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简体字一辨
廖康
自从一九五六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第一批简化的515个汉字和54个偏旁部首以来，大陆的中国人使用这些简化字在认读学字、书写印刷、普及教育等方面节约了无数时间和油墨。大多数中文学者和广大群众以及外国学生都认为简化这些汉字和偏旁是汉字改革的重大进步，既简化了汉字，又不会造成误解。大家都非常喜欢使用这些简体字。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赋予这些简体字正体字的法定地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然而，随着电子计算机文字处理软件的普及和大量应用，“写”繁体字与“写”简体字几乎同样简易，同样省事了。隔几年便会有人对简体字提出政治性和貌似学术性的批评，还有一些讥讽简体字的顺口溜在网上流行。中国的政协委员潘庆林甚至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也表示，他一直预言中国大陆所使用的简化字会恢复为繁体字，这种信心从未动摇。最近，著名诗人流沙河也声称“每一个正体字都可以证明自身的存在，而每一个简体字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理由。”他说的正体字是没有简化的汉字。对于这些批评，广大使用中文的人毫无理会，甚至多数写批评简体字文章者使用的也是简体字，而从事文字研究的学者都知道汉字简化的历史和其严谨的学术过程。因此，所有这些批评本无足道哉。但许多人未必知道那些汉字是怎么简化的，未必知道简化的理由和方法；再加上一些政治性的攻击所产生的误导，很多人，尤其是在海外的华人，对简体字仍有很大误解。所以，有必要澄清那些政治性攻击的迷雾，简述那些字的简化过程和简化方式，并具体讨论一些受到批评的简体字。
任何一种文字都有其发展过程。文字不是神造的，也不是某个圣人一手制造的，而是在广大人民长期使用中逐渐形成的。大多数文字都经历过从简到繁，又删繁就简的过程，目的是便于使用，易于交流。研究文字的发展本是个学术问题，但一些人出于对共产党的仇恨，竟然把这样一个学术问题说成了政治问题，认为简化汉字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政府摧毁了中国文字，使中国文化产生了断层。但所有这些政治攻击都仅仅是断言和口号，没有任何人详细论证过毛泽东和共产党政府为什么在建国之初要故意摧毁中国文化；也没有人说明他们发出过什么具体指示，如何摧毁中国优美的文字；更没有人探讨过使用那些简体字怎么就会产生文化断层；甚至没有人具体讨论过使用那些简体字有什么不好，可能产生什么误会。
那些提出政治性批评者不知道，简化汉字并不仅仅是在共产党一家领导下取得的文字改革成就；而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国民党和各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知识分子，共同达成的统一认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水到渠成的结果。简体字只是在共产党当政之初获得了法定地位而已。虽然这一成就的确应该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劳簿上，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简体字早在南北朝就有了，《宋元俗字谱》里还专门收录了简体字。胡适在提倡使用白话文后不久也提出汉字形体需要大改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三年后，钱玄同等人提出了一套含有八种简化策略的汉字简化方案。一九二八年，胡怀琛出版了第一部为简化汉字服务的专著《简易字说》。一九三一年，徐泽敏的《常用简字研究》出版；三年后，他又发表了《550俗字表》。同年，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出版。一九三五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的324个，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虽然半年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就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但这只是暂时挫折，也是为了更加谨慎，为了让更多人能够逐渐接受简化字。随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阻止了汉字简化的进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立即组成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五年后，发展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经过六年多的反复研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才决定简化515个汉字和54个偏旁，经国务院审定并批准宣布为正体字。
那些提出政治性批评者不知道，即使在共产党中国，简化汉字也不是从上至下的政治运动，而是从下至上的文字改革。一九四九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当年十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吴玉章为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协会成员由著名中文学者组成，包括：韦悫、丁西林、叶恭绰、王力、朱学范、吕叔湘、邵力子、季羡林、林汉达、胡乔木、马叙伦、陆志韦、傅懋勣、叶圣陶、叶籁士、董纯才、赵平生、黎锦熙、聂绀弩、魏建功、罗常培。如果因为这些大学者中某些人没有写过通俗读物您对他们不熟悉，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您只需百度一下就可以了解他们的资历。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这些学者在钱玄同等民国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常用汉字经过近五年的认真研究后，于一九五五年一月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该草案以“述而不作”的原则编选简体字。也就是说，所有将要简化的字都不是创新的写法，而是古已有之，经审核，所有学者都认为合理而且不会引起误解的写法。又经过一年的讨论和审定，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才于同年十二月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国国务院另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必武，副主任委员郭沫若、马叙伦、胡乔木，委员包括张奚若、茅盾、许广平、朱学范、邵力子、张修竹、项南、徐忻、老舍、曾昭抡、邓拓、傅彬然等。他们审订上述草案，并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才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由此可见，这个方案绝不是仓促出笼，它所简化的515个汉字和54个偏旁既不是实现某个领袖突发的奇想，也不是搞某个党派的政绩工程，而是经过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学者们近四十年的认真研究才确定下来的。那些仅凭自己的意识形态或仅仅看了两遍简体字表，在网上和自己有限的工具书上查了几个字就发表攻击和批评的人真应该反躬自省其言论是否太政治了，扪心自问其批评是否太轻率了。
这批简化字得到大多数学者和使用者的衷心欢迎。胡适身在台湾，非但没有因为政见不同而反对大陆学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终取得的这一成就，相反，他为之欢呼，因为这批字是依据汉字草书的简化规律而简化的，是参考流行数百年的简体字而推广的，是在白话文双音词取代文言文单音字之后，在避免同音字误解的基础上甄别鉴定的。胡适的赞赏代表了大陆以外多数有识之士超越意识形态的学术见解。当然，对简体字不是没有不同意见。大陆的反对派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政治打压更是不公道。但反对者的确是少数，他们的意见无论如何也难以推翻一个事实——简体字的确有助于普及教育。大陆中国推行简体字仅十年后，文盲人口比例就远低于人均国民总产值相同时期的台湾等使用繁体字的地区。反对派对简体字的实用性和美术性虽然不满，但他们没有能够提出应该停止使用哪些简体字或简化偏旁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我们常看到的对某些简体字的讥讽无非是：（親）亲不见，（愛）爱无心，（產）产不生，（厰）厂空空，（麵）面无麦，（運）运无车，（導）导无道，（兒）儿无首，（飛）飞单翼，（雲）云无雨，（開関）开关无门，（鄉）乡里无郎。其实，这种所谓的批评只有娱乐作用，并无学术意义。否则的话，指责繁体字的人也可以说：姦非三女所为，蝱非二虫同行，彙与果有何干？優与憂无关系。更不用说竈里无火，远不如灶有表现力，傘真罗嗦，难道要把每根骨架都画出来才足以表现伞的形状吗？还有与那些讽刺反唇相讥的：（親）亲不见，常打电话，不见也亲。（愛）爱无心，爱本是用脑，与心无关。（產）产不生，机器出产，与生不搭嘎。（厰）厂空空，技术保密，安全生产，厂都有墙，不能敞着。（麵）面无麦，米也可以磨成面，不能光考虑北方的饮食习惯。（運）运无车，没听说过空运和海运吗？（導）导无道，这是鼓励独立思考，不要盲目崇拜讲坛上的大师。（兒）儿无首，人亦无首嘛。（飛）飞单翼，没翅膀的火箭飞得更高，留一个翅膀意思一下就行了。（雲）云无雨，云雨本应分家。（開関）开关无门，现在开关与门有关的远远少于与门无关的，比如电灯开关，电器开关……（鄉）乡里无郎，男女平等，乡里有郎无郎都是乡。
当然，这类交锋是斗嘴而已。但这种回防也说明，对这类攻击可以轻易拆招并进行反击。从学术上来说，汉字是由六种方式构成的，即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其中最重要的构词法是形声，《说文解字》形声字占所收汉字9353个字的80%以上，《康熙字典》形声字占90%，现代常用字中形声字占85%左右。也就是说，大多数汉字的构成是用偏旁部首表示类别，另外半边表示发音，与字义毫无关系。比如：仿、芳、防、访；这些字和方块没有意义上的关联，只是借用方字的发音而已。又如：湖、糊、蝴、瑚；这些字与胡姓并不相干，只是借用胡字的发音。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法才与字义有关，但用这三种方法造出来的字所占比例很小。如果按上面讽刺的言外之意来要求汉字字形必须都具有意义，能够造出来的字就太少了。而且，我们的汉字不应总是停留在小孩子画画的水平上。也不应弄得跟猜谜似的。
如果我们对世界文字有点基本了解，就会知道，人类各种文字的构成在很大意义上都是拼音，只不过拼法不同而已。大多数文字都发展为抽象的字母，如印欧语系的各种文字。而中文则是利用已知字形的发音来与不同的偏旁部首拼出新的汉字，即形声造字法。比如元素周期表上的汉字大多数都是这样拼出来的。即使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玛雅人的神秘文字，得到破译后，学者们才明白，它们其实主要也是靠拼音来构成不同的字，只是拼法比较笨拙，非常依赖其基本的象形字而已。所以，人类文字的共同特点是用文字符号来表音，而不是通过字形来表意。汉字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进一步抽象，而不是走具象的回头路。
在我们能够找到一种理想的方法让汉字完全抽象以前，改进汉字的主要方式就是改进形声字，多造形声字，简化象形字和指事及会意字，并进一步利用转注和假借。一九五六年的《汉字简化方案》非常保守，非常谨慎，因而很容易为广大使用者接受。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简化得不多、不够。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强烈要求进一步大量简化汉字，以便使之更容易学，更容易用。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文革刚结束后公布的第二批简化字的下场。由于那些字的改动太大，缺乏使用基础，容易造成误解，广大人民都不喜欢使用，到一九八六年就废止了。其教训是，我们应该坚持简化汉字的原则，即约定俗成，稳步前进。尽量采用已经流行的简化字，只作必要的修改补充。既照顾初识字人的学习方便，也照顾已识字人的使用习惯，这才有利于简化字的推行。而且不把需要简化的字一次解决，而是分期进行；每期简化的字，也不是一次推行，而是分批使用，稳步前进。
广为人民接受的《汉字简化方案》正是这样做的。简化的字多为古代的异体字，应用年代多则可追溯千年，少则百年。有些是草书的写法，都是人们见惯的字。至于必要的修改，首先，保留原字的轮廓。如简“亀”为“龟”、简“慮”为“虑”。其次，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而省略其它。如简“聲”为“声”，简“醫”为“医”。第三、改换笔画较简的声符。如简“擁”为“拥”，简“戦”为“战”。第四、另造新的形声字。如简“驚”为“惊”，简“護”为“护”。第五、用同音代替。如用“里”代“裏”，用“丑”代“醜”。第六、草书楷化。如化“專”为“专”，化“東”为“东”。第七、应用会意。如用“众”代“衆”、用“从”代“從”。第八、用简单的记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如用“鸡”代“雞”，用“欢”代“歡”。第九、采用古代异体字。如用“尘”代“塵”，用“听”代“聽”。这九种简化方式有八种是钱玄同最早提出来的，因而简化字居功最伟者非钱玄同莫属。
不难想象，最受诘难的简体字就是“听”。繁体字“聽”表意清楚，耳之德自然是感受声音。但“听”似乎是张冠李戴，明明与耳朵相关，怎么弄了个口来？殊不知，“听”是个古字，小篆就是那么写的，如段玉裁所注：“笑皃。从口斤聲”，原来是表示笑容。明代的《正字通》说这个字“俗借为聽字省文”。清朝的《說文》也释其为“聆也”。前面论说过，文字不是图画，不一定要靠字形来表意。既然古人早已用“听”来代“聽”了，我们何乐而不为？
还有人对“圣”字发出痛心疾首的诘难，认为繁写的“聖”表明善闻能言者为王称聖，反映中华民族“内聖外王”的传统理想和实践。一旦变聖为圣，就埋葬了中华文明。这种文字改革比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的毁害更甚百倍，云云。仿佛全部中华文明仅仅维系于几个繁写的方块字上，仿佛伟大的中华文明仰仗的就是几个所谓的聪明帝王。这类批评者不知道“圣”是更古老的写法，有甲骨文的基础，其异体写法有十三种之多。小篆就是今天这种写法，清朝《说文解字》卷十三《土部》也是这样写的：“汝潁閒謂致力於地曰圣。”段玉裁注：“致力必以手。故其字从又土会意。”
对“过”字的批评似乎有道理。批评者认为原来的“過”是个完美的形声字，其偏旁“走之”表意，另一边的“呙”表音，而且与其它有“呙”相关的字保持一致：蜗、涡、窝、锅。他们认为把“過”简化为“过”毫无道理。但这些批评者应该想到，“过”字很常用，简化后省了很多事。而且这种写法是有传承的；隋朝的智永，唐朝的颜真卿和孙过庭、宋朝的黄庭坚和清朝的敬世江都这样写过。其它那些含有“呙”的字一是因为用得少，二是因为没有先例，所以没有简化。这表明了《汉字简化方案》的合理性和谨慎之处。
在所有对简体字的指责中，唯有对“陆”字的批评有些道理：繁写的“陸”并不复杂多少，而且“陆”与“击”没有关系。何况“坴”能够表音，保留“陸”的写法，还能够与“睦”右边的字形保持一致。这个批评的错误之处是“陆”的右边其实是“土”和“山”，表示高而平的大地。书法家颜真卿和敬世江都这样写过“陆”字。但简化的目的是为了省事和易认，仅仅简化了两笔，似乎没有太大必要。顺便提一句，繁体“撃”字简化为“击”省略了许多笔画。这是基于隶书的写法，马王堆帛书就是这样写的，颜真卿和敬世江也这样写过。“击”这个写法虽然有传承，但“陆”的右边不作“击”解。
批评简体字者如果肯下点功夫，查查那些简体字的来源和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字的简化都是有根有据的，都是经过中国的顶尖学者们认真研究，仔细讨论，慎重审查后才决定采用的。我读到的所有对简体字的批评都相当幼稚，都经不起检验。原因很简单，批评者与钱玄同等进行汉字简化工作的学者们相比，水平差得太远。而且他们连最基本的研究都没有做，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包括我敬仰的流沙河，他是一位很好的诗人，但他不是学者，对文字的发展变化不了解。他竟然以为文字是死东西，古人怎么用，今人就该怎么用，必须永远保持字与词的原始意义和纯洁性。随便翻翻字典，就可以知道这种僵硬陈腐的观点多么谬误。诗人应该最善于创造性地运用语言，竟然会持有这种观点，实在令人不解。至于另外一些连繁体字都不大认识，还偏爱使用并经常误用繁体字的人，他们对简体字的批评就不值一驳了。
简体字易学易写等诸多好处有目共睹。自从一九五六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以来，不仅大陆中国人受益无限，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也仿效中国，简化了他们使用的汉字。现在台湾和香港等地也纷纷跟进，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简体字。大陆中国早已出版了主要古代经典著作的简体字版本，随着电子文库的日益充实，越来越多的古籍也有了简体字版本。所谓文化断层之说，不是危言耸听，就是杞人忧天。搞美术，习书法者仍可以尽情使用繁体字，就像他们可以尽情使用更为简练的草书一样。而广大人民交流思想，学习知识用简体字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抛弃了“龍”字，并没有让我们失去“龙”所代表的任何文化意蕴。近六十年应用简体字的经历堪用刘禹锡的两句古诗总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2013年10月20日
“汉字简化后，親亲不见，愛爱无心，產产不生，厰厂空空，麵面无麦，運运无车，導导无道，兒儿无首，飛飞单翼，有雲云无雨，開関开关无门，鄉乡里无郎。可巧的是：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贪还是贪，毒还是毒，黑还是黑，赌还是赌，贼仍是贼！＂
“汉字简化后，党内无黑，团中有才，国含宝玉，爱因友存，美还是美，善还是善，虽丑无鬼，只不过台无吉，湾无言! 穷不躬，权不佳，巩不革。车不行田，坚不称臣。无鹿亦能丽，无巫亦能灵，无水亦能灭，无火亦能劳，无曲亦能礼，无手亦能击。办事左右不辛苦，垦荒何必靠豺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