。但杨朗四队的老年人却说万家虽是大地主，对长工却并不苛刻。万锡钹的妻子经常品尝长工的饭食，如果饭食口味差，她便会训斥做饭的佣人，这一点在薛银龙的忆苦中也可找到印证，此是后话。
若干年后我查到了关于万锡钹（赫光）干事儿的资料：
赫光原名万锡钹，字季玺，一九〇二年二月出生于甘肃省平凉地区固原县杨郎镇（现为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杨郎乡）。二十岁进入军阀吴佩孚办的河南省洛阳讲武堂学习军事。一九二六年冬，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四十七军从事兵运工作。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夜，赫光和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谷雄一领导第十一师七个连一千一百余人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赫光任军长。后来赫光等人中了敌人假投降的诡计，以二十九岁的英年为革命英勇牺牲了。牺牲前他大义凛然对敌人说：“要杀就只杀赫光，屠杀不尽共产党，头颅育出苏维埃，鲜血描绘新世界。”
赫光牺牲后，敌人先将他的头颅先挂在城门上示众，后又泡在酒桶中解送北平请功，并将其头颅照片让士兵传阅，以达到血腥威吓的目的。
但是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的赫光肯定不会想到，他为之献身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后，他的家人和后代却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处于挨整的状态中，这都因为他的家被定为地主成份。他更不会想到，他的真实身份直到半个世纪后才被他家乡的政府查证核实，予以承认。
其实，万家人一直在等待和寻找万锡钹，而万锡钹的身份及生死对家人来说也一直是个谜。当年的万锡钹正像我们四队人所说的那样，是与他的父亲“打了别别”（闹了矛盾）后不辞而别的。因为年轻时的万锡钹充满正义感，曾偷拿父亲的手枪护送农民去驮炭，结果不慎将枪身上弄出了划痕，为此被父亲罚跪了半夜。万锡钹从此下决心要打破这束缚人的顽固的旧制度和旧礼教。他便找了个时机逃离了家庭，临走对妻子坦言：“我不把这个黑暗的社会制度翻过来，绝不回家！”没想到从此他便与自己的家庭永别了。
据万锡钹之子万延桢后来说，一九三九年八月，他的大姑父来探亲，把他和母亲叫到跟前说：“延祯已十五岁了，懂事了，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延祯你记住，你父亲为国捐躯已经六七年了，他是共产党第二十四军军长，化名赫光。他领导山西平定暴动后，被国民党军阀沈克骗去杀了，你记住仇人的名字……但现在不能声张，要好好念书。”
万锡钹——赫光。这就成了万延祯所知道的有关父亲的唯一线索，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在茫茫中国大地上，仅根据这一丝线索，万延祯一家真不知道该到何处去寻找父亲的遗骨。
万延祯四八年在甘肃平凉读完了高中，因成绩优秀被学校保送到上海交大读书。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解放西北，战乱中万延祯没能按期赴上海注册入学，第二年即在固原中学当了数学教师。
一九五一年，万延祯向革命圣地的《延安日报》投书询问父亲的归葬地，后有西北局秘书处回信说“年代久远，尸体不好寻找”。
一九五七年，万延祯辗转致信给父亲的战友邢肇棠，很快收到回信。回信中证明赫光与万锡钹同为一人。万延祯即将此信上交组织，本想核实烈士家属身份后能减轻自己地主出身和国民党旧职留用人员的罪责，但他万没想到佳音未到却厄运突临，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反右运动开始了，万延祯被划为“极右”。
后来我与万延祯的朋友——我队保占英的长子保治家闲谈时，曾问他：“万延祯因何被定为右派？”
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保治家一怔，盯了我几秒钟后反问我道：“地主成分啊，还不够条件么？”
我也一怔，惭愧得无言以对。我知道，他在笑我连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没有。当年划右派是有指标的，如果地主出身的人不划为右派的话，这指标咋能完成呢？
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万延祯被押送到银川潮湖农场劳教，次年，大饥荒蔓延到了中国所有的城市与乡村，万延祯也在劳改农场过着他那九死一生的苦日子。一九六一年，终于活着被释放的万延祯回到了家乡，作为“地富反坏右”之一，他将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继续劳动改造。这时他才知道，他那望穿双眼苦等丈夫消息和苦等独子归来的母亲，已经在他刑满前夕因病饿交加而去世了。母亲是带着巨大的遗憾离开人世的，这使万延祯痛断肝肠，而扑到胸前的子女们也个个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心肠再硬的人面对此情此景也不能不放声痛哭。
更为不堪的是，与父亲牺牲有关的知情人都先后谢世了，父亲老战友邢肇棠的证明信上交给组织后也查无音讯了，自己又成了被监督改造之人，寻找父亲葬身之地和证明父子关系的希望更加渺茫了。而无法证明与父亲的关系，就意味着黑五类的日子将无休止地延续下去。想到这些，人生的苦水在万延祯的心里像山涧的洪水一样，堵也堵不住，泻也泻不尽。
文革大革命开始后，他又致信当时的极权组织——中央文革小组，请求帮助寻找父亲的葬身之地，但那一封封带着撕心裂肺般恳求的信件都如泥牛入海。
直到一九七二年春季我离开杨郎时，万延祯一家仍然是我队老贫农薛银龙忆苦思甜的控诉对象。
历史进入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万延祯与全国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一起得到了平反昭雪。看到春风送暖大地解冻的新气象，他及家人更加认识到核实烈属身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于是又开始了艰难的求证。
一九七九年，万延祯致信《人民日报》，从《革命烈士英名录》中查到了赫光烈士牺牲的准确时间与地点，但仍不能证明赫光就是杨郎的万锡钹。万延祯又投书父亲的献身之地——河北省阜平县民政科。他们回信介绍了赫光牺牲的详尽资料，可依旧无法证明最关键的问题，即赫光的籍贯和真实姓名。但此时万延祯不屈不挠的寻父决心终于被固原当地政府理解，并给与了相当的重视和有力的支持。
一九八三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五年，这年清明节前夕，万延祯在固原县民政科两位同志的陪同下，拿着闯过文革劫后犹存的父亲的唯一像片，前往河北阜平县实地查证。万延祯一行有幸在阜平找到了父亲当年的警卫员顾昌华老人，顾昌华见到万延祯手持的父亲照片，一眼便认出这正是自己当年的军长。顾昌华又带他们找到了法华村当年目睹赫光牺牲的张承先老人，张承先见到万延祯，含泪紧紧拥抱住他说道：“你长得太像你父亲了！赫军长原来有后代啊……”
至此，万延祯终于被证实了是赫光的儿子，他也亲眼看见，阜平县的少先队员们和各机关的职工们打着彩旗带着白花来给父亲扫墓。而前来扫墓的人们也听到赫光军长的儿子在父亲的墓碑前哭叫出有生以来的第一声“爸爸”，听到他如泣如诉地告知父亲：“您生前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化为光辉的现实，广大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〇〇六年十月，纪念红军长征七十周年前夕，赫光故居前那条土路上彩旗飘扬人声喧闹，我们杨郎四队的农民们蜂拥而去看热闹，那是中央派人来看望赫光烈士的遗属，随同的文艺团体还给烈士家人专场演唱了长征组歌。不知这些歌声能否告慰赫光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