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卡若琳和延斯都为自己请了律师。双方律师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取证后，法庭终于开庭了。
全班同学都报名参加了列席庭审，法庭为此特意设在了一个大堂内。
梦颖事先收到了法庭传票。作为证人之一，她必须出席当天的庭审。
“妈妈，到时，我该怎么说呀？”梦颖在进证人等候室前，紧张地拉着邓琪的手， 不停地颤抖。
“别怕！法庭上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实事求是地说出你看到的事就行了。”邓琪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慰道。
梦颖点点头。
法官庄严地敲了敲锤子，宣布庭审开始。书记员随后宣读法庭纪律。接着，原告和被告先后被传唤到庭。
卡若琳是被轮椅推着，进的法庭。她腿上的伤并没像医生所预料的那样按期康复。半年过去了，她一直坐在轮椅上，不能到校上课，看来，的确是要提前退休了。
延斯站到被告席上后，法官再一次验明正身：你是延斯 . 施吕舍，14岁，罗伯特中学7年级学生，家住本城克莱菲街56号，对吗？
延斯：对！
随后，书记官把起诉书宣读了一遍。
法官：你的生物课老师卡若琳 . 柏克女士起诉你。她认定，生物课上那个夹住并打断她左脚腕的夹熊器是你设置的。
延斯：不！这事不是我干的！我认为，卡塔琳只是借这次事件，对我进行报复。
法官：报复？你有什么证据？
延斯：卡若琳曾是我五年级的班主任。一直以来，她讨厌我，排斥我，讽刺我，辱骂我，甚至威胁我。她还故意压低我的分数，让我留级。我认为，她根本就不具备当老师的起码素质。
法官：请拿出实事依据来。
延斯：比如，全班哄堂大笑时，她总是只点我一个人的名，尖声训斥我。“你这个混蛋”、“可耻的家伙”、“不知羞耻的东西”，等等，这些都是她在公开场合对我使用过的攻击性语言。她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过，“我真想用中国功夫拧掉你的脑袋！”，“这夹子夹住的不应该是我的腿，而是你那个肮脏的猪头！”这些，全班同学都可以为我作证。还有......
卡若琳气愤地打断道：你为什么不说说，你自己都干了什么？我难道会无缘无故骂你吗？
延斯反击道：不管我做了什么，别忘了你是老师！你没有权利居高临下，更没有权利辱骂学生！学生和老师是平等的！
卡若琳：所以你才敢这么为所欲为，对不对？
法官：请原告保持安静，让被告继续陈述。
延斯继续道：上课点名发言时，她总是叫那几个她喜欢的学生。我即便举了手，她也象没看见，反过来还说我课堂表现不佳。她担任我的德语课和生物课老师，这两门课我从来就没得过好成绩，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她给我的分数，毫无公正性可言。我这里有个证据。
延斯说着，从随身背包里拿出两本本子： 这是两本考试练习本。一本是我的，另一本是达尼尔的。达尼尔比我高两年级，他的德语课老师也是卡若琳。一年前，为了应付德语考试，我借来了达尼尔的这本考试本，因为我听高年级同学说，老师常常会出相同或相似的考题。结果，那次考试——就是我在这儿做了记号的那次考试——考题完全一样，我的答案也跟达尼尔一样，达尼尔的得分是2分，而我却得了5分！
法官收上那两本本子， 对照着看了看，说： 你提供的证据同时也显示，你考试作弊了。
延斯： 我没有作弊！我只不过把达尼尔的答案又重复了一遍而已。
卡若琳： 你重复别人的答案，投机取巧，难道我应该给你高分吗？你上课举手发言时，故意恶作剧，东拉西扯，扰乱课堂纪律，难道我应该给你提供这样的机会吗？
延斯的律师站起来： 我认为，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的问题。就说考题吧，为什么去年的考题，今年又一成不变地拿来考学生？难道考题就不能稍稍变一变吗？现在的学生都知道，只要从这个任课老师的高年级学生那儿借来考试本，基本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难道，这仅仅是学生投机取巧吗？我的当事人延斯曾多次抗议过卡若琳的不公正，并警告过她，将会通过律师控告她的不当行为。但卡若琳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辱骂起延斯的父亲。”
延斯： 就在一个月前，卡若琳没有经过预约，就直接闯到我家来，说要跟我父母谈谈。她的目的，是要我父母说服我，自觉承认夹熊器的事是我干的。我父亲当时拒绝了她。结果，她居然骂起我父亲来。”
法官： 请具体说说当时的情况。
延斯： 我当时并不在场，只是事后听我父母说的。具体情况，可以问我父亲。
法庭传唤延斯父亲到场。
法官按程序对延斯的父亲验明正身后，宣布纪律： 作为证人，你的话应该句句属实。撒谎，作伪证是要受到惩罚的。你听明白了吗？
延斯父亲： 明白。
法官： 你儿子延斯在学校与卡若琳的关系很对立，矛盾也很公开。作为父亲，你知道这些情况吗？
延斯父亲： 知道一些。但不是很多。
法官： 延斯回家不会跟你谈起吗？
延斯父亲： 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年轻人，有多少兴趣跟父母说自己的事？他们觉得能独自面对问题才叫酷。
法官： 夹熊器事件发生后，延斯回家跟你说了吗？
延斯父亲： 没有。如果不是卡若琳到我家来吵闹，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事。对了，我很奇怪，为什么法院从没有向我调查询问过此事？
法官： 今天，我们不是请你来了吗？刚才延斯提到，一个月前，卡若琳曾就夹熊器的事到过你家，你跟卡若琳发生了冲突。有这事吗？
延斯父亲： 有。我觉得这人真是莫名其妙！根本就不具备当老师的素质！
卡若琳尖利的声音响了起来： 那你呢？你具备当家长的素质吗？有你这么当家长的吗？
延斯父亲： 我怎么了？我认为我这个家长当得很正常，跟全德国的家长没什么两样！至少，我还没有拿孩子在家发生的事，跑到学校去跟老师数落，期望老师把手伸到我家来，管我们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事。说白了，就是没有像你一样，动不动就拿孩子在学校发生的事到家长这儿来告状，巴望家长把手伸到学校去，管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事！
法官： 这么说，卡若琳曾因为延斯在学校的其它问题，找过你？
延斯父亲： 当然！而且，还不止一次、两次。延斯在学校的事，延斯自己回来没说，反而都是她跑来告状。差点儿没烦死我！
卡若琳的律师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老师主动向家长反映学生在学校的一些问题，难道有什么不妥吗？我个人认为，正是因为老师、家长和学生之间沟通太少，才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校园事件，比如，学生持枪杀人。为什么我们要等到事情发展到无法收拾了，才想到去调查事情的原因？从这一点看，我的当事人卡若琳的做法是积极主动和负责任的。
延斯父亲： 负责任？恰恰相反，我认为是推卸责任！举个例子，有一次，我正在店里接待客户，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卡若琳打来的，她在电话里情绪激动地跟我讲延斯在课堂上如何如何捣乱。我问她，现在是上课时间还是下课时间？她说，是上课时间，因为延斯的捣乱，这课没法上了。我一听就火了，问她：你丢下满课堂的学生不管，来给我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要我放掉手头的生意，现在跑到学校去帮你维持课堂秩序吗？你连自己的课都上不下去，还有什么资格当老师？
卡若琳的律师：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延斯课堂上的捣乱太严重了。
延斯父亲：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延斯在别的老师那里没什么问题，而一到了卡若琳那里，就是非多多？这难道仅仅是延斯的问题吗？我不否认，处在延斯这种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是，有了问题该怎么办？其实，延斯在家里有时跟我们家长也有矛盾，我们家长有没有把家里的事扯到学校去，让学校来替我们解决？
法官： 这么说来，你不希望老师向家长反映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延斯父亲： 要反映情况也应该是在开家长会时，而不是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甚至不经预约就登门造访。一个家长，如果三天两头听老师来说自己孩子的种种不是，能愉快吗？我认为，学生在学校的问题，老师应该想办法也应该有能力自己去解决，而不是动不动就把学校的问题扯到家长这里来。说实话，到后来，我简直就不愿意见到她。
法官： 让我们把话题回到前面。刚才延斯提到，一个月前，卡若琳曾就夹熊器的事到过你家，你跟卡若琳发生了冲突。请你详细讲讲当事的情况。
延斯父亲： 当时，卡若琳不象今天这样坐着轮椅，而是腿上打着绷带，手上拄着拐杖到了我家。她坐下后就对我说，她已告了延斯，不过，如果延斯公开向她表示道歉，承认错误，她可以撤回起诉。我说，事情真相还没有明了，凭什么要让延斯道歉？谁能证明这事是延斯干的？卡若琳说，她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延斯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人，延斯自己也已经承认了这一点。我说，延斯并没承认那夹熊器是他弄的。卡若琳说，为什么一定要法庭上见呢？作为老师，去告自己的学生，她心里也不好受。希望家长能做通延斯的工作，公开道个歉，那么事情就提前有了结果，她也可以安安心心提前退休了。我说，你想退休，就自己退下去好了，跟延斯道歉不道歉有什么关系？你如果真有证据，就到法院去告好了，我们只等法院的调查结果。延斯如果真的干了这事，那么，他理应受到惩罚；如果不是延斯干的，凭什么要他道歉？没想到，她居然张口骂我是混蛋，说跟我这号人永远讲不清道理。我对她说，象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老师！你还是赶紧到校长那儿去提出辞职吧！她说，不用你来教我，我早就想辞职了！象你们这样的家长和学生，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嚯！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学校，她是怎么对待延斯的！
卡若琳的律师： 有一点，我想你是不能否认的：卡若琳每次找你，都是因为延斯在学校出了某种问题，与老师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作为家长，你不是积极配合老师，帮助教育自己的孩子，反而一味指责老师，你认为你的做法合适吗？
延斯父亲： 我一直坚持认为，既然要当老师，就应该具备起码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懂得如何引导学生，善于驾驭控制局面。如果没有这种能力，还当什么老师？我也想反问你一点：为什么老师学生之间产生了矛盾，学生理所当然就该是被帮助教育的对象？难道学生永远是错的，老师永远是对的？
法官打断两人的争执，回到正题，请延斯仔细叙述那天生物课前后发生的事。
延斯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其中包括在教室里遇到梦颖，以及上体育课时迟到的两分钟。他再三强调，虽然那天他的确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但夹熊器的事，千真万确不是他干的。有关这一切，他都已经向校长讲明了。
法庭于是传唤校长到庭。
法官在验明正身、宣布“作为证人，你的话应该句句属实。撒谎，作伪证是要受到惩罚的”之后，问： 作为校长，你认识学生延斯吗？
校长： 当然认识！我们学校有1326名学生，我不一定认识每一位学生，但延斯我认识，因为卡若琳每次来反映情况，都和延斯有关。有几次我甚至被卡若琳叫到班上去，帮助处理和调解她与延斯之间的矛盾。
法官请校长讲讲其中的几件事。
校长于是讲了“裸照事件”，还有这次的“夹熊器事件”。
法官： 延斯和他父亲都一再声称，卡若琳不具备当老师的素质，你认同这个看法吗？作为校长，你怎么评价卡若琳？
校长： 卡若琳在我校工作了30年。可以说，她是个很难得的、有经验的、称职的老师。不过，近两年来，由于身体的原因，有时她的情绪波动很大，工作上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她给我写过报告，要求提前退休，并出示了医生证明，说是有间歇性失忆症。因为药物作用，脸部都有些浮肿。遗憾的是，我无法批准。
法官： 为什么？
校长： 我们学校的教师人手本来就严重不够。卡若琳这个年级组的生物课老师目前只有她一个人，她要是退休了，谁来上这门课？我们已经连续几年向地区教育局提交报告，要求增加经费和教师人数，经费是到位了，可我们急需的教师到现在也没补充进来。目前我们学校的状况是，如果某个教师病了，想请另一个教师来临时替代一下都很困难。上星期报纸上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我们这个州有近3000个教师岗位有空缺，奇怪的是，却迟迟没有人上岗。有些人明明学了教育学，却宁肯转行或去当失业者、领失业金，也不愿到学校来当老师。我不明白，一边是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一边是急需的岗位得不到补充，是不是我们的福利制度出了问题？
卡若琳律师： 谁都知道，现在的老师很难当，尤其是中学老师，每天都要面对着青春期充满叛逆的挑战，心里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问题是，在面临挑战和压力的同时，还要面临不可测的人身伤害，这一点很难让人接受。据我所知，这次‘夹熊器事件’在学校老师里引起了很大震动。事情发生后，有五位老师递交了休假报告。同样是因为人手紧缺的原因，校长不能批准，对吗？
校长： 是的。
法官： 校长先生，你协助警方参与了‘夹熊器事件’的调查。学校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校长： 学校并没有调查结果。不过，延斯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班级教室的人，这一点，已确信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