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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广东和香港发生的“粤语保卫战”，诸君大概已都注意到。事情的起因是广东广州市政协向广州市政府提交《关于进一步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的建议》，包括将主要使用粤语的广州电视台频道改为使用普通话广播，或是在主时段使用普通话广播，随即引起广州市各界以及香港市民的强烈反对及批评，也引起了网民对国语和方言的热议。
无独有偶，渔樵子在回乡探亲和家人及朋友聊天时，也惊诧地发现，由于学校教学的普遍国语化和大大小小电视电台是国语（普通话）的“一统天下”，越来越多的下一代人不通甚至不太会讲家乡的吴语方言，和家人朋友交流时，搀杂了很多国语，而且几乎成了一种潮流，有点类似于在海外的华裔孩子大多需要用英文或所在国语言与家长交流的情形。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是匪夷所思的。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家乡的方言就是母语，张口即来，无处不用，偶尔听到一个人操北国口音的“蛮子”讲话，反而觉得很别扭。记得上高中时，临班有个语文老师用国语授课的语调，常常成为我们这些学生课余饭后模仿取笑的话资。一直到去外地上大学，学校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才开始学习用第二语言–国语，进行交流。看到现代年轻一代对自己方言（母语）的淡漠和陌生，惊讶之余，更多的是担心和忧虑。
方言是什么？每种方言就是一个语种。也许你会辩解，方言顾名思义只是地域语言。其实，每一种语言都是方言，只有使用的区域大小、人口多少之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华夏九州，地大人众，语种数以百计。光是汗族，就有北方（中国）语、吴越语、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等大语种，而每个大语种中又有很多类而不同的亚语种，如北方语系中鲁、豫、秦、淮北、川等，和吴越各县千差万别的语言，丰富而生动。广东话是方言，闽南语是方言，上海话是方言，北京话同样也是方言。撇开文化的成分，单从语言的角度讲，东南西北中各种语言（或方言）应该说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比如，很多字在北方语系中发音分得清清楚楚，在吴语中却是一笔“糊涂账”，如“张、庄”，“王、黄”，“陈、郑”，“思、诗”，“五、恩”；同样，很多在吴语中发音区分得很清的字，在北方语系中却无法分开，如“刘、留”、“吃、痴”，“及、急”，“伍、武”等。有些吴语发音，在北方语系中找不出来，也无法用“拼音”来注音，如“肉”（发音类似于西班牙语中的“ño”）,又如“硬”字（恕我找不出可以注音的字或拼音），再如“菊”（近似于“几”加上“哦”的音）。另外，吴语和粤语中还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北方语系中几乎消失了的“入声”字的发音（属仄声），如“白”、“八”、“郭”、“独”、“积”、“夕”，等，大大方便了今人学习、理解和研究唐代以来的诗词格律（见下文）。总之，我个人的总体感觉是，相对而言，吴越、粤语发音变化更多一些，对“舌头”（发音的技巧）的要求更高一些，所以吴越、粤地弟子在学习英文、西班牙文等西方语言以及中国古诗词格律方面发音相对容易一些，占了一定便宜。
方言是什么？方言是地域“血缘”和文化“护照”。古人曾把“他乡遇故知”和“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并列为人生三大快事。无论在他乡还是异域，当我们蓦然听到熟悉的乡音，都会感到亲切，两个陌生人之间遥远的心理距离在几个毫秒之内就会缩短到几个厘米，比“热涨冷缩”的物理现象来得快捷的多 - 因为你碰到了与你同源的“亲人”。讲同一种方言的人，是在同一个地方长大，吃相同的食物，玩相同的游戏，有相同的习俗和喜好，用相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互相之间有很大程度的理解，无论走到哪里，都更容易接近，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所以乡音（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你的地域“血缘”，是一个人的文化“护照”。试想，如果来自同一地方的两个人相遇，不用他们的方言而用国语交流（有外人在的特定场合除外），那么这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恐怕要逊色得多，既别扭，也容易产生心理上隔阂，就象两个在美的华人用英文交流一样。
方言是什么？方言是文化的载体。《诗经》中的《风》就是周朝各地的民歌民谣，如《卫风》、《郑风》、《秦风》，而《楚辞》则是用楚地的方言写的。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各类南北戏曲，如京戏、昆曲、越剧、豫剧、平剧、评弹、黄梅戏、秦腔、粤剧，折子戏等。这些戏曲，无一不是用当地的方言，创造出了美伦美涣的天籁般的妙音 – 一曲唱罢，余音袅袅，绕梁三日而不绝。其它曲艺如相声、双簧，二人转，独角戏及近年的海派清口等，也都是用方言唱和，深受欢迎。渔樵子在早年流放西北时，听过用纯正的兰州方言（金兰腔）说相声，也是别有风味，让人忍俊不禁。此外，熟悉诗词格律的人都知道，律诗与古体诗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平仄律的运用。中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其中的“上”、“去”、“入”三声合称“仄”声。不过其中的“入”声，如前面提到“白”、“八”、“郭”、“独”、“积”、“夕”等在现代国语（普通话）中已几乎绝迹。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一诗来举个例子：“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其中的“夕”、“烛”、“灭”、“觉” 都是入声（仄声）。如果按照现代国语/普通话读，这几个字除了“灭”以外都读成平声，那么张大总理这首格律严谨的诗就不免“出律”而不及格了。所幸的是，大部分“入声”字在吴语和粤语中保留完整，读来毫不费力。北方语系诸君则要辛苦一点，须得死记硬背《平水韵》不可，没有捷径可走，少不了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一番。在这一点上，吴粤子弟占了一个大便宜。
方言是什么？方言是活着的历史。诸君如果留心一下各地方言，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往往会改变或影响一个地方的语言。比如，大家一定会纳闷，地处长江以南吴语区的南京、镇江两地，按理说应该讲吴语，却偏偏“鹤立鸡群”，讲的是与周边地区截然不同北方话，这是为什么？究其缘由，应该与东晋时迁都南京（建康），大批北方官僚氏族“衣冠南渡”定居于此而造成的。虽然刚开始时丞相王导等人为了笼络当地吴人，还假模假样的向吴地名士顾荣等学吴语，但毕竟北方官僚士族人多势众权高，南京周边吴语不占优势，也就逐渐被北方官语同化了，延续至今。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杭州。杭州话也是吴越语中的一个异类，其语调和很多说法与周边吴越语地区（如绍兴）的方言有明显的差别，听起来很奇怪。其中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南宋偏安杭州，大量的皇族、官吏和百姓都从北方语系的北宋首都开封等地移民过来，结果是当地的越语和北方官话互相影响，产生了一个南北混血的方言 – 杭州话。其它如北京方言（京片子），多多少少也有类似的情形。自从卖国求兵的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到满清朝灭亡，期间除了明朝之外，北京（及燕赵之地）一直在外族人（契丹，金/满，蒙古）的统治之下，长达七百年余年（五代，辽，金，元，清）。可以想像，“京片子”中一定也揉合了较多的契丹语，满语和蒙古语的成分。
西方有方言吗？以欧洲为例，整个欧洲（俄国除外）加在一起，面积也比中国大不了多少，国家众多，语言各异。因此，每个国家的“国语”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种方言。游历过欧洲的人都知道，英文远远不是欧洲“普通话”，而是一种欧洲岛国方言，其地位和影响力远远不及在北美洲那样重要和普遍，甚至不如在中国。在“大步趔颠”以外的欧洲大多数国家生活旅行，别人都指望你会说他们国度的语言。如果你只会英文，而不会当地语言，也通常要先问一声：“Do you speak English?”，而不是一上来张嘴就说英文。渔樵子当年去巴黎旅行，就生吞活剥了“法语四字经”，受益匪浅 （见拙作《欧游散记 – 塞纳河之旅：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704&postID=22160）。再如，北欧三个兄弟王国丹麦、瑞典、挪威曾经是同一个国家，语言大同小异，同属北欧日耳曼语系。书面语言98%相似，只有些细微的差别，如把““换成“Ö”等。发音有些差别，就象是江南各地的吴语一样。所以，瑞典、挪威人常常嘲笑丹麦人说话时嘴里含了土豆。三个国家中挪威人口最少，约四百万人，却有两种语言，即“Bokmål ”(挪威普通话)和“Ny Norsk”（主要用于西部如卑尔根和僻远山区）。两者区别不大，但挪威人却为他们一个小小的民族而拥有两种语言而感到很自豪，把两者同列为官方语言。相比之下，我们中华大地拥有数以百记的语言/方言，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吗？
方言影响交流吗？持批评方言意见的人氏大都认为，方言影响交流，所以要削弱或限制。其实并不如此。如果说战国时期首都洛阳的书生苏秦以其三寸不烂之舌，成功游说六国（韩、魏、齐、赵、燕、楚）合纵抵秦，还局限于北方语系地域（楚国除外），那么三国时诸葛亮入吴国“舌战群儒”就很说明一点，那就是操荆襄方言（属北方语系）的诸葛亮与讲吴语的东吴群儒并没有语言交流障碍。其后，自隋炀皇帝创立科举制度之后的各朝各代，通过科举而入朝做官的人则更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同朝为官，虽然语言五花八门，却相安无事，甚至相交甚欢。如中唐“吴中四友”之一的贺知章，到老都是一口吴地方言（“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既不妨碍他在他乡（长安）做“人民公仆”，也不妨碍他与讲北语的晚辈诗人李白等交往，反倒是相见很晚，饮酒作诗，互为知己，并列为“饮中八仙”。另外，从古到今，历史上也很少听说因为方言而仿碍政令通达，民众交流，或地方治理而出现大问题的。现代西方的欧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盟由多个语言（或方言）、民族、文化迥然不同的国家组成，一体化进展良好，而且还在不断扩展，一荣惧荣，一损俱损，俨然是一个国家，不同语言/方言之间交流完全不是问题。我们中国方言虽多，毕竟还有统一的文字，难道还不如语言文字俱异的欧盟，会因为方言而出现地域和文化交流的障碍？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地理的分隔，山川的阻阂，交通的不便，地域方言会长期而保守的代代相传，就是想改变也难，不存在保护的问题。所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可以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却做不到“话同语”- 也没这个必要。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现代交通和通讯的空前发达，人群流动空前踊跃，主流媒体力量空前强大，加上中小学推广普通话教育，以北方语系为主体的国语/普通话大有饮马长江、珠江，一统天下的趋势。各地方言，特别是吴、粤等与国语迥异的南方方言已经岌岌可危，所以方言成了同北京的古城墙、四合院一样的文化遗产，不能一味以经济建设或政治的需要进行拆迁,亟需加以保护。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我们已经丧失了书面语言（白话替代），我们不希望再丧失方言（国语替代），甚至丧失汉语（网语，英语替代）。我国的南北方言，承载了三千年多年的历史，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色鲜明，内容丰富，是其它国家想有也不会有的，也是可以令我们华夏后人引以为傲的巨大而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而且，方言能在几千年中不断地进化演变而保持到今日，足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存在的理由。如果我们今天凭借强势的政府和主流媒体一味推广国语/普通话，而忽略对弱视的方言文化的保护，那么各地的方言势必象东北虎、大熊猫、扬子鳄，或者象北京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一样，濒临灭绝。
借用诸葛武侯《出师表》中的一句话：“此诚（方言的）危急存亡之秋也”。粤语危急！吴语危急！方言危急！我们大声疾呼：救救方言，救救多元文化！!
（西园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九日 草就于“师陶园”）
有一定的道理。我以前最喜欢听上海苏州一带人讲的带有吴语味道的普通话，
我知道如今上海的新一代已经只能听不会说上海话了。可惜呀。
就像我父母说一口吴语味道的普通话，我说很北方的普通话。
这个问题和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变迁是一样的，大势所趋，没办法阻挡。
赞同为兄、狼兄的意见，语言的变迁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有它特有的趋势，还是顺势而为之比较好。
狼兄好！正因为方言有消失的危险，所以才有必要保护。
你说的很对，刻意泯灭一方方言是不应该，顺其自然比较符合人性。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