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罘2019-02-16 01:09:17

有一个汉语成语叫“朝三暮四”,用以比喻反复无常,经常变卦。这个成语源于庄子,其原始含义离现代含义相去甚远。为讨论方便起见,我取庄子的本意,并沿用庄子的原始用法,只用其前一半“朝三”。何谓朝三?

《庄子·齐物论》里有,“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①,曰: ‘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译成白话意为,(辩者们)费尽心机去追求一致,却不知万物本来就是齐一的,这就叫“朝三”。什么是朝三呢?养猴人在给猕猴分橡子时说:“早晨三个,晚上四个。”众猴都不高兴。养猴人改口道,“那就早晨四个,晚上三个吧。”众猴都高兴。

按庄子的解释,“朝三”的字面意思是,费尽心机去追求一件亊,却不知亊情本来就如此,这很接近俗话所说的骑着驴找驴。这段故事亦见于《列子·黄帝篇》,道理讲得不尽相同但似乎更透彻。庄子是战国时代宋国人,生卒年约在368 - 288 BC。列子是战国时代郑国人,生卒年约在450 - 375 BC。庄子是在列子死后七年才出生的,表面看来,狙公赋芧的故事在《黄帝篇》里有更早的出现。不过,很多知名学者认为,列子是魏晋时代的伪书,孰先孰后,已不可考,亦不重要。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而曰:‘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笼,皆犹此也。圣人以智笼群愚,亦犹狙公之以智笼众狙也。名实不亏,使其喜怒哉。”

译成白话意为,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喜爱猴子,家里养了一群。他懂得猴子的心思,猴子也懂得老人的心思。老人省下家人的口粮,尽量让猴子吃饱。不久,粮食不多了,必须限制猴子的食量,又怕它们不驯服,就先骗它们说:“给你们吃橡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够了吗?”猴子们一听,都气得跳了起来。老人又说:“给你们吃橡子,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够了吧?”猴子们听了,都高兴地趴在地上。世间有能耐的笼住没能耐的,都象这个故事讲的这样。圣人以智慧驾驭愚昧的百姓,如同养猴人用智巧来笼络猴子一样。名和实都没有变化,但能使猴子或恼怒或高兴!

对列子和庄子来说,这一个故事所描述的现象是一样的,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朝三而暮四与朝四而暮三,都是七个橡子,名和实都没有变化,然而,猴子一怒一喜,情绪反应大不相同。通过这个故事,二人想讲述的道理却不尽相同。列子意在说明,圣人以智笼群愚,即圣人以智慧愚弄百姓,反映的是绝圣弃知的思想。

庄子意在说明,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意思是,圣人不执着于是非的争论而依顺自然均衡之理。用哲学语言来表述,和之以是非大致可以说,调合是非,于矛盾的对立中寻找同一。休乎天钧,亦称照之于天,用江湖语言来表述,大致可以说,顺天行道,让老天或大自然去决定。紧接着,庄子说,是之谓两行。译成白话意为,这就叫并行不悖。用日常语言来表述,两行大致可以说,大家都对,你们别争了,让老天去决定。

圣人的境界在庄列二人眼里不尽相同。列子认为,圣人以智为是,愚弄百姓;庄子认为,圣人不搞争论,顺天行道。如果我们以邓立群和邓小平二人为例来说明二者的区别,那末,在列子眼里,二人都是愚弄百姓的所谓“圣人”。根据庄子的观点,姓资还是姓社属于儒墨的是非之辩,邓立群执意要辩,因此他是个儒墨之徒,邓小平主张不搞争论,因此他可以算个圣人。不过,他充其量只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局部圣人,他的四项基本原则远非天钧,相反,更接近仵天逆道。

在多数文明社会里,百姓如狙,政党如芧。具体到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国共两党,国如朝三,共如暮四,百姓上半叶朝三暮四,下半叶暮四朝三。对他们来说,国还是那个国,日子还是那个日子,可谓名实未亏。区别是,换了个党,而两党出自同一酱缸,合起来总不过是七个橡子果,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喜怒为用这一点上,百姓无异于众狙。

按庄子的理想,如果圣人存在的话,他们应该是,和之以两党而休乎天钧。庄子的两行,在这里可以说成,大家都行,你们别争了,让老天去决定。问题是,圣人何在? 天钧何在?

自由主义大师历史学家阿克顿(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1834/01/10 - 1902/06/19),见右图,有句名言,伟人几乎总是坏人②。阿克顿深谙两极相通的辩证法,他不是在描述现象,而是在揭示本质。他所说的伟人大致相当于庄子所说的圣人,在这一问题上,他与庄子可谓两极相通,因为庄子从另一极揭示了两极相通。在庄子的理论体系里,可以推出百姓既是众狙也是天。

庄子在《齐物论》里两次提及,“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由于人们对“庸”字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对这一命题的解读也是五花八门。现代读庄之人对“庸”字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常理类,如王先谦的“不再争论,而寄托于平庸的道理上”,冯友兰的“达人不用区别,而止于纯粹经验”。二,功用类,如徐复观的“以功用观之即寓诸庸”,陈鼓应的“不固执自己的成见,而寄寓在各物的功分上”。

陈鼓应先生的庄子注译很有权威性,但我也注意到,陈先生不时地有拔高文意,或根据文意反推字义的作法。这种反推不是于已知的不同字义之间作取舍,而是于无合适字义之处创新义。庸字的功分之义就是被这样反推出来的,字义相当牵强。其假设固然大胆,然而没有足够小心的求证,我持谨慎态度,敬而远之。况且,这里讨论的就是“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本着这一原则,我不取这个反推出来的字义,而寄托于常理(已知的字义)。

其实,对庸字的涵义,《齐物论》里有明确的注释,紧随上述命题之后。“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这里的‘用’不是功用的用,而是使用的用,与陈鼓应的解读不协调,所以,他认为“这二十字疑是衍文,依严灵峰之说删去。”③如果这二十字不是衍文,我认为,可以不是,那末,按已知的字义去解读,庸字的涵义就与常理类相吻合。

《庄子·天下》篇相当于当时的当代学术思想综述,其中分出七派,老庄各占一派。在介绍庄周时有这样的评语,“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译成白话意为,不质疑是非,从而与世俗相处。“与世俗处”可以视为对“寓诸庸”的解释,整句话可以视为对“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的同义转述。

《庄子·则阳》篇的结尾处,少知与太公调之间有一段有关“丘里之言”的对话。关于什么是丘里之言,太公调有大段的解释,对此,另有专文讨论,不在此赘述。简言之,所谓丘里之言,就是合异为同的百姓常识。在庄子的系统里,丘里之言虽不足以称为道,但足以称为庸。因此,庸字的注释可以狭义地延伸为,庸也者,丘里之言也。

如果我们把讨论压缩到儒墨的是非之争这一有限范围内,“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可以作如下狭义的解读,别管儒墨谁是谁非,且听老百姓是怎么说的。稍加抽象,可概括为,不要去争论是非,顺随世俗常理丘里之言即可。如此一来,丘里之言就是天钧,而百姓就是天。

至于百姓是众狙,这是为了讨论方便就近取譬,用道家的语言,应该说百姓是野鹿或刍狗。《庄子·天地》篇里有,“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译成白话意为,至德的时代,不崇尚贤才,不任用能者,君主有如树梢的细枝,民众有如自在的野鹿。 《老子·道德经》第五章里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译成白话意为,天地没有偏爱,视万物如刍狗,圣人没有偏爱,视百姓如刍狗。

一般认为,刍狗是草扎的狗,为古人的祭祀用品。简牍时代的书由人抄写,抄书人往往擅长书法但对内容未必理解得透彻,错漏别字的情况时有发生。如,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答焉似丧其耦的那个人,在《齐物论》里,叫作“南郭子綦”,在《庄子·徐无鬼》和《庄子·人间世》里,叫作“南伯子綦”。另外,在解读篆字的过程中,后代人认错字的现象也常见。其实,把“刍狗”换成“豕狗”或“刍豢”都不影响对整体意思的理解,因为圣人治民的方法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犹如狙公之治狙。

这样一来,百姓既是众狙也是天,正所谓两极相通,这在庄子的系统里是协调的。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末,两行几乎就有了民主的含义: 两党都行,让百姓去决定吧。众狙当年赶走朝三,今天又对暮四不满。是他们朝三暮四? 还是他们名实有亏? 有道是,老百姓的心里有秆秤,在人间世的范围内,如果为是不用而寓诸庸,那末,庄子所说的“天钧”或“天倪”应该就是这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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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芧(xù),橡子或栗子之类的坚果。至于究竟是橡子还是栗子,不影响文意,留给专攻小学的人去琢磨吧。

②语出给曼代尔.克雷顿大主教(Archbishop Mandell Creighton)的信,全句如下,

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 even when they exercise influence and not authority: still more when you superadd the tendency or the certainty of corruption by authority.

意为,伟人几乎总是坏人,即使当他们仅施加影响而非权威时也是如此,若再加上权威导致腐败的倾向或确定性,情况会更糟。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自由与权力),The Beacon Press,1949,P364

③《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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