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22-10-22 01:09:24

 

作者简历

 

张讴,1959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外文系。1989年获得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央视首任驻印度首席记者,央视驻欧洲中心站(伦敦)资深记者。著有《英国风物记》《印度风物记》等。

 

中印边境冲突60年祭
 
作者:张讴
 
概要:1962年10月20日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成了两国关系的一道伤口,至今仍未愈合。印度民众如何看待那场战争?战前预想与结果差距有多大?胜败得失,不可不察。
 
边界对峙的中印军人
 
当邻居对同一件事的认知大相径庭,且无法说服对方时,通常会敬而远之,或老死不相往来。若是邻居间的栅栏出了问题,双方都会主动凑过来,直至掰扯清楚。这正是邻国对待边界线的态度。
 
我在印度工作期间,印度人经常与我争论中印边界问题。他们的观点相当一致,认为中国在1962年“侵略了”印度。我说,藏南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啊。那位爱写诗的仓央嘉措,是西藏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他的故乡就在达旺。
印度人接着质疑,西藏政府与英印政府签订了《西拉姆条约》,已经承认了“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要遵守这个条约。我说,西藏代表确实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了,但是中国政府代表没有签字。对方打断我,声音变得严厉起来:如果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何中国政府同意西藏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西藏代表为何能在三方协议上签字?这说明“麦克马洪线”涉及到了三方领土,而不仅仅是中印两方。请问,中俄签订边境条约时,让黑龙江政府代表签字了吗?没有吧,这说明西藏有自主权!对方步步紧逼:既然中国认为“麦克马洪线”以南是自己的领土,在1962年也拿到手了,为什么还要退回去?是心虚吗?此刻,对方成了一位怒不可遏的受辱者。
当两个人的证据和立场不同时,很难说服对方。在尴尬的冷场中,对方神情一变,居然唱起歌来。我以为对方被刚才的争论气懵了。仔细一打听,原来歌词是“让我们拿起枪,射击中国”。这首歌曲有些耳熟。记得在西孟邦,一个青年人对着我唱这首歌,还不停地挑动眉毛,现在我才知道了歌词内容。

1962年对印反击战战斗场景

 

1962年印军战败,如同在印度人心上捅了一刀,至今仍在滴血。从1968年开始,印度高中和大学都要讲中印边界冲突,培育印度国民的“受辱”和“仇华”心态。印度各政党相互撕扯指责。无论哪个党派,一旦成为执政党,那在领土问题上都是相当一致。
中印边境谈判至今未取得进展,与印度高层的激昂情绪不无关系。“保卫领土”是他们赢得民众选票的有效方法。这恰好应验了德国《战争论》里的一句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家的游戏。”即使中方提出用边境东段的9万平方公里,换取西段阿克赛钦的3万平方公里,印方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更有印度媒体指责中国是欺软怕硬的“变色龙”。这些媒体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宣布不承认以前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满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一系列割让领土条约。香港岛、九龙岛、新界当时仍在英国管辖之下。澳门在葡萄牙人手里。新中国没有从苏联那里讨回多少土地,没有与英国和葡萄牙谈判香港和澳门的归属问题,却只盯着中印间的领土纠纷。两国间的领土纠纷,尚不及沙俄掠走中国领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印媒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悲愤。
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1962年的罪人》一书序言中说:“1962年,中国军队大败印度军队。这确实让人捶胸顿足,需要我们寻找失败原因。然而,印度并没有认真反思,为何骄傲的印度军队被中国人打得一败涂地。事实上,那个遭受心灵重创的政府被事态发展吓懵了,以至在中国面前选择了投降的说辞。”费尔南德斯认为,1962年的两军交手只是一场战役。中印边境纠纷远未结束,鹿死谁手尚未揭晓。
进入21世纪后,印度有了脱胎换骨的说法。中央邦教育委员会编写的历史教材认为,印度才是中印边界冲突的赢家:中印边境冲突如同邻村争夺一片田产,中国说那片田产自古就是自家的,印度说那片田产是上辈人传下来的。双方都指责对方是入侵者,最后爆发了武装冲突。中国打赢了战争,却具备失败者的一切特点——没有拿回土地。印军战败了,除了没有胜利之名外,却保住了胜利者应得的果实。

印度领导人在前线

 

“自古以来”究竟有多古
边界纠纷皆因一方不承认另一方的证据。若以“自古”为准,究竟上溯到哪个年代才算“古”?这实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族群和国家的诞生,通常经历过兼并或武力征服,边境也会随之变化。现今许多国家的边境线,与100年前并不一致。若翻看300年前的世界地图,很多国家尚未诞生呢。
就中印边境西段的阿克赛钦归属而言,双方都有证据。中方说,清政府官员于1892年在喀喇昆仑山口竖起界碑,界碑东侧是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阿克赛钦。印方说,早在1840年,来自克什米尔的税收官,曾两次去拉达克和阿克赛钦一带收税。在边界谈判中,国际公认的原则是,法律文件距现在愈近,则效力愈强。其前提条件是,双方必须认可同一份文件,否则就是各说各的理。
喜马拉雅山脉纵横交错,发源于大山深处的河流切割出多个山口,形成了河流谷地和湖泊。共同的信仰和生活习俗,逐渐让藏人有了固定的聚居地和牧区,形成了西藏与邻国的传统习惯线。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达旺,便是藏民的活动中心之一。
西藏是藏传佛教文化中心,其影响力辐射到了周边山地王国。山地王国的经济重心则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营下,大吉岭、噶伦堡与加尔各答有着繁忙的经贸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只是“地理名字”的印度,组合成了一个散装国家。为了防止这个散装国家再次四分五裂,就需要有一圈“紧箍咒”,即划定一条清晰的边界线。
印度三面环海,唯北方与多国接壤。英国殖民者持续向北推进,打破了山地王国相互制约的格局。英国人以保护者的姿态,为它们调停纠纷、划定边界。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等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拉达克曾是西藏的属地。1834年,锡克王国出兵入侵拉达克,攻占了首府列城。拉达克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成为锡克王国的一部分。1845年,东印度公司指挥的英印军队征服了锡克王国,其领土被兼并。东印度公司在1858年被英国议会撤销,由总督来管理印度。1865年,印度测量局派出测绘员约翰逊前往拉达克。他依据山脊和山口方位,把西藏的阿克赛钦等领土划归克什米尔,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约翰逊把测量报告和地图发表在1867年第37期的《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
英属印度政府一直想把西藏变成中印间的“缓冲区”,把西藏经营成进入中国腹地的通道。1888年,英军在隆吐山击败藏军,亚东开辟为商埠。1903年10月,英国军官荣赫鹏中校率英军进入西藏,再次击败藏军。次年,荣赫鹏中校与西藏政府签订《拉萨条约》,英国商人获得贸易特权。到了1913年,英国人决定以条约形式来确立英属印度与西藏的特殊关系。
英语Tibet的发音源于“吐蕃”。吐蕃曾是一个面积辽阔的独立王国。唐朝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是中国睦邻友好的古老手段。直到1247年的“凉州会盟”,西藏才正式纳入元朝版图。民国初年,各省军阀混战。西藏政府起了独立之心,但仍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之内。
依据国际惯例,当中国西藏与邻国发生边境纠纷时,应由中央政府出面谈判解决。西藏代表只能算是中国外交使团的成员之一。在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人邀请了袁世凯政府代表和西藏政府代表,举行了英、中、藏三方会谈。袁世凯政府不仅没有抗议,反而派代表出席此次会议。西藏代表与中华民国代表,终于有了平起平坐的机会。
1914年7月,英、中、藏代表再次聚会西姆拉,准备签订《西姆拉条约》。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在《西姆拉条约》后面,附上了边界东段的地图,声称英方依据“分水岭”和“山脊稜线”等地理概念,划出了西藏与印度的边境线。这条线从传统边界向北推进,圈走了藏南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麦克马洪主持了此次会议,那条边界线又称“麦克马洪线”。
出席西姆拉会议的“三方”代表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陈贻范,第四人为麦克马洪,第五人为伦钦夏扎
西藏上层有了独立之心后,便开始迎合英国人,以期获得保护。西藏代表伦钦夏扎和英国代表麦克马洪都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确认。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未在正式文件上签字。麦克马洪在给伦敦的最后一次报告中称:“我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政府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在《西姆拉条约》签署后,英印军队于1943年越过传统习惯线,进入了邦迪拉、德让宗、瓦弄。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全面继承了英国人留下的遗产,还接过了其在西藏的特权。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后,这些驻藏机构才陆续撤走,但是留下了边境纠纷。
中印争议地区分为三部分,东段是藏南地区的9万平方公里,中段地区的2000多平方公里,以及西段的近3万平方公里。中段有四块争议地,有两块是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侵占的,其余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被印方逐步蚕食的。由于地理环境形成的雪山线与分水岭不一致,进而引发了划界分歧。中方主张雪山线,印方主张分水岭。
西段的争议焦点是阿克赛钦。阿克赛钦中间低周边高,周围山峰的海拔在5000米以上。印度政府派地理和法律专家前往英国外交部档案馆,找到了约翰逊的测量报告和地图。这就成了印度政府坚持阿克赛钦是印度领土的依据,并指责中方没有契约精神。
中印边界问题示意图
国民性格决定其国家命运。受印度教思维的浸淫,印度教徒有一种天生的自大心态。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和利益,很少顾及对方的感受。身为婆罗门种姓的尼赫鲁总理认为,印度的外交政策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存在了,印度政府只是从英国人手里继承了那些“条约”。若邻国提出质疑,便是对印度的蔑视,会伤害其尊严。
边界冲突升级
在英国的殖民地国家中,印度的地位名列第一,被视为英国王冠上的明珠。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总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新中国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在国际上相对孤立。尼赫鲁政府于1950年就与中国建交。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尼赫鲁坚持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向国际社会介绍新中国。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有些领主害怕中共在西藏进行土地改革,带着自己的领地契约逃往印度。1951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十七条协议”。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阴法唐将军说:“落实这些协议是非常艰难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反对解放军进驻西藏,千方百计想把我军赶走。”
1955年,中国开始修建连接新疆与西藏的公路,此公路穿越了阿克赛钦。印方拿出了约翰逊标出的经度、维度和山脊,证明这条新藏公路穿过了印度领土。中方表示,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约翰逊线。1956年起,中国政府历经一年半的时间,建成了高等级的新藏公路。这引发了印度政府的不满。

中印士兵对峙

 

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访问印度,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领土纠纷。印方认为,中印之间在东段不存在领土争端。如果要谈判的话,那就要谈判阿克赛钦的归属问题。1959年3月,解放军从西南、西北调集3个师进入西藏平定叛乱。这又引发了印度的强烈关注。周恩来总理当年11月7日表示,为了缓解争议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印在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建立军事缓冲区。
尼赫鲁政府再次声明,边界问题不容谈判,印度只与中国讨论中国撤军问题。英国《泰晤士报》驻印度记者麦克斯维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中印对待边境纠纷的态度,就像两辆车迎面开来,中国提议两辆车都停下,而印度只要求中国让开。
达赖在1959年3月出逃印度后,印度政府以贵宾礼仪款待。达赖在穆索里(Mussoorie)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西藏在1951年是作为主权国与中国签署“十七条协议”的。达赖于1960年在印度成立了“流亡政府”。中国政府认为印度如此礼遇达赖,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中印关系急转直下,边境局势愈发紧张,先后发生了“郎久事件”和“空喀山事件”。

大量印军沿着山路不断向边境争议地区行进

 

“前进政策”拉开战争序幕
中印边界谈判陷入僵局后,印度开始采用蠕动方式,不开一枪,不断向前蠕动,以期最终挤走中国军队。正是靠着“不合作运动”和“绝食”战术,印度政治家迫使英国殖民者离开了印度。
1961年11月2日,新德里提出了“前进政策”,即沿着“麦克马洪线”建立35个军事哨所,由阿萨姆步枪队前去驻守。其代号为“昂卡尔行动”(Operation Onkar)。印度资深记者曼克卡尔写道:“新德里即兴制定了没有牙齿的‘前进政策’。这似乎更多是在安抚印度公众舆论,而非真正遏制中国在我们北方边境的威胁。”
当时的陆军参谋长提玛亚上将不赞同“前进政策”。他是二战中唯一指挥过战斗旅的印度将领。第33军指挥官乌姆罗·辛格中将认为,这些新建哨卡与后勤保障严重脱节,难以从此地发起进攻。国防部将克节朗地区从第33军管辖区划走,交由临时组建的第4军负责,任命考尔中将为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是尼赫鲁的亲信。他立刻带领一支巡逻队,前往东部地区视察。
1962年9月4日,阿萨姆步枪联队越过克节朗河,在克节朗河北侧的尺冬建立哨所,却借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多拉山口来命名。中国边防部队通过扩音器向印军传话,希望印军退回到克节朗河以南,不要携带枪支进入北侧,以免造成局势恶化。
塔格拉山在克节朗河北侧,自然也在“麦克马洪线”以北。这一地理位置得到了印度第4步兵师师长尼兰詹·普拉萨德少将的确认。他在回忆录《1962,达旺的陷落》中写道:“麦克马洪线”一直是依据山脊走向划分的。到了西侧的兼则马尼一带,“麦克马洪线”被划成了一条直线。塔格拉山脊实际上在“麦克马洪线”北侧。这与印度陆军地图的标识相吻合。
为了查明印军在“麦克马洪线”一带的活动,西藏军区派遣了山南军分区一个连队,在塔格拉山脊构筑了工事。印军先遣队看到中方军队在塔格拉山脊的活动后,立刻向上级谎报军情,说有600多名中国军人正在准备包抄过来。9月9日,国防部长梅农召开军事会议,令“王牌”第7旅在48小时内向前推进,把中国军人从塔格拉山脊赶走。此次军事代号是“里窝那行动”(Operation Leghorn ,又译来克亨行动)。
恶劣环境让印军行动迟缓
当地已进入初冬,湿气弥漫。考尔中将要求他们立刻出发。第7旅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率领第1/9廓尔喀步枪联队和第2拉其普特营,奉命出发。这些军人主要来自恒河平原,不习惯高寒地区。他们穿着单薄秋装和帆布军鞋出发,背着枪支弹药和三天军粮。每两个人还分不到一条睡毯。有的战士被冻伤,有的患上了肺水肿。第7旅负责通信的中校更为抓狂。他们携带的蓄电池无法供电,手摇发电机被征调来的民夫不慎掉进深谷里, 根本无法找回来。
达尔维来到克节朗河附近,考察这里的作战地形。克节朗河是一条极易徒涉的溪流,大致呈东西走向。此地既无战略纵深,也无天然屏障,构不成战略要地。达尔维向第4师师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师长表示赞同,认为第7旅应该在南侧的多拉山口建造防御工事。考尔中将对着地图研究一番,否定了这一建议,坚持在10月8日执行“里窝那行动”,甚至讥讽“前线军官畏战”。两天后,达尔维派出了一支百余人的先遣队,驻扎在塔格拉山口西侧的尺冬,为第2拉其普特营的进攻提供侧翼掩护。

躲在阵地的印度士兵
 
中国军人早就注意到了印军的动向。10月10日凌晨,中方出动了一个步兵连,向尺冬发起攻击,印军很快溃败下来。达尔维请求停止执行“里窝那行动”。考尔中将说自己无权命令部队撤退。任何撤退的命令,必须由新德里发出。考尔中将在10月11日飞往新德里,得到的答复是,继续执行既定政策。
在中印边境西线,印军也在实施“前进政策”。印军哨卡向前推进,对中国新藏公路构成威胁。1962年5月30日,中央军委要求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制定作战方案。6月9日, 新疆军区组成康西瓦前线指挥部, 负责中印边境西段战役,何家产少将担任总指挥。在边境西段,中国军队开始反印军蚕食的活动,中方建立哨所,与印方哨所形成“犬牙交错”之势。
中印边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尼赫鲁于1962年10月13日出访斯里兰卡前,他在新德里的帕拉姆军用机场对媒体说:我已经向军队下令,把中国人“赶出我们的领土”。这个日期交给军队来决定。印度资深记者曼克卡尔写道,“毫无疑问,反对派的鲁莽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把总理逼进了死角,迫使他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僵化态度,最终让他命令军队在错误时间和地点与中方开战。”
印度炮兵在向我军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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