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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正月，头“十五”以前，是农村的人们最欢快的时光。按老百姓的说法，穷也过年，富也过年，任谁也落不到年那边。即使缸里存粮不多了，春天会“断顿”，过年这几天还是要吃饱饭的，而且还要比平常日子吃得好不少。小孩儿们最高兴，不但能穿上新的或干净，体面些的旧衣裳，到处玩儿，自己点爆仗，或看别人放爆仗，“泚花”，晚上放“滴滴金儿”，在夜色里散射出点点金色的，闪亮的火星儿，煞是有趣而新奇。过年，嘴头子也上“犒劳”，家里来了客人，大人陪着客人吃饭，小孩儿有意地在饭桌前走过，客人会从桌上的菜盘子里夹一块鸡肉，红烧肉或炸鱼，送进他的嘴里，小孩儿的嘴撑得鼓鼓的，如果菜太热，会烫得嘴歪歪的，但还是高兴得要命，因为嘴里的东西实在太好吃了，吃这一口，能在嘴里香半天。大姑娘，小媳妇儿穿上红红绿绿的花衣裳，脚上穿了冬天熬夜做的新花鞋，头上戴了赶年集买来的绢花儿，脸上还搽了粉，抹了胭脂，成群搭帮儿，嘻嘻哈哈，一块儿在本村或到邻村看“大戏”，简陋的，苍促搭建的戏台上，男女演员们浓妆艳抹，粉墨登场，不顾寒风凛冽，卖力，破本儿，甚至玩儿命地表演， 嘶号，打斗。武打时拳脚相向，翻腾跳跃，刀光剑影，戏台上尘土飞扬，观众一阵阵喝采；缠绵悱恻，凄凄惶惶的悲情故事，让台下的老太婆们忘情地唏嘘，不时地擦眼抹泪；声嘶力竭，撕锦裂帛，响遏行云的“红头”高腔让懂戏的“内行”们击节赞叹。而这里一群，那里一伙儿的花喜鹊儿一样的年少女子们的兴趣并不在戏上，她们对戏台上的表演往往不知所云，不明所以，她们来看戏，意不在戏，而是凑热闹。她们是来赶一年一度的乡村“秀场”，是来这里展示，炫耀，来和四里八乡的闺女、媳妇儿们比高低的，她们看别人，别人也看她们，一边看一边在心里评头论足，暗中比较，当然是谁也羞于说出口的。更要紧的是，她们在大场广众之下，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毛头小伙儿们大胆的或羞怯的，深情的或俏皮的，含蓄的或直露的眼光的注视，她们—特别是姿色出众的—被不知多少男子看得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但心里美滋滋的，甜丝丝的，麻溜溜的，她们有的人会抱怨：“那是哪里的坏小子，老盯着人看，看得人头都不敢抬。”但她们还是乐此不疲，天不黑就结伙儿奔向戏场子了。她们实际上很享受这种看人和被人看的感觉。谁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这是她们短暂的欢乐时光。有一天出了嫁，生养上仨俩的孩子，大的哭小的叫，男人凶声恶气，你就休想有这份儿快活了。她们一年就盼这几天，从进了腊月就掐着指头算，天天盼着，……但是，今年却不一样了。庄里成立“大社”了，庄户人都被社里管着了，干部们说，上级有布置，要过“革命化的春节”。崮山县十五岭村，腊月二十开大会，从共产党“开辟”就是村里的书记的老杨头儿大张着没了门牙的老嫲子嘴，说话“哧哈哧哈”，像是被热豆腐烫着了似的，用嘶哑的嗓音，念念叨叨地说：“头过年儿，你们这小小子，小妮子儿，把那玩心都给我收起来，今年县委的口号是，‘干到大年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咱不能说年初二、初三就开工。总得叫新过门的媳妇儿去回门，让新女婿来走丈人家。咱正月初五准开工。”老杨头儿停下来咳嗽几声，朝地下吐几口粘痰，用鞋底把粘痰搓了，又说：“过了年，除了合作社的农活儿，上级还给了咱十五岭一个政治任务。咱村党组织力量强，群众基础好，年初五上级就让县委机关的九个右派—他用当地方言把‘右’说成‘肉’，又因为嘴漏风，‘派’说成了‘片’—上咱十五岭来劳动改造半年。”有个调皮鬼小子咋唬道：“‘肉片儿’来，好啊，咱成年价捞不着肉吃，馋虫耷拉得二尺长，‘肉片儿’来了，炒着吃了它。”开会的人哈哈大笑，小孩子不知道大人笑什么，但也学着大人“格格”笑。老杨头说：“臭蛋，少贫嘴呱啦舌，这可是正而八经的大事儿，谁也不能胡哩戏。”又一个小青年儿问：“杨大爷，‘肉片儿’长什么样儿？跟咱一样不？”老杨头说：“狗剩儿，你开会把耳朵撂家里了？不好好听。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些人是县委机关的干部，有的比咱区的区长官儿还大哩，一个个平头正脸儿的，人五人六的，有好几个我原先就啦过呱儿。他们不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他们是犯错误了，头几个月以前，还是好样儿的干部，这一犯错误，一撸到底，官儿当不成了，党也在不成了，弄下来劳动改造，跟咱村里的四类分子一样了。—这就是反对共产党的下场。咱们贫下中农负责监督他们。老少爷们儿记住了，头一条儿，别跟他们胡扯啰，别问他们犯错误的事儿—那不是该咱问的，问了咱也不明白，二一条儿，要是听见他们说不在行的话，跟我说，我收拾他们。”妇女主任兼农业社的妇女队长汪爱花问：“老杨叔，你说有个女‘肉片儿’，让她吃、住在俺家里，俺就纳闷，一个女人家，娘娘们们儿的，怎么还那么大的武艺子，还敢跟共产党作对？”有人说：“女人怎么了？女的有大本事的多着哩，你不就是女的，不是当队长吗？”汪爱花说：“去，去，去，你是哪个槽上的，到处里插嘴。”老杨头说：“这个女的可不赖，听说是济南来的大学生，文才口才都呱呱叫，长得又俊，猛一看，还跟大闺女似的。女的一样有本事，就说你汪爱花吧，给你插上翅儿，一样飞上天。”老杨头和汪爱花说的就是陆国群。在县委宿舍院集合的时候，时玉山说：“国群，连孩子加行李，你没法儿带啊。”陆国群说：“邻居乔大娘让她儿找人给做了个小椅子绑在行李架上，让二强坐在上头就行，也挺安全。可是行李就没处放了。我正犯愁哩。”时玉山说：“你能带孩子就好，把你的行李放我自行车上，我给带着就行了。”陆国群说：“合适吗？人家不会有看法儿？”时玉山说：“没事儿，能有什么看法儿？随他去，我不在乎这个，你在乎？”陆国群苦笑笑：“我？我也不在乎。”说完就把一个大行李卷儿交给了时玉山。他们九名右派分子，县整风反右办公室一名带队的干事，每人一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县委宿舍院儿，出发了。半过晌午，来到了十五岭。从他们进村，在农业社办公室门前落脚儿，带队的干事跟老杨头儿等村干部接头儿，办理“交接”，老杨头儿指料着几个村干部安排男右派分子在一座全家去了关东的闲院子里住下，让汪爱花把陆国群母子领家走，村里不少人一直在旁边看热闹儿，特别是一大帮孩子更是形影不离地跟着，老杨头连哟喝加吓唬，骂骂咧咧，把他们赶跑了，不大会儿又都回来了。汪爱花四十来岁，是农业社饲养员梁大仓的老婆，长一张大方脸，大嘴，个子也大，大脚板儿，说话嗓门儿也大，小声说不出话来，张口说话，就像吵架，能听出半里地远。有人笑话她，她大声大气地说：“这是他娘的没味儿。俺家梁大仓都不嫌俺，你们凭什么笑话俺？个子大是随俺爹的，他长得跟杉杆似的，脚大？个子大脚还能小了？脚小了，驮不功，不跌轱辘子？个子大，身大力不亏，脚大爬岭走得牢稳。嘴大？嘴大吃四方，饿不死。嗓门儿大？俺娘家也是山庄儿，从这个山头儿喊那个山头儿，嗓门儿小能听见？”汪爱花当妇女队长，站到村当央，“噢号”一声喊，左右方边的女劳力全听见了。有的女社员说：“她一喊，俺头皮麻沙沙的。”汪爱花说：“我是喊你们上岭干活儿，还能跟戏台上丫鬟请小姐似的？”陆国群一见到汪爱花，就觉得这个人面善，是个热心肠的人。汪爱花见陆国群从自行车行李架上往下解那么点个孩子，慌了手脚，忙把孩子接过来，十分麻利地解开自已的棉袄大襟，把小脸儿冻紫了的孩子往怀里一揣，一边伸手把陆国群拽进屋，凑到她脸上看了看，说：“看你这模样儿，白白生生的，大眼嘟噜的，文文绉绉的，对人和和善善的，说话细声细气的，好好地当你的干部呗，你反的哪门子的共产党哎？这下可好了，不当干部当‘肉片儿’了。你自己受颠险，孩子也跟着遭罪。你一个妇女，带个吃奶的孩子，怎么上岭干活儿去？”陆国群接过孩子喂奶，听这位女房东饶舌，听她把“右派”说成“肉片儿”，觉得好笑，但又没心情笑，平淡地说：“不要紧，我把孩子喂饱了，把他放到床里边，床沿上挡上被子，让他睡觉就是，不耽误出去劳动。”汪爱花瞪陆国群一眼，问：“你说得轻巧，孩子掉下床怎么办？”她们正说着话，时玉山给送行李来了，陆国群忙接过行李，谢了时玉山。时玉山走了，汪爱花问：“这是谁，你男人？”陆国群脸红了，说：“是原先的同事，他也是犯了错误的。”汪爱花说：“那你男人呢？他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不管孩子?”陆国群说:“因为我犯了错误，俺离婚了，俩孩子，都是小子，大的跟了他爸爸，在他爷爷奶奶家，小的我先带着。”汪爱花问：“就为你犯了错误，你男人就一脚把你给蹬了？哼，也是个没良心的，要是梁大仓敢这样，我不活剥了他！”陆国群说：“不赖他。是我非离不可—怕连累他和孩子。”汪爱花说：“那还是他心不诚，要是心诚，两口子死也死在一起—别说还没到那一步。不过，到了如今这一步，你也就够戗了。你听听，你瞧瞧，你弄的这一套，不光当了肉片儿，还把个好好的家给踢蹬了。一家人七零五散了。作死，作死，不作不死啊。”陆国群已经看出，房东女人嘴快但心眼儿不孬，就不再言声儿，更不解释自已犯错误，“作死”的事，因为那是不能说，没法儿说，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汪爱花见陆国群怀里的孩子已经睡着了，说：“咱俩别啦呱儿了—以后有的是功夫啦呱儿。你把孩子给我，我先把他放俺炕上，让你住的那间小屋儿我都收拾了，你去铺上你的床吧。我得赶紧做饭了。俺那口子在农业社里喂牲口，不回来便罢，回来就是急牌儿的。又是个叫驴脾气，耽误了他的事儿，他发驴熊。”汪爱花领陆国群站到小屋儿门口，说：“这是间放粮食和家把什儿的小屋，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也住人。不像样儿。跟城里的屋没法儿比。将就住吧。”陆国群看那小屋儿，跟院儿里别的房子一样，是乱石块垒墙，黄草苫顶儿，只一面开个小木窗儿，崮山县山区多数都是这种房子，笑笑说：“没什么孬好,能有张床,俺娘俩儿能趴趴,能遮风挡雨就行了。”汪爱花说：“别说得那么凄惨人。妹子—你看，我这就喊开了‘妹子’了，我这 人听说来个打右派的女干部，寻思是什么样的恶人哩，那可得防着点儿。见了你本人，心就软了。我事儿多，俩孩子都念书，没法儿帮你。俺婆婆—心眼儿没再好的—上牛槽她闺女家去了，女婿有病，她不放心。她回来了，她准给你看孩子。”陆国群说：“我这一来，给你们一家添麻烦了。”汪爱花说：“别说这个。咱这不是赶巧儿了吗？要不然，你想‘麻烦’俺，也找不着俺哎。”汪爱花忙着去抱柴禾做饭了。陆国群把行李搬进小屋儿，放到床上，解开行李包，不一会儿就铺好了床铺，看看小屋儿，心想，这就是俺母子要住半年的个“窝儿”了。傍晚，陆国群在汪爱花家吃了来十五岭后的第一顿饭。汪爱花和她丈夫梁大仓，儿子梁虎和陆国群一起围在小饭桌旁，正像汪爱花说的那样，梁大仓也是心直口快的人，急性子，他们的女儿梁燕在县城上中学，儿子梁虎生得虎头虎脑，在本村上小学。吃的是瓜干面儿煎饼，干地瓜秧儿，干野菜做的渣豆腐，喝地瓜面儿稀粥，就辣椒咸菜。吃饭的时候，梁大仓对陆国群说：“孩子他姨，甭管犯的是啥事儿，都别二乎，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给他个猛吃猛喝猛喘气儿，准错不了。”汪爱花说：“穷山庄儿，本来就没什么好饭食，一闹饥荒，就更差了。就咱这饭，妹子你可得吃饱。”陆国群说：“这样就很好，在城里还吃不上这种饭哩。”一是骑车来累了饿了，再是这一家子对人实实在在，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陆国群觉得比在县城心情放松了不少，又吃又喝，吃了个肚子圆。这天晚上，老杨头儿就给来劳改的右派干部们开会训话。照例是先清嗓子，吐粘痰，再裂开漏风嘴，哑嗓子像破锣，说道：“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样儿的干部，一个个识文解字，说起话来成本大套，我是满脑袋高梁花子，一肚子青菜屎，可是，你们别忘了，让你玩八个眼的猴，共产党也打不倒，让你有日天的本事，也甭想翻天。你是孙悟空好不？架不住观音菩萨给他猴头戴上金箍咒，共产党就好比观音菩萨，俺老杨头儿就好比那唐僧，你们头上的肉片儿帽子就是个紧箍骨咒。我一念，你们就满地打滚，喊‘要命’，就得给我老老实实的。我一看你们这模样儿，就知道你们不是善茬儿，是屎蚵螂钻天—能豆儿，可你们记住了，不怕你再能，山高高不过天，馒头大顶不起笼，阳沟里翻不了船。就凭你们这个小样儿，还敢跟共产党支葫芦架？真是兔子枕着狗蛋睡—玩儿大胆了，你们也太张狂，大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这回戴上紧箍咒了，不洋洋了，蔫了，老实了，晚了。我可丑话说到前头，在我老杨头儿—你们别看我这个样儿不乍的，我可是这左右方边最早的共产党员，我在党的时候，你们有的人还尿裤子哩—这一亩三分地儿里，别给我挓挲翅儿，别闹腾，别烧包，别给俺老少爷们儿放毒，头年夏天，俺村里也有人跟着出妖萼子，拉牛退社，走回头路，有门儿吗？你们可不许跟那些人胡搀和，哪个要是不老实，看我怎么收拾他。话又说回来，俺也不稀罕你们干那一星半点儿的活儿，你们一个个的，没个蚂蚱劲，干那点儿活，支不起俺的眼皮来。你们的毛病是在脑袋瓜子里，叫你们劳改，是让你们出点力，淌点子臭汗，尝尝庄户人吃苦下力的滋味儿好受不好受，天天累个臭死，你就没功夫想点子反共产党了。话再说回来，你们干活多点少点，都稀松的事，平安最要紧，别累着，别伤着，别摔着，可不能出事儿。你们在这里劳改半年，我得把你们全毛全翅地打发回去，要是出点什么意外，我咋向上级交待？”陆国群听着十五岑这位最高领导人讲话，觉得他们这些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听这个“水平”的训斥，如此辱没斯文，固然够可悲的了，但实际上这老杨头儿倒实实在在是个好人，他之所以讲这些话，是他相信这些人的的确确是反对共产党的“捣乱分子”，是些特别讨厌的家伙。但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不会像县机关某些人那样无端地加害于人的，而这就很好啊。……
第二天，正月初六，全村男女劳力就开工干活儿了。时玉山他们八个男右派跟男劳力一起深翻地，十五岭的地都在一道道岭上，大块儿的很少，小块儿的多，有的跟个草帽子，瓢头子一样大，也算一块地，地块儿小,没法儿用牛耕,只能靠镢刨锨剜,而深翻则是上级正推行的新的耕作技术,据说,地翻多深,庄稼的根就能扎多深,从而吸收更多的养分和水分,就会高产。但是大忽隆地深翻地，把下边的生土，礓瓣子土，红粘土和上层的熟土倒了个个儿，不但不能高产，这会减产，社员们一边干，一边议论纷纷，右派们没有发言权，除了时玉山找队长建议先铲顶层的熟土，转运到旁边，等把下边儿深翻好了，再把熟土运回来压在上面，队长心里想这个右派真出奇，倒不像来劳改的右派，而是驻村的于部了。其他右派干部都不操闲心，学磨道里的驴子，听喝干活儿。陆国群和女劳力一起往岭上送粪，用两只筐装了粪，用担子挑了送到各个岭上的一块块地里。陆国群空手走着爬那些曲曲弯弯，步步登高的山路，就累得气喘吁吁，再挑上两筐粪，实在太难了。汪爱花让她待在山下，给女劳力装筐，但陆国群说她是来劳动改造的，不能搞特殊，不能怕吃苦，挑不动可以少挑点儿。走不动了，歇歇再走。女劳力们也希望她能跟她们一起挑粪，觉得这件事很新鲜，很希奇，想看看她挑粪上山是个什么样儿。汪爱花只好同意她和大家一起挑粪。陆国群原先下农村，收过庄稼，锄过地，但挑担子是头一次。她挑了两个只装了一半的筐，但走起来还是摇摇晃晃，两只脚踉踉跄跄，踩不稳，歪歪扭扭，一只手紧紧地抓着担子，像是怕粪挑子飞走了似的，两只筐不停地左右前后地摆动，像《物理学》课本上说的出现了“共振”，走了没多远，两条腿就酸得迈不开步了，大张着嘴喘粗气，心跳得要从胸膛里蹦出来，她只好停下来歇一两分钟，挑起来再往岭上爬。她的右肩被压得火烧火燎的疼，她见女劳力们可以边走边把担子从一个肩换到另一个肩上，也学她们不停下来就“换肩”，没想到，担子一下偏了，两只筐翻了，粪全撒到了路上，她一边恨自己“太不中用了”，一边顾不得嫌脏，用两只手把粪捧到筐里，咬着牙挑起担子再爬坡儿，女劳力见她的样子，觉得可笑，但也很可怜。休息时，就教她：“陆同志，挑担子，你一定要站直了身子，别‘鼓缩’脖子，别弯腰，两只脚别慌，踩实了，大如如的架儿，迈中溜步儿，沉着气，往前走，走一步是一步。”陆国群认真地学，她又认真地对女劳力们说：“婶子大娘，姐妹们，别喊我‘同志’，就喊我名字，我是犯错误的人，不能称‘同志’。”女社员们说，哪有这些道道儿，管他呢，当官儿的听不见，咱爱怎样喊就怎样喊。陆国群干着活儿，十分担心孩子，老是牵肠挂肚，她出来时，把房门从外边挂上了，她怕进去牲灵儿吓着孩子，又害怕真像汪爱花说的，孩子从床上掉下来。下了工，她一溜小跑儿，赶紧往回走。离很远，就听见孩子哭得不是好腔儿，嗓子都哑了，陆国群吓慌了，急忙跑回家，开开小屋门儿，见孩子在床前地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儿，陆国看群忙抱起孩子，不知掉地下多大会儿了，浑身冻得冰凉。她把孩子揣在怀里，一边给他喂奶，一边说：“二强，好孩子，都是妈不好，妈不好，让俺孩子受罪。”说着就“扑搭扑搭”地掉眼泪。晚回来一步的汪爱花进家来，先来小屋，见这光景，问：“怎么着了？”陆国群忙擦干眼泪，说：“孩子掉床下头了。”汪爱花赶紧接过孩子，让他在自己腿上站站，又拽拽他两条小胳膊，汪爱花说：“没事儿。我说怕孩子掉下床，你说不要紧，没想到上来就弄了这一出。我得捎信儿让老嫲嫲快回来.”陆国群说：“那可不行，人家那边有病人，不能离开。”汪爱花说：“那得另想办法儿。”她看看小屋儿的地面，说：“干脆搭地铺，让孩子睡到地上，就不怕挨摔了。”汪爱花干事风风火火，捎信儿把梁大仓喊回来，让陆国群看着孩子，她夫妻俩又抱山草，又截木棒，一边靠墙，三边儿挡上木棒，里边铺上厚厚的山草，山草上边再铺上苫子，草席子，地铺就塔成了。陆国群看看地铺，说：“这下好了，汪姐真有办法儿。这一阵子把你俩累得不轻，太谢谢了。”汪爱花说：“别说这个。我这人一听见这头皮就麻沙沙的。”又看看小屋儿，说：“别的不怕，就怕火。晚上你擦洋火（火柴）点灯，一定把到洋火棒儿扔远点儿，不论谁来，不能在这屋里抽烟。还有一样儿，就是老鼠，我把小猫儿放小屋里，它能逮老鼠，‘喵喵’地叫两声儿，屋里老大盼子没老鼠。”这晚上，陆国群母子就睡在地铺上，虽然在城里人看来，有点像狗窝，但在陆国群来说，却是解决了一个难题，从此不必担心孩子掉下床来了，她觉得很知足。她本来想在小煤油灯下看会儿书，但不大会儿，她就吹灭了灯，睡了。乡下煤油不好买，还得费钱，她不能让房东烦恶，这已经够麻烦人家的了。她躺在地铺上，浑身酸疼，怎么也睡不着，她大睁着眼，屋里屋外黑得犹如锅底，山风大声地吼叫着，像狼嗥一般。一阵强烈的孤寂、恐惧感突然袭来，她神经质地抖了一下，伸手摸摸孩子，她想，白天，她下了坡，小屋儿里光线很暗，晚上，她出去参加社员会，劳改人员训话会，屋里这样黑，孩子如果醒了，该是怎样的恐怖呀，他会多么害怕，他会吓得哭起来，会不会给吓出毛病来？她的心一下抽紧了。刚睡下时还因为有了地铺而高兴，这会儿却又难受得落泪了。
没过几天，陆国群和汪爱花一家就混得很熟了。不光梁大仓和汪爱花两口子按他们的条件，以他们的方式关照着她母子俩，他们的两个孩子也特别招人喜爱。梁燕星期六回家来，就钻到小屋儿里，一边哄二强，一边看陆国群带来的书和杂志，还爱向陆国群问这样那样的问题。她对汪爱花说：“这个陆姨，有学问，人也好。”陆国群回县城时，把自已刚参加工作时穿过的没穿过的衣裳拾掇了不少件儿，送给了梁燕，交待她，把衣裳带到学校里穿，来家不要穿。梁燕不解地问：“那是为什么呀？”陆国群说：“不为什么。在村里穿好些的衣裳，人家会说咱特殊。”汪爱花说：“你陆姨怎么说你就怎么办，小孩子别打听事儿。”梁虎放了学，就来小屋儿，逗得二强“格格”笑，他一走，二强就哭，他就干脆来小屋儿做作业，陪着二强。吃饭的时候，梁大仓说：“他陆姨凭着粮票儿，还给俺钱，跟俺一起吃这样的饭食，真不是这么个来头。”陆国群说：“我觉得咱吃的不孬，口粮紧，吃饱就不错了。汪姐还单给我做好吃的。”注爱花说：“你干活儿挺累，孩子奶水不够吃，我让你多吃点油水，让奶水多点儿。你那是替二强吃的。”陆国群说：“我奶水少，是刚犯错误那会儿，思想压力大，当时两个奶一下没水儿了，后来慢慢地又有了，只是少了。反正我有带来的奶粉和代乳粉。就怕到时候断了。”汪爱花说：“不要紧，俺婆婆回来，俺让她给孩子熬小米面糊糊，孩子喝那个，管许胖得跟泥鳅似的。”有一天，快吃早晨饭的时候，梁大仓从外边“忽忽”地跑回来,手里端个大水瓢,水瓢里盛着满满的白生生的,热气腾腾的豆汁儿,说:“陆同志,我寻思着,你喝豆汁儿好,我就跑到合作社豆腐房里,从‘嘎嘎’开着的豆浆锅里,舀了满满一大瓢,迭忙跑回来了.”陆国群十分感动,说:“我一会儿去给人家钱.”梁大仓说:“给他银子!你大老远跑俺十五岭来,天天给俺村里白干活儿,喝点儿豆浆,交什么钱。”陆国群说:“那可不行.要喝人家的豆浆,我就一定去给人家 钱。我是来劳动改造的,可不能犯多吃多占的错误。”梁大仓说:“陆同志,这是在咱家里,咱就不提什么‘错误’,劳改那点子事儿,你是犯到县里当官儿的手里了,没碍着庄稼人什么。我听人家说了,你是因为替潘家洼穷社员说话犯的错误,哼,潘家洼有我的亲戚,我知道那个庄儿里的事儿。老潘家爷几个不是玩意儿,庄里社员有了苦了,社员一大些拉着棍子出去要饭,还有没办法儿了,下关外的。可是,邪了门儿了,县里当官儿的就护着那几个坏货。”汪爱花说:“你别胡咧咧，这个可不是能乱说的。”梁大仓把眼一瞪,说:“怎么了,汪主任?你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可不是咱家里的主任.老百姓说句实话还犯法?”汪爱花说:“就数你能。我是怕给他陆姨招惹是非。”陆国群说:“咱以后不提什么潘家洼的事.”她心里暗暗嘀咕,杨常有那一家子不知怎么样了?
第二天上午,陆国群正和女社员一起在北岭上撒粪,一个小媳妇儿喊:“陆同志,有个大闺女找你。”陆国群抬头看去，是潘家洼杨常有的闺女小多来了，急忙放下铁锨，对汪爱花说：“汪主任，有个熟人找我，我去看看。”汪爱花说：“我看见了，闺女还拿着东西，你领着她回家吧，正好也喂喂孩子，给人家闺女说，让她吃了饭再走。”陆国群急急忙忙走到小多跟前，领着她下岭回村，走出去好远，近处没人了，小多才问：“姐，你来多少日子了？”陆国群说：“有个把月了，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小多说：“咱那次见过面以后没多少天，潘来兴在大会上讲，县工会詹主席和你，因为在潘家洼支持反对大社的人，犯了错误，打成‘右派’了，说‘右派’就是反动派—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跟村里那些地富反坏一样的，俺爷急得直碰头，说是他害了你们了，也不敢去找你们，怕再给你们加罪过，头几天，俺庄一个媳妇儿回十五岭走娘家，回去跟我说，陆同志在十五岭劳改哩，俺爷娘就打发我来看你了。俺娘给你拿了点小米面儿，自己醃的咸菜，还有点花生米。”陆国群说：“你们自己生活那么困难，不该拿这些东西。”小多说：“光兴你帮助俺？这也是俺爷娘的一点心意。”陆国群忍不住问：“家里人还好吧？”小多说：“还能好了？打人的事，也没处理，到哪告状都没人理。俺爷伤好出了院，气得肋插疼，吃了十几付中药，这才见好了。潘家兄弟比原先更恶了，俺爷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俺娘死活拉着他，不让他再闹了，说是他要还闹，先把她消交了，她两眼一合，看不见了，他再闹去。俺娘让人家打闭气了。俺爷只好这样憋着。庄里有几户跟潘家有仇的，下关外了，俺爷说，看看那几户能落下，俺家也走。”陆国群问：“能行吗？村干部能放吗？”小多说：“他们巴不得呢，俺爷走了，就去了他们的眼中钉了，他们再胡作非为，也没人敢哼一声了。”陆国群说：“这祥走，是‘盲流儿’，让人家逮回来就更苦了。”小多说：“不要紧的。关外有亲戚就行，那里地多人少，落下户就没事儿了。”陆国群.问：“你也一起去？”小多低下头，说：“我不能走了。”陆国群问：“怎么回事？留下你自己怎么办?”小多说:”我不是长大了吗？不是有主儿了吗?说是打发我出了门子,他们就走。姐,你想想,全家人都下了关外,就撇下我自己,在婆婆家受了气,走个娘家去诉诉苦都不行了,我寻思寻思,都不想活了。”陆国群说:“小小的孩子,这是说的什么话?他们上了关外,就不回来了?你也能去呀。怎么还不想活了?再说,新社会了,当儿媳妇儿,能有多少气吃?可别胡思乱想的了。”小多点点头，又说:“姐,你和詹主席倒这么大的霉,俺爷俺娘天天念叨,说就是上了关外,也是块心病,让我常打听你的情况,隔会子看看你。”陆国群说:“你回去对他们说,我们犯错误,有不少条儿,没有潘家洼这档子事儿,该当‘右派’还是‘右派’。请他们放心,我一更不必说人家詹主席了一不会出什么事,改造几年,还能干工作,只是不能当官儿了。人在世上,也不是非得当官儿不行。让他们别拿着当回事儿。”两人回到陆国群的小屋儿里,小多抱起“哇哇”哭的二强,又是哄又是逗,一会儿把二强逗笑了,陆国群忙给二强喂了奶,把他放到地铺上,陆国群拿出两块钱,说:“小多,你爷娘走,按说我该帮点盘缠钱,可是我现在手头也紧,帮不上了,这点钱,算是送给你的喜钱一你们这里叫‘填箱’。”小多说:“姐,你正在难处,俺不要你的钱。”陆国群说:“怎么着?嫌少啊?你能给我拿一点子东西,就不许我对你贺贺喜呀?”小多只好接了钱。小多又抱起二强,问:“姐,怎么不睡床上,搭地铺?”陆国群说:“二强从床上往下掉,只好想了这么个办法儿。房东给在下边铺了很厚的山草，挺好的。”小多又问：“你就天天和社员一起上岭干活儿？”陆国群说：“俺九个人是来劳动改造的，不光是干活儿，还得好好干。”小多看看陆国群被寒冷的山风吹得青紫皲裂的脸，看看她住的小破屋儿和狗窝般的地铺，说：“姐，你这是受的什么罪哎？”说着，竟忍不住哭了起来。陆国群拍着小多的肩膀，说：“小多，别哭。我没事儿。庄里人，特别是房东一家人对我都不孬，没拿我当坏人。你不用担心，孩子也没事儿。回去给你爷娘说，我现在这种身份，不能去送他们了，请他们路上注意安全。”小多说：“姐，有件事我不明白，你家是济南府，这里当官儿的不喜见你了，你扑拉扑拉腚一走，回你的济南，哪里不能挣口饭吃？非得在这里吃这个气，受这份罪？”陆国群苦笑笑，说：“你这是孩子话。我是参加了工作的公家人，自己身子自己不当家儿，只能听领导安排。我不能也不敢跑了，就算跑回济南，户口也落不下，也没地方敢用我干活儿—扫大街也不行。明白了吧？”小多转转眼珠儿，似懂非懂的样子，点点头，说：“姐，我回去很快就出门子了，等我从婆家回去，送走了爷娘，得空儿就来看你。我得走了。”陆国群说：“房东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还是合作社的妇女队长，人很实在，吃了饭再走吧。”小多说：“我不饿，你这个情况，我也没心思在这里吃饭。我走了。”说完，又抱着孩子亲了亲，把孩子递给陆国群，恋恋不舍地走了。陆国群送她到大门口儿，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山路上，眼泪不知不觉落了下来。
没过几天，保姆小萍又来了。陆国群说:“大远的，天又冷，你怎么找这里来了？”小萍迭不地回答，先从陆国群手里接过二强，二强看见小萍，高兴得直蹦，小嘴儿“吱吱”，“呀呀”地叫唤，很激动的样子：他虽然不会说话，但认出小萍来了，小萍眼里噙着泪水，亲了二强一阵，这才说：“俺上县委宿舍院儿找你，邻居乔大娘悄悄对我说，闺女，你来的不巧儿，你姐和县里那些犯错误的一块儿上了十五岭去劳动改造了。俺就从县城直奔这里了。”陆国群看看小萍带来的一大包煎饼，说：“还带这么多煎饼，挺沉沉的，我也不自己做饭吃。”小萍说：“你看着多，我看着还少哩。这里头的煎饼是两样儿。一种是让你吃的，俺娘往磨糊子里放了点豆子，她说，吃着香，还下奶。你就放着—这个又坏不了，你不是晚上好看书吗？饿了吃一个。另一样儿是瓜干面儿的，我吃。”陆国群说：“我让你说糊涂了。你干嘛能吃这么多煎饼？”小萍说：“我给俺娘说了，我不走了，就在这里陪着你，看二强。你累了，我就替你去干活儿。多咱你回县城了，我再回家。”陆国群说：“小萍，别说小孩子话了。我不早就说来吗？哪里有右派分子下乡劳改还带着保姆的？我去干活儿，那是为了改造我，更不能让人替。真那样，姐不又成‘典型’了？你听姐说，吃了饭，赶紧回去。我这里没事儿。”小萍说：“姐，我挂着你和二强，觉都睡不着。你看你和二强都瘦了，你就让我待几天，帮帮你，天暖和点儿了，我再走。我不替你干活儿，只看二强，不行吗？” 说着流开了眼泪，陆国群也泪汪汪的，说：“好妹妹，我还不愿你在这里？真不行。吃了饭，你赶紧回去。”小萍说：“你不留我，我就啃个干煎饼，快些走了。晚了，路不熟，怕走迷糊了。陆国群从房东家拿来咸菜和开水，打发小萍草草吃点饭，催她快走。小萍舍不得走，抱着二强亲了又亲，陆国群生生地把二强抱过来，小萍只好出门儿往外走，二强见小萍走了，“哇”地哭了起来，小萍饮泣着，低着头，匆匆走了。陆国群抱着二强，站到大门口，见小萍走了好远，还低着头，用袖口捂着嘴，一路小跑儿地往庄外走，陆国群想，这个妮子是哭着走的，说不定得哭半路儿，心里十分不落忍，不由得叹口长气，擦擦眼泪，回院子里来。汪爱花下工来家了，问:“这又是谁来了?”陆国群说:“是我原先下乡一个房东家的闺女,我犯错误前帮我看孩子的.听人说我在这里,非跑来看看一她跟孩子有感情,想孩子了。”汪爱花说:“我看出来了,你这个人,虽说是大城市里来的,还是大家主儿出身,有学问的,可是眼眶子不高,亲近人,心眼儿好,是大好人一个。”陆国群笑了,说：“我是‘大好人’吗?我可是‘右派分子’。”汪爱花说:“桥归桥,路归路,右派归右派,好人就是好人。” 陆国群说:“你可是干部,还是党员,可不能胡乱说。”汪爱花说:“咱还算什么干部?不过领着人干活儿就是了。是党员不假,党员说话也得凭良心。不过,咱守着外人不说就是了。”
过了二月二，陆国群从岭上回来，见梁虎在床上翻打滚，急忙问：“虎子怎么了？”汪爱花说：“不听话，在学校里喝凉水，把肚子喝坏了，连拉加哕，跑回来了。”陆国群说：“不找医生看吗？”汪爱花说：“找咱庄的先生看了，给了点药，吃了还是不行，不要紧，我给他烧点辣汤喝，就没事儿了。”第二天，陆国群他们这些右派分子接上级通知，到区里去集中学习，黑了天才回来，见梁虎还躺在床上，面色苍白，说话都没劲儿了，对汪爱花说：“汪姐，这孩子得抓紧让医生看。”汪爱花说：“不碍事吧？也不是没拉过肚子，几天就好了。”陆国群说：“你听我的，我骑自行车，到区医院请大夫。”汪爱花说：“天都黑了，你行吗？”陆国群说：“我不行，也得行，你们也不会骑自行车呀。没事儿，我带上手灯。”陆国群骑自行车，跑了七、八里路，到区卫生院，给值夜班的大夫说了梁虎的病情，大夫立即带上药，针，骑自行车和陆国群一起来了，进门一看，二话不说，就给梁虎挂上了“吊针”，这才对汪爱花说：“这孩子连拉加哕，又喝不进水去，已经脱水酸中毒了，再晚上一、两个小时，就危险了。以后可不能大意。咱农村大人、孩子常有拉肚子出人命的。”汪爱花和刚从饲养院儿回来的梁大仓吓得脸都黄了，说：“国群妹子，多亏你，给俺虎子拣了条命。这虎子要是有个好歹，他奶奶还能活？俺这家人就完了。”陆国群说：“别说的那么‘虚火’了。我去喂二强了。”汪爱花示意让梁大仓出去借钱。针打完了，孩子睡着了，大夫又留下口服的药，交待了怎么吃，才说：“我把药钱捎回去吧，医院里有规定，不让赊欠。咱不收出诊费了。”梁大仓出去一大会子还没借钱回来—庄户人有几个是有现成钱的？汪爱花说：“大夫，俺还供着个闺女在县城上中学，家里真没个现钱了。俺当家的出去借钱，这大会子也不知死哪去了，还没回来。你先回去，我后天到集上卖个鸡，给你送过钱去。”大夫脸耷拉下来，说：“那可不行。俺院里有制度，谁赊出去的，谁先垫上，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也没钱垫。那个女同志去医院，在路上摔了跤，手都破了，现包上的，我挺感动，觉得这个驻村的女干部真不孬，二话不说，摸黑儿跑来，不吃不喝，看那女同志的面子，不收你们的出诊费了，你们药钱还不想拿，也太不是那么回事儿了。”陆国群一步门里，一步门外，恰好听见了大夫的话，忙回小屋拿了钱来，递给大夫，说：“大夫，先说明个情况，我不是驻村干部，是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的。今晚的事，谢你了。他们不是不想交这个钱，是确实没有—农村人的情况你也知道的。要是有钱，他们也不会拖着不送孩子上医院。请你把这个钱收下。这么晚了，你还得往回赶，真是太对不住了。”那大夫脸色立时“阴转睛”了，急忙把钱收好，可能是对陆国群的声明感到意外，又定睛看了她几眼，才站起来出门骑上自行车走了。大夫走了，汪爱花说：“拖几天给医院送钱去，有什么不行的？这人真是难说话。老用你的钱—你这么难，怎么行？”陆国群说：“什么‘我的’，‘你的’？咱不是一个锅里吃饭吗？算我预交的饭钱总行了吧？好了，别拿着当回事了。不过，我跟你说，这事儿只咱两人知道就算了，连梁大哥都别告诉—他太直，说出去不好。”汪爱花说：“这怕什么，又不是啥坏事。这是为什么？”陆国群说：“你也别问‘为什么’，你别跟旁人说就是了。”汪爱花说：“好，不说就不说，不说也憋不死人。”
陆国群来崮山县工作五、六年了，下乡是常不常的事。对农村彷佛停滞了几千年那种原始的，极度的落后，农民连温饱都做不到的的“一贫如洗”的困苦，那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闭塞，狭隘，愚昧，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惨不忍睹的生存状态，早己经从震撼，困惑，变得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她能在高低不平，随时都可能绊倒的山村小路上快步行走，她咽得下农民家用没洗干净的大黑碗从黑乎乎的大锅里盛上的菜豆腐（不是真的豆腐，而是一种很粗劣的，聊可充饥的，以野菜或干菜为主的食品），她学会了吃像皮条一样难咬的煎饼—尽管会累得鬓角疼，牙发酸，也习惯了全村弥漫着的混合着“新鲜的”，沤烂了的人的，猪的，牛的，马的，羊的，鸡狗鹅鸭的粪尿和正在日晒风刮着的粪肥的臭味儿，正所谓“入饱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甚至能够面对粪堆，手都不洗，抓过干粮来就往嘴里填。她自然也像农民一样,两只脚踩着两块摇摇晃晃的石块儿，在绿豆蝇乱飞，黑头蛆满地爬，脚底下摇摇欲堕的“茅房儿”里“解手儿”。为了到农民家走访，她能坐到他们又黑又脏，早已看不出曾是什么颜色，散发着让人干呕的“孬油”味儿，汗臭味儿，还爬着臭虫，跳蚤的床铺上和农民们啦呱儿。和农村干部，农民们一起开会，小黑屋儿里人人抽老旱烟，满屋里烟雾腾腾，像浓雾一般，薰得人嗓子冒火，眼睛流泪，地上满是粘痰，没法儿插脚，你还不能表现出厌烦。她真诚地认为，她是在和这个地球上最穷苦的劳苦大众打成一片，是在实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但让她难以接受的，也没法儿习惯的，心里最烦恶的是男人们那种有时偷偷摸摸，有时大胆放肆，又迷，又馋，恨不得能吃人的眼光。以前她下乡，是县里下去的干部，人自然会有所顾忌，住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对那些人就装作看不见。这次，她在十五岭待得久，天天和社员们一起出工，一起开会，俨然成了他们村里的女人了。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村里那些年轻的，壮年的，甚至半老的男人们，更特别是那些到了结婚年龄，早过了结婚年龄，老得没有可能结婚了的光棍汉两只眼使劲看，用力瞅的对象。她即使低下头，那些目光仍然会停留在她身上，那些目光似乎能穿透她的衣服，灼伤她的肌肤。她感到自已像夜间公路上被前边驶来的汽车的灯光照着的慌乱的野兔儿，惶恐不安。她后来想了个办法儿，每当开会，她就带个小本儿，带着笔，在会场上，低着头，在小本儿上记些什么。有一天晚上，汪爱花收拾完了，来到陆国群的小屋，笑着问：“开会的时候，你老低着头，想家了？心里难受了？”陆国群说：“不是想家，心里也没难受。你们村里，有些男爷们儿真够戗，两只眼跟贼眼似的，不听会，专门在会场上看女人，看两眼算完吧，他不，看起来没够，让他们看得很难受，我干脆就不抬头了。”汪爱花笑了，说：“我还寻思你又遇着什么事儿难受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你是不知道，俺这个庄儿名叫‘十五岭’，实际上不止十五个岭，没丁点儿平原地，穷得丁当响。闺女还没长大，就急急忙忙地到山外去找婆家，外庄的闺女又不愿嫁来，从庄这头儿到庄那头儿，全庄二十大多到五、六十岁的老少光棍儿有四、五十个，四类分子家的男孩子有一个算一个，都找不上媳妇儿。这些人，一个个都熬靠得跟饿狼似的，大多数的老实人苦熬着，死撑着。这些人，到成块儿就啦骚呱儿，再就是见了姑娘媳妇儿的，没好地看人家，过过眼瘾。开个会，看个戏，这些‘行子’，俩眼不肯闲着，把人家看毛了，有的还为这挨骂。打架，你在旁边看他们那没出息样儿，恨不得过去把他两个眼给抠出来。见了像你这样长得俊的，就更看不够了。”陆国群说：“我两个孩子了，都这样儿了，还俊？”汪爱花说：“别看你有俩孩子了，还整天价又苦又累不舒心，可是，说你是大闺女，准有人信。你那模样儿，就是跟俺这里的人不一样，格外引人，我要是个男人，也愿意看你。”陆国群让她说得忍不住笑了，说：“汪姐你可别糟践我了。”汪爱花说：“我不是糟践你，说的是大实话。闹笑话归闹笑话，啦实的，天底下的大男人见了长得好看的妇女，谁不多看一眼，都那样儿，就更别说那些光棍汉了。仔细想想，这些人也真怪可怜的，都是娘十月怀胎养的，也不少这缺那，一样地当回男人，一辈子不碰碰女人边儿，真够苦的。也难怪。这些人—你也不是大闺女了，我也不背讳你，有那不要脸的，就俩男人操腚眼子，有的人赶集，特为往人堆里挤，在人家女的身上磨蹭，下头就出那个了。你听听我说的这些事儿，越说越不要鼻子了。可都是真事儿。唉，说什么好哎，都是叫这个‘穷’字闹的。解放这么些年了，也都合作化了，可是，让你再鼓拽，就是爬不出这个穷坑来。你说吧，力也不少出，从年初六干到腊月二十九，比单干得多下地一两百天，可地里就是打不出多少粮食来，花生也长不好。人跟人不一样，干社里的活儿，不少人磨‘洋工’，出工不出力，都带着坑人的心眼子。真没办法儿。叫我看，俺庄里这些光棍儿，没什么指望。”陆国群说：“这些人真是又可怜，又可怕。出事儿不？”汪爱花说：“这些人，都是庄稼汉，出去赶个集，就是见世面了，一两年上回县城，就是进了大城市了，一个个都跟兔子似的，有那个心，没那个胆，外庄儿有出事儿的，俺庄儿还没出过。不过女人得自己加小心就是了。”陆国群听了这话好不感慨。男人、女人到了一定年龄，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无论男女都需要和异性结合的快乐，这本是像人要吃饭喝水一样，是正常的，正当的，可是，农村中为数不少的男性却因为贫穷或因为政治上身籍“另册”，是新社会里的“贱民”，常年累月独自忍受着另一种“饥渴”，难以启齿的痛苦，到老到死，孤孤单单，抱撼终生，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像潘家洼潘家兄弟却因为执掌大权，对于女色，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而女社员或被迫屈从，或投怀送抱，他们比旧社会有钱人三妻四妾还划算，还惬意。他们这种占有和享受是建立在光棍汉的痛苦之上的。而这竟是在阳光下，在“红旗”的遮掩下，在“典型”的包装中发生的事。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事用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儿去看待，这种现象，应该怎样去分析？陆国群不敢往下想了。她躺在地铺上，浑身酸痛，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听汪爱花说这些事让她胡思乱想，她竟然很想念季龙翔，像过电影一样，想和季龙翔相恋，相亲的情景，她强迫自己，别想这些事了，但却是越不要想越是想，……也不知道他有相中的人了没有，自己怎么办？……她哭了。……她还这样年轻，按汪爱花说，还这样“俊”，难道就这样一个人过下去？没有男人的日子真难熬呀。没有男人的夜晚格外长。但是，她是“右派”，好人谁会相中一个“右派”呢。她不敢想了。……总算睡着了。白天干了一天活儿，太累了。……在梦里，她竟和季龙翔在一起了，但不是在他们两人的家里，而是在十五岭一个崖头下面，一个草窝里，两个人偷偷摸摸，像做贼一样，亲热了一阵，又想“那样儿”，季龙翔小胆儿，老是怕被人发现，怕人家说他和右派前妻划不清界线，但又一心想办“那个事儿”，可是因为害怕，就是不行，两个人都快急死了，……突然，村支书老杨头儿披着黄大衣朝这里走来了，两个人吓坏了，想找个地方藏起来，那怕是个老鼠窟窿也好，可是没一点儿地方可藏，听见老杨头儿漏风嘴大喊一声：“你们干的好事！”陆国群一下子醒了，心“崩崩”乱跳，浑身是汗，她想起刚才做的梦，摸摸自己的脸，滚烫。心想，真差劲，这是做的什么梦。心里叹一声，苦啊，怎一个“苦”字了得，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又流下泪来。……过了没多大会儿，鸡叫了，她又在地铺上翻腾一阵，听见街上，院儿里有脚步声了，尽管眼皮生涩，浑身软软的，又睏又乏，但还是硬撑着，爬了起来。她得先喂饱孩子，再去出早工。
陆国群他们来十五岭劳动改造的半年期限快到了。刚来的时候，庄里庄外，岭上岭下干枯的树枝在狂风中吹着唿哨儿，山坡上的黄草让山风吹得低头弯腰，望上去像是从山顶淌下来的黄色的洪水，崖头背阴处，残雪还没化尽，像是巨大的白色的蚂蜂窝。十五岭地势高，地块儿小，又浇不上水，很少种秸杆作物，年年老一套，栽地瓜填肚子，种花生，榨油吃。村子周围一道又一道岭上挂着大片，小片儿的土地，裸露着，像人们饿瘪了的黄肚皮，样子很难看。而现在，远处的山头儿，近处的岭岗儿，满山遍野，到处一片让人心醉的葱绿，冬天里被冻得瑟瑟缩缩的庄稼人们也舒展开了腰身，像鸟儿奓挲翅儿了似的，姑娘们的脸被日头晒得红扑扑的，显得水灵了，漂亮了，连山坡上的牛羊，圈里的猪，院里的鸡鸭也欢实起来。陆国群他们在十五岭劳动改造的半年里，十五岭也像中国所有的乡村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先是没出正月，村里的几个小农业社奉命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大农业社。到了阴历六月连阴雨的时候，右派们跟全村社员一起，手里举着红红绿绿的小旗儿，敲锣打鼓，到区里参加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全区各个村庄所有的农业合作社全合在一起，成立了工农商学兵五业并举，政社合一，据说是走向共产主义最好形式的“人民公社”，各个村变成了生产大队。公社对各大队的人、财、物均可统一调配，动辄组织成百上千人的“大兵团”作战，各种新鲜事儿闻所末闻，层出不穷，各家各户儿拆了锅灶，各村办起公共食堂，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农业生产贯彻什么老百姓听不懂的“八字宪法”，深翻地翻下去几尺深，把下边儿的生礓瓣子土都翻了上来，说是地翻多深，庄稼根扎多深，就能高产。密植，栽地瓜点花生密密麻麻，耩谷子一下播下去百把斤种子，比往常收的还多，说是结的总会比种的多，所以一定会增加产量。从南到北，到处放亩产千斤，几千斤，万斤，几万斤的高产“卫星”，据说中国的粮食已经多得不得了，全国人民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老百姓一天可以吃四顿饭，五顿饭。老人家号召全民写诗，编民歌，一个村写民歌一万篇。从城市到乡村，各行各业大炼钢铁，土法儿炼钢遍地开花，十五岭村边岭岗上也砌了土炉子炼起钢铁来，干部把各家各户儿铁锅，煎饼鏊子，甚至门挂子都扔进烈火熊熊的炉子里，炼出黑不溜丘，奇形怪状，非铁非钢的圆块块，缠上红绸子，放在托盘里，两个小伙子抬着,后边跟着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到公社党委报喜。县里在北边山跟前，正在筹建小钢联，从全县各地调集物资和精兵强将。陆国群他们这几个县机关的右派分子，政治上已经沦为“等外”之人，不能像原先那样，参与甚至领导运动，而只是和十五岭的社员一起劳动，但处在这种千载难逢，热火朝天的年代，他们以一种特殊的身份，“躬逢其盛”，身在一线，亲临其境，各种新事，奇事，怪事纷至沓来，让他们大开眼界，常常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已成右派，为戴罪之人，虽心存疑虑，但也不会不识时务，表达自己的意见了。他们知道，正所谓“一鸟进林，百鸟哑音”，反完右派之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整个社会再也听不到不同声音了，主事者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他们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认罪服罪。这半年他们精神上倒也轻松，毕竟十五岭的干部和社员跟他们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老杨头在训话会上总是重复那几句不能反共产党之类的老话，不过是虚天燎地，咋唬几声，暗地里倒嘱咐生产队长，不能让这些“肉片儿”累着，伤着，还交待供他们饭吃的户儿，人家交给咱钱和粮票，得让人家吃到肚里，养个牲灵儿还不能亏待它哩，人不能不要良心。老杨头朝区里（公社），县里汇报，总是说：“在俺十五岭劳改的肉片儿，表现不孬。都知道自己错了，老实得跟木头似的，没一个张狂的，干活儿比社员还实在，得空儿还教社员识字，写黑板报。”老杨头还交待公社秘书，给这几个人写材料写得好着点。九个右派分子从心里感念十五岭的老杨头儿和社员们，他们被人生的巨大灾变打翻在地，来到这穷乡僻地劳动改造了半年，在“穷山恶水”之地，“村夫草民”中间，置身在贫穷，肮脏的环境里，在每日的劳作中，风里雨里，汗流浃背，感受着宠辱和炎凉，体味着人生的艰难和沉重，从受世人尊重的县委机关干部甚至是“官儿”，一下子沦落为人皆可以蔑视，辱骂，训斥的“贱民”，虽已万念俱灰，知今生万事皆休，但毕竟已经脚踏实地，像是野外探险的人，落到了谷底，最坏也不过如此，他们已经接受了现实，慢慢地平静了下来，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感到，远离了城里的喧嚣，没有了官场的勾心斗百，躲避开当权者的冷眼斜视，就在这些贫苦，辛劳，茫然无助的人们立身，了此一生，也算是一种归宿。当然，他们只能在心里这样一闪念，因为他们自己不能选择，自己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眼下，当半年期要到的时候，县上来了通知，让每个人写半年劳改的思想回报，由公社党委根据生产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评议给每个人写出鉴定，然后和全县的右派分子一起，到县钢联筹建处报到，继续劳动改造。
半年来，陆国群和十五岭的乡亲们生活在一起，从严寒到酷暑，霜雪风雨，自己亲历着苦难，也感受着农民们的倔强，坚韧，他们对贫穷，困苦的耐受力真是无以复加，他们似乎已经麻木，对冻馁，劳累，固然已安之若素，已经不以为苦，即使遭遇意外灾难时，他们哭天抢地之后，仍然会挣扎着爬起来，重新恢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苦不堪言而又看不见出路的生活。这就是人生，无论多么艰难，人人都在死挣苦熬，甚至以苦为乐地活着。陆国群常常想，她应该从这些人身上，汲取忍辱负重，苟活于世的力量，毕竟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啊。半年过去了，刚来时，二强还躺在床上，吃饱了傻笑，饿了号哭，能哭得背过气儿去，吓死个人。睡在床上往下掉，被迫改睡地铺，他又抓铺下的黄草往嘴里塞，噎得哕白沫。陆国群下坡劳动了，二强一个人在小屋里，时常土活着尿，抹得满脸满身都是尿泥，陆国群从岭上回到小屋，看看她和二强母子两人睡的狗窝儿一般的床铺，看着二强的惨状，忍不住鼻子发酸，流下泪来，她有“罪”当罚，是咎由自取，而孩子何辜，却跟着受这样的罪，她心里暗想，她一定要好好待二强，即使他会犯错，也不动他一指头，孩子吃的苦已经够多的了。……这些都过去了，不知不觉之中，孩子会爬了，会挪步了，会走路了，而且已经“呀呀”学语，会喊“妈妈”了，慢慢地又学会喊梁燕、梁虎“姐”、“哥”，喊汪爱花“娘”，喊梁老太太“奶奶”了。多亏汪爱花他们一家。陆国群营养不良，干活儿又累，两个奶子像旱天里的老井一样，出不来多少汁水，梁大仓从豆腐坊里往家舀豆浆，上食品站走“后门儿”买一块肥猪肉回来，炼成白花花的，膏状的“大油”，吃饭时给她抹一筷子，包到煎饼里，后来奶水真的多了一点。孩子饭量越来越大，天天像小饿狼，吃不饱，“哇哇”哭，梁老嫲嫲说陆国群：“真是作孽，丧良心啊。”抱起孩子，满庄儿里找正奶着孩子的妇女，这家喂一顿，那家喂一顿，陆国群心里怕那些人不讲卫生，孩子染上什么病，老太太说：“她妹子，我不用钻你心里去看，您城里人怕这些庄户娘们儿不干净。我跟你说，没丁点儿事儿，先保住孩子的小命儿要紧。你住在俺家里，俺就不能看着孩子给饿坏了。孩子不能娇贵，越娇贵越不好拉扒。虎子他爹，是我在磨道里生的，这不一样分生了这么一大家子。”陆国群放下了自己的担心，是啊，都到了什么 地步了，哪还顾得了那么多，至于“娇贵”，陆国群心里在暗暗苦笑，生而为一个右派分子的儿子，哪里还敢“娇贵”，诚如老嫲嫲所说，能保住孩子的小命儿就不错了。二强吃遍了十五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