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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学者挑刺易中天：清算品三国 作者：天行健
《清算品三国》前言及目录
前言：叫好与挑错第一章 我看“易中天现象”
一年以来，特别是近半年以来，围绕着易中天《品三国》所展开的争论，堪称是我国文化生活中的一大奇观。报刊和网络上搞得沸沸扬扬，一方面是好评如潮，另一方面又是嘘声不断。我浏览了网络上和报刊上的一些言论，数量虽然很多，但多是相似的重复。千条万条，概括起来，也不过那么几条。观点方面的，主要是对曹操的评价是否恰当；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提法，是否会对世道人心有消极影响等等。方法方面的，不外乎这种讲法是否有失教授的尊严、有失学术的品位？还有什么庸俗化、娱乐化、粗俗化、娼妓化等一大堆帽子扣了下来；对学术与商业，学者与电视的关系等命题，也都见仁见智，各说各话。
有人问我：你对易中天现象及其《品三国》的看法如何？我的回
答有两条：一是叫好，二是挑错。这就划清了两条界线：一是划清了与“易粉”、“乙醚”的界线，他们是光叫好，不挑错，这有失理性。二是划清了与“反易”人士的意见，他们是光挑错，不叫好，这有失公正和厚道。
为什么叫好？因为易中天对普及历史知识做出了贡献。把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从追捧影星、超女、歌星、玩电子游戏、看无聊的肥皂剧的现场拉到“百家讲坛”来。能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总比拿着个荧光棒在台下起哄、迷失自我强得多。人人争说易中天，人人 品三国，总比人人争说那些娱乐明星、人人去关注“超女大赛”有文化品位。
为什么挑错？因为我在拜读了《品三国》之后，发现它在内容上还有许多瑕疵，心中感到不安。这书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很多青年人影响更大，不能用错误的历史观点、历史文化知识来误导他们，所以我要义无返顾地来挑错。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说：在赤壁之战以前，鲁肃、诸葛亮和周瑜，帮助孙权算了三笔账：政治账、联盟账和军事账；现在我要帮助易中天算四笔账：学术账、知识账、逻辑账和语言账。
有人断言：“我想易中天之所以会‘火’，本身就说明他的历史知识至少不会有‘常识性错误’，是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易中天，史学界的超女》，重庆出版社：《为易中天补牙》，39页。）
但在我看来，易中天的要害之处，不在于他的讲史方式如何，而在于史学观点和史学知识方面不时出现错误，甚至在解读、翻译古书方面，也有些底气不足。有人说：易中天不是学历史的，就不该在电视台上讲历史。我以为不然，史学界这一亩三分地不是禁区，应该欢迎任何人来玩，不管你娱乐化也好、商业化也好、借鉴于评书、
相声的手法也好，凡是有利于普及历史知识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欢迎。但不要把科学的历史观点搞乱了，不要把历史知识搞错了，不要把古文资料翻译拧了，逻辑上不要欠通。这是一个底线，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正因为易中天在这些方面存在着问题，所以我要挑错，要帮他算账。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需在不断地清算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中完善自己。“百家讲坛”也好，易中天也好，都需要不断地有所改进、有所提高，作出更好的节目，写出更好的书来，为普及文化知识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为易中天叫好，也给易中天挑错。叫好不忘挑错，挑错是为了再叫更大的好。当然，希望易中天先生和广大读者也给我挑错，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提出宝贵意见。至于叫好，那就不敢奢求了。
天行健
第一章 我看“易中天现象”
1 满树的枣，先红了一个
电视，好象从来就是明星的天堂。打开电视，不管频道有多少，除了新闻及专题栏目外，几乎都是影星、歌星、体育明星、超女、名模在那里作秀；有幸在观众席上拿荧光棒又摇晃，又欢呼，给被他（她）们想得神魂颠倒的“梦中情人”捧场的，大都是“追星族”（听说“追星族”这个词已经宣告死亡，或者至少是奄奄一息，现在时髦的名词叫“粉丝”。我说“几乎”都是明星的天地，当然不是“全部”。除了新闻和时事性，文化性的专题节目之外，有文化品位、知识含量的节目，实在是太少了。央视有一档节目，好象叫“发现之旅”吧，很有知识含量和文化品位，头几年我看过两三期，颇有“开屏有益”之感。但我后来就不看了，因为那节目安排在午夜，白天还不重播，以年过古稀的衰老之躯，深更半夜，点灯熬油的，实在是受不了。这么好的节目被打到边缘又边缘的时段，而在黄金时段或准黄金时段，对不起，那主要是娱乐时间，吃的是快餐，喝的是可乐，要想品位陈年老酒吗？也给你安排了，要等到人家都酣睡时，你再打开电视机，但不要把别人吵醒了。总之，现在的电视，娱乐性太强了，文化品位太低了，知识含量太少了，尽管频道不断增多，但再多也是贫矿，没有多大的开采价值。
曾几何时，在央视的十套里，《百家讲坛》栏目异军突起，有几位名家，在那里讲汉代人物，讲三国，讲红楼，讲清代人物，他们大多用通俗有趣的语言，富于启迪性的叙述方式，再辅以评书、相声等手法（表现的并不突出，只是稍有痕迹），以其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特点，倾倒了一大批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其中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易中天的《品三国》，以其内容生动、有时代感、语言风趣而更为走红，真像俗话所说：“满树的枣，先红了一个。”且说这易中天的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还出现了许多粉丝、易迷。文字版的《品三国》出书后，易中天到处讲演、签售，所到之处，虽然不是万人空巷，也堪称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竟至一书难求。在网络上，易中天热不断升温，粉丝们的赞颂仰慕之词，纷至杳来，甚至有的人喊出“嫁人就嫁易中天”的口号。不仅此也，据媒体披露：文字版的《品三国》问世后，经济收入也颇为不菲，不仅易中天“一夜暴富”，出版社也都得到了一大包沉甸甸的银子，其商业运作也是非常成功的；出版物的策划、出版、营销的流程，也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
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易中天现象”，不仅人们在茶余饭后唧唧喳喳，也成为各种媒体的热门话题，尤以网络上更为活跃，出现了“人人争说易中郎”的奇观。
人们都说了一些什么？那可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不能按照“语录”和“主旋律”统一认识。除了粉丝们那种虔诚狂热的“一边倒”倾向外，质疑、批评、嘲讽、拷问之词也不绝于耳。什么如此“品”法，算是学术吗？是“品”三国还是“嚼”三国？是通俗化还是庸俗化？过分的趣味化，是否会亵渎学术的尊严？是否会使学术异化？还有人提出这是学术的商业化，娼妓化等等，甚至有的历史学者对于易中天闯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颇有微词，说易中天是学中文的，怎能让这样的外行来讲历史？至于易中天的高额收入，人们除了震惊之外，也难免有人吃醋，有人觉得“不平衡”。当然，以上那股热闹劲儿，多来自粉丝和一般观众，学界中人只有少数人上阵，发了言，多数人还没有出来表态，媒体的说法是“冷眼相对”。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此时无声胜有声”啊。那些“喜怒不形于色”的、资深的、重量级人士还没有杀出来呢！
写到此，性急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你对“易中天现象”是怎么看的呢？好吧，下面我就分段阐述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谈不到一家之言，不过是一孔之见耳。
2 学术的通俗化，趣味化，娱乐化(1)
学术，从来就被认为是严肃的、崇高的、高深的，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禁脔，芸芸众生是不能靠近，不能染指的。近现代以来，提倡学术大众化的声浪此伏彼起，但时至今日，学术仍然未能很好地从象牙之塔走上十字街头。拿历史学来说，大众化没有什么显著进展，却被影视界糟蹋得不成样子，人们从电视荧屏上接受了许多“戏说”式的所谓“历史剧”，它们严重地乖离了史实，把历史知识完全搞乱，在荧屏上出现的武则天、唐明皇、雍正、慈禧、特别是反复被改编，版本众多的康熙、乾隆二帝，都远不是他（她）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只是编剧和导演主观意志的形象化。请看下面这则不算笑话的笑话：
甲：雍正和乾隆都是谁的儿子？
乙：……
甲：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雍正是康熙的儿子，乾隆是雍正的儿子啊！
乙：不，他们都是编剧和导演的儿子。
为什么史学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史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不够，历史上真实的武则天、康熙、乾隆等等，“长在深闺人未识”，就让那些胡编乱扯者钻了空子。毛泽东说过：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去占领。”我们可以套用一下：“史学不去占领，胡编乱扯者就要去占领。”这就给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加快史学知识普及化的步伐。
学术诚然是非常严肃的东西，但我们说它严肃，甚至可以说它神圣，是说我们研究它的时候，要有严肃的、严谨的、认真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但一旦产生了成果，除了要用专业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写成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或专著公诸同行，同好之外，还应该用通俗的形式、把它向广大群众、芸芸众生进行传播，否则你的成果（比如史学成果）就不能产生社会效应，就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由于个人的取向和条件不同，你可以不搞普及工作，而是坐在象牙之塔（研究室、书斋）里搞你的纯学术，这也是一种分工，总是有人要搞这项工作的；但你不能反对别人以通俗的方式传播学术的成果，不能认为谁那么干就是“不学术”，就是破坏了学术的尊严，破坏了学术的崇高神圣，就应该率领你的“小子们”（研究生、本科生、助教之类）“鸣鼓而攻之”（出自〈论语〉，孔老夫子就这么干过）。你歌你的阳春白雪，他唱他的下里巴人。尽管你是美声唱法，他是民族唱法，但你不能阻止人家赶歌会，录影碟啊。在当今社会，如果从书斋里走出来一位穿长袍马褂的史学家，对人们说：“学术是不能随便碰的，你想搞史学吗？那就请先熏香沐浴，剃头更衣，然后向藏有《二十五史》、《十三经》、《明清实录》等古书的书库磕几个响头，这才叫对学术的严肃态度。”人们必然以为他是疯子。
除了所谓学术的严肃性之外，反对易中天如此“品三国”的人，还提出了庸俗化、娱乐化、商业化、异化、娼妓化等问题，我们不妨进一步分析一下。
什么叫庸俗？《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平庸鄙俗，不高尚。”什么叫“平庸鄙俗”？什么叫“不高尚”？这可很难界定，而且庸俗化和通俗化往往是难以区分的。我们不妨这样说：那些为了取悦观众，提高收视率而胡编乱扯的所谓“历史剧”（其实是以某一朝代为布景，以历史人名为符号的剧），应该算是庸俗化吧？还有相声《歪批三国》中，从“既生瑜，何生亮”，“无事生非”的说法中，引申出周瑜的姥姥家姓纪（既生瑜），诸葛亮的姥姥家姓何（何生亮），张飞的姥姥家姓吴（无事生非），这当然更是庸俗化了。但相声是允许这种庸俗化的，没有人能误会这是学术上的结论。有人批判易中天把学术庸俗化、娱乐化，根据主要是用现代化的语言或事物来比拟古人，以追求娱乐效果。如说诸葛亮是“帅哥”（按：此例出现多次，如说周瑜、孙策、袁绍、刘表都是“帅哥”）；把刘备说成是“绩优股”，袁绍是“垃圾股”；把三国各军事集团的首脑人物称为“老板”等。这是易中天讲史的一个特点。我以为不能以偏概全，发现有几处不合适之处，就说全书都庸俗化了。关于用现代化的语言或事物来比拟古人，我在下面有专章来讨论，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关于娱乐化。把大众化等同于娱乐化，当然是不对的；但若说大众化不允许有一定的娱乐成分，这就不对了。我们普及历史知识，在内容方面要尊重历史，这是一个前提；但在表达形式方面，加上一些娱乐性的成分（比如借鉴评书、相声的表达表演方式，做一些合适的古今名词，事物对比等），以吸引观众，增加传播知识的效果，寓教于乐，有何不可？问题是：要把握适度，做到乐而不淫，幽默而不庸俗，人们看到的是教授在讲史，而不是教授在说相声。
关于商业化。中国古代社会多采取轻商政策，视商业为末业，称商人为“贱丈夫”（孟子语），士人多看不起商业和商人；但在眼下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学术和商业也绝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以理工科为例，可以有一部分人搞基础研究，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生活由国有的或民营的科研部门来承担（通过工资、奖金或提成的方式取得），不必亲自去闯市场。另一部分人则搞应用科学，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商业利益。文史科学隔行不隔理，也有这么两部分人：在象牙之塔（研究室、书斋）里搞提高的，和在十字街头搞普及的。后者当然可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取得一定的效益，包括个人的收益在内。从政治经济学的道理来说，这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易中天和电视台、出版社的合作，当然也包括了商业运作在内。不过，这需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学术是学术，商业是商业，学者不屈从商业利益，商业也不能片面强调自己的利益，而迫使学术异化。这样就不是学术的异化、奴仆化，或者危言耸听的娼妓化了。当然，学术和商业二者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商业要求最大的利润，学术则以科学求实为先，如果一味屈从商业利益，那就是卖身投靠，说是异化或娼妓化，岂非不幸而言中？
3 内行与外行(1)
易中天在电视上讲史走红，但易中天出身于中文系，在大学讲的是文艺学，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是外行，因而有的内行便说：让一个搞文学的人来讲历史，这怎么行！其实，所谓内行和外行是相对的，有时外行也可以超过内行。在京剧界的老前辈中，有个言菊朋，文化水平较高，当过县长，却迷上了京剧，由票友下海，自成一派，称为言派。这派在唱法上独辟蹊径，非常委婉动听，是京剧中非常高雅的一派。再如鲁迅，本是学医的，却成了大文豪。出身于文学系的易中天，与史学相距并不远，由涉猎而专攻某个朝代或某些专题，从而达到专业的水平，怎么就不行呢！其实人生苦短，科班出身的历史学人，也不可能每个朝代，每个专题都精通。
学术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能把某一学科视为禁脔而不许别人染指。不看出身看水平，不论门派比武功；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但内行和外行，一般来说，毕竟难免有些差距，这也是应该承认的。有的人会通过努力，来赶上这个差距，变得比内行还内行，有的人则永远难以弥补。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学医的鲁迅成为文豪，无论在国学根基、文学知识和写作技巧方面，都是佼佼者。而言菊朋却不同了，不是科班出身，从小没有练过武功，用内行的话来说：“身上没有东西”（包括武功和做功都不行），尽管创造了优美的唱腔，自成一派，享誉菊坛，却只能唱一些文戏。象科班出身的李少春那样，既是很不错的俞派老生，又是出色的杨派武生，既能演以唱功见长的《借东风》、《将相和》，也能演非常吃功夫的武戏，甚至连猴戏都能演，言菊朋能办到吗？
回过头来说易中天。在我看来，他讲的三国，不是象苏文茂《歪批三国》那样满嘴跑火车，至今也尚未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谬误；抛开那有争议的讲述方式不谈，从学术的层面看，还基本上是持之有故的。
但话又说回来，易中天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从更高的学术角度看，他研究和讲述三国史，难免会出现底气不足的现象，也难免会出现一些瑕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运用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清代朴学家王先谦、赵一清、何焯、王鸣盛、钱大昕、沈钦韩、潘眉、侯康、梁玉绳等人的注释考证以及丛书、类书中有关三国史的资料等等还没有充分利用。上述的资料，有许多是零金碎玉，搜集起来颇费功力，但专攻三国史的人，这项工作必须要做。此外，今人之著作，采择面也比较窄，史家和书名太多，恕不一一列举。
第二． 文中有不少硬伤及注释翻译欠妥之处，我在后文中将一一指出。
第三． 有些逻辑思维方法和学术见解不无需要商榷之处。
第四． 易中天的历史观点有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他的史观只是强调人性、制度、文化等等，而没有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来看问题。现在有些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冷漠了，连自称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尽管不是全集）不算太年轻的易中天在央视上讲史，也让马、恩二公靠边站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最近看到一条信息，易中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是外行讲给外
行。首先我是中文系教授讲历史，所以同其他中文系教授、历史系教授都不是同行。其次，我讲三国主要讲给喜欢历史的非专业人士听的，说白了，就是外行讲给外行听。我蒸出来的馒头并没有请专家吃啊。别人在吃，你非要在旁边说这馒头不好吃，干吗呀！”（《中国青年报》06年12月29日）
有人说：易中天随着声名的如日中天，变得越来愈牛气，越来越霸道了。确实如此。我虽然不是“易粉”、“乙醚”，但我对“易中天现象”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听了易先生的这番话，也不能不感到吃惊。
首先央视的《百家讲坛》是什么地方？请的人不可能都是各学科的外行，而是在各学科中有成就的人。易先生虽然是出身于文学专业，但人家还是按照内行的要求请你的，认为你对史学的了解不比一般的内行差（当然也不能要求你有大师的水平），这个讲坛的宗旨怎能是“外行讲给外行听”呢？
其次，难道摘了“内行”帽子，讲史就可以随便讲吗？讲错了可以不负责任，可以免去别人的批评吗？以蒸馒头为例，我们可以把专家和一些有见解的受众比喻为质量检查和监督部门。你蒸出的馒头，广大的消费者说好吃，却不知道还有质量问题：里面有雕白块，防腐剂超标，还是用硫磺熏的，卖馒头的能对质检部门这样说吗？“我蒸的馒头也没请你吃，你干吗呀！”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余秋雨先生要求摘去作家的帽子，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易先生也要求摘去“内行”的帽子，你们干吗呀？
4 怎样看易中天的一夜暴富
原来在报纸上看到：易中天《品三国》一书出版的版税收入是180万元，最近又听央视《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爆料说：易中天《品三国》的税前收入是262.5万元，央视得到了37.5万元。但我们不知道央视所得的这37.5万元是否包括在易中天所得的数额之内。揣摩万卫的语势，好象不包括在内。那就是说：易中天的个人的税前收入是262.5万元，央视另外还得到了37.5万元，加在一起整整是300万元。最近听说由于书的印数不断增加，易中天的收入也不断上升。对此我们不必深究，我们不是易中天的经纪人，管那些干什么！反正结论是“易中天一夜暴富”，这是新闻媒体以显著的版面登出的一个大字标题，有很大的震撼力。于是人们在下面窃窃议论起来，但在公开的场合（如报纸、网络）议论的并不多见。
人们在下面的窃窃私语，归纳起来，不过是短短的两句话：一曰：值吗？二曰：合理吗？对此我的回答也是干脆的：值！合理！
为什么？我们不妨链接一下周围的背景材料：
一个女孩子，嗓子好，会唱几首歌，长的漂亮，又会作秀，有幸选上了“超女”，其经济收入主要是广告、形象大使、出场费等等，何止200多万，恐怕要以千万计了。
一个歌唱演员或影视演员，因为唱红了几首歌（有的是一首），或演了几部电影、电视剧（有的是一部）走红，收入也要远远地超过易中天。何况她们的走红，还有幕后的许多的隐秘，也并非全凭实力。
一个小孩子（不过是小学的学生），编出几部离奇古怪的童话，自称独立完成，没有爸妈的事，（尽管他爸还是当编辑的，）因为戴着“神童”的桂冠，成为畅销书，版权还卖到外国，其收入也不是易中天能望其项背的。
一个体育明星，因为得了世界冠军，国家奖励、地方奖励、社会贤达（多为港人）奖励，这还是个小头，大头在广告收入上，谁也不知道他们一共收入多少钱，恐怕超过易中天多少倍。
如果要问：这些都值吗？合理吗？我的回答是：体育明星的暴富，值，合理。因为体育明星能够在世界上夺冠，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还要勤奋，有超人的毅力，最后结出了硕果，为国家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他（她）们是国家的瑰宝，民族的骄傲，让他（她）们富起来，人们服气。而且他们取得的成绩，是在公开、透明、众目睽睽之下取得的，没有走后门，没有拉关系，没有给评委送红包，所以太值了！至于其他那些暴富者，恕我不敢恭维。但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想必有它的道理，只是老朽过于冥顽，不能理解罢了。
我们书归正传，且说十载寒窗（这是套话，其实不止十载），铁砚磨穿，啃过多少书，费过多少脑，写过多少字，讲过多少课，熬了多少夜，点了多少油，现已年近花甲的易中天，由于时来运转，上了电视台，在给电视台，出版社创造了丰厚收入的同时，得了那几百万块钱，难道不应该吗？我看是应该的，和那些“超”字号、“星”字号的高额收入对比，一点也不亏心。在易中天那里，学术升值了，这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说一声“同喜同喜”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有知识分子的份了。我们希望：这是学术升值的一个信号，他代表的不仅是一片绿叶，一朵小花，而是整个知识界、学术界的春天！
作者天行健答网友的信
《清算〈品三国〉》作者天行健对于广大网友的公开答复拙著《清算〈品三国〉》已由现代出版社出版，最近在新浪网《读书》频道连载，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其中支持肯定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谩骂者亦有之。这都在作者的意料之中。我在此要向广大网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赏光点击阅读，感谢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也感谢对我的批评。说到底，批评也是一种支持，是支持的另外一种形式。对于谩骂者，有网友说得好：“骂人者，自贬其人格耳。”
“用不首骂来骂去的，反而显得自己素质差。”(本文所引网友的话，多源自新浪网《读书》《清算〈品三国〉》(连载)的留言。除另有出处者外，后面皆不再加注。)为了回应网友提出的意见，特提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与广大网友探讨。
一、名人不能批评吗？
百家争鸣是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批评是文化学术发展的动力，我想这无需讨论，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
一位学者成了名人，还能批评吗？这似乎也无需讨论，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涉及到批评名人，那就好像捅了马蜂窝，麻烦可就大了。有那么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位名人的粉丝)，认为他们心中的偶像是不能批评的，哪里有个风吹草动，便一哄而上，对批评者群起而攻之。最近我在新浪网上的遭遇便是这样，有的网友就干脆称之为“围攻”。
但名人真就不能批评吗？我看愈是名人，有错就愈应该批评。；比如一般作者出书，卖上个一两万册就不错了，而易中天和于丹二位教授的书，一卖就是几百万册(通过电视听讲的人还远不止此数)。如果普通作者和名人――畅销书作者的书中都有错，哪个误导面更大呢？哪个更需要赶紧澄清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被捧红了的名人，不仅有风光无限，名利双收的一面，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要承担更大的社会 责任，在学术质量方面接受全社会(包括文化学术界)更严格的监督。
二、“粉丝八段锦”粉丝反对批评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惯用的手法是向批评者打棍子，扣帽子。铁杆的粉丝一般文化层次都较低，讲不出像样的道理，多数人只能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么几个概念：1、谁出名就批谁；2、看人家出名，你嫉妒了；3、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或者称为酸葡萄心理)；4、为了赚钱，跟风炒作；5、红眼病；6、借别人的名而出名；7、文人相轻；8、有本事你也上来讲(或：有本事你也写一本)；此外还有一些，而这八种说法出现的频率最高，可以称之为“粉丝八段锦”。他们并不能有的放矢，而是先把屎盆子扣在你的头上，恶心你一下。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使人有口难辨。我说你嫉妒，你就是嫉妒；说你是红眼病，你就是红眼病；说你想出名、想赚钱，你就是想出名、想赚钱；这不是一种极端和专断的态度吗？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这个目的？你是未卜先知，还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按照这种说法，名人就不能批评了，就不能沾边了。在广大粉丝的保护下，名人就理所当然地垄断了话语权，乐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乐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他说煤球是白的，那就是白的；说兔子比象大，那就是比象大，谁若是牙崩半个说不字，那就是嫉妒、红眼病、想出名等等。这样下去，还有百家争鸣吗？还有言论自由吗？
可见，把这“粉丝八段锦”做为法宝，是毫无意义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要先问批评者的动机，只能就事论事，根据人家的具体言论进行论难。他哪一点批评得不对，可以有理有据地进行反驳嘛！在真理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你并没有道理好讲，那就闭上嘴，听听别人讲道理，对你也许还能有些好处。
三、为偶像做辩护的种种歪理1、非学术说。有些网友认为“易中天不是学历史的，他的《品三国》，不是学术专著，不是科研报告，不是大学讲义，他是“品”三国，而不是“教”三国，因而没有必要提高到学术的水准来要求他，批评《品三国》没有学术意义。甚至有的网友说：“老百姓就是图个乐，管他讲得对错呢？”而这些说法，又和易中天教授本人的说法是如出一辙的。易中天教授在去年年未声称：“我是外行讲给外行听。我做出来的馒头，并没有请专家吃啊。别人在吃，你偏要在旁边说这馒头不好吃，干吗呀？”
(《中国青年报》06年12月29日)我虽然写书批评了易中天，但我对“易中天现象”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是为易中天叫好的。看过书的人，都明白我这个基本态度。但听了这话，却不能不使我感到吃惊。
央视的《百家讲坛》是个什么地方？请的都是各学科的外行吗？即或你不是研究历史的，是个外行，人家也以为你对史学的了解不比内行差，在一些基本的学术观点、常识性的文史知识方面，总该不出大问题吧？难道当初央视请你去讲，其初衷就是“外行讲给外行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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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科普工作，所传播的知识都是学术成果，不过是用通俗的语言、大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来传播罢了。不管你讲得怎样通俗，讲的应该都是学术的东西，而不是东拉西扯地侃大山。无论是学术专著，大学讲义、科技报告还是用通俗的方式传播知识，都是离不开学术的，一些常识性的知识，说到底也是学术的沉淀。只不过学术专著、科学报告等要求学术上的创新，而科普式的传播只要求把知识(包括形成共识的基本观点)讲对了就行。如果讲错了，别人指出就要纠正，而不能以外行、非学术为理由、不接爱批评。
2、无对错说。
有人认为历史记载本来就不可靠，因而谁也不能肯定自己讲的就是真实的历史，企图用这种说法来为易中天的硬伤进行辩护。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历史就是不可知的了，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和各种历史科研机构，所讲的都是伪科学了。
历史真是不可知的吗？我们分几个层次来谈。第一，人们把历史的真实过程称为第一历史，史学的记录称为第二历史。第一历史不会重演，我们现在研究、学习历史，只能根据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真实性。但你不能因此就说：第二历史是完全不可靠的。有些历史情况，各种史书和古典文献的记载完全一致，历史学家也没有提出过什么异议，如今已成为常识性的知识，这是不必怀疑的。第二，有的问题古书上的记载有矛盾，经过古今学者的研究，其中的某种说法合情合理，又有资料的支持，为史学界所认定。除非又有了新的资料出现，可以推翻原来的结论，否则就应该承认它，这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第三，有些历史情况大的脉络清晰，具体情节不太全面，那就知道多少讲多少，疑者阙(缺)之。总之，第二历史具有相对性，不完整性，但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也不能因此就说历史没有对错，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有一位网友说：
“天行健依据历史资料挑了易中天的一些错误，有人就说：历史资料往往有许多错误，以此来为自己的偶像辩护。难道天行健所依据的资料都错了？易中天没有资料依据的说法，对资料理解不正确的说法倒是正确的？！还有人用一家之言来为易中天辩护……错误就是错误，不能用“一家之言”做挡箭牌。“
3、勿纠缠细节说。
有人说：易中天的《品三国》，大多数人认为历史情节基本符合事实，对某些细节纠缠不休，就没有道理了。
我们知道：历史事件是由若干细节组成的，很多细节讲错了，就应该吗？指出细节错误的人怎么算“纠缠不休”？怎么算“没有道理”？难道讲错了反而更有道理吗？何况易中天讲错的也不完全是细节呢！
4、非硬伤说。
有人竟认为：我所挑出的许多错误，都不是硬伤。那么什么是硬伤呢？非得把三国鼎立讲成六国鼎立，刘备讲成诸葛备、诸葛亮讲成刘亮，才叫硬伤吗？瞪着眼睛不认账，这种粉丝实在是太有才了。有消息说：某地的一位教授对易中天讲韩信就挑出了40多处错误，在这些粉丝们看来，当然这也不算是硬伤了。
此外，粉丝们的歪理尚多，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列举，读者们自行留意好了。
四、什么叫“清算”？
有的网友对“清算”二字很有意见，现在我来解释一下：
查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编的《现代汉语辞典》，“清算”有二解：1、彻底地计算、清算账目。2、列举全部罪恶或错误并做出相应的处理。我用的是第一个意思，也是“清算“的原意。我在《前言》中说：
“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说：在赤壁之战以前，鲁肃、诸葛亮和周瑜，帮助孙权算了三笔账：政治账、联盟账和军事账。现在我要帮助易中天算四笔账：学术账、知识账、逻辑账和语言账。这就叫做‘清算’。”
这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有的人为什么偏要往坏的方面牵扯呢？
06年未收看凤凰卫视的《网罗天下》栏目，主持人梁文道说：“要清算本栏目一年来的工作。”他所说的“清算”，也是算账的意思。
我们过去经过太多的政治运动，有一根太敏感的神经，有一些词语被赋与了特定的政治色彩。“清算”一词，曾长期与“斗争”联系起来，于是人们闻“清算”而色变。这种情况还要维持多久？“清算”二字应该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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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粉丝两面观
粉丝，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在三国人物中，诸葛亮就做过准粉丝，张飞就做过粉丝。不信，有史书为证。
据《三国志8226;刘巴传》及裴注引《零陵先贤传》记载：刘巴，“少知名”，是个名士。在家乡零陵郡（治所零陵县，今广西全州西南）做了户籍史主簿（相当于现在民政厅的一名干部。）曹操进攻荆州时，他做了曹操的掾属，为曹操招降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不久曹操在赤壁战败北归，刘巴与曹操断绝了联系，便想远赴交趾。诸葛亮当时还在督管临烝（今湖南衡阳东），他仰慕刘巴的大名，想要让刘巴留下来，便派人去追，但刘巴没有回心转意，还是到交趾去了。后来刘巴北返，做了益州牧刘璋的参谋人员。刘备攻成都，向军中下令：有杀害刘巴的，诛及三族。刘备定蜀，用刘巴做了左将军西曹掾（相当于人事局长）。张飞仰慕刘巴，前去拜访，要在刘巴处留宿，以便彻夜长谈；而刘巴根本就不理张飞，甚至竟不屑和张飞谈话，不用说留宿了。张飞愤愤而退。诸葛亮劝刘巴说：张飞虽然是武人，但仰慕足下，“足下宜少降意也。”（足下应该稍微屈就一些）刘巴说：“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我怎么能与大兵交谈呢？）东吴方面知道了这件事，张昭对孙权说：“刘巴太狭隘了，不应当拒绝张飞。”孙权说：“如果让刘子初随波逐流，取悦刘玄德，交非其人，怎么能称得起高士呢？”以上的故事说明，诸葛亮仰慕刘巴，但还算不上是粉丝，只能算是准粉丝；而张飞却可以称得起粉丝了。
另据《三国志8226;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当时有个名士叫高岱，仰慕的人甚多。孙策因为一场误会，把他囚禁起来，要杀了他。他的朋友和“时人”（当时的士人、百姓等）在孙策的官邸前静坐请愿，孙策登楼眺望，见人群填满了街巷，长达数里。孙策“恶其收众心”，竟把高岱杀了。易书《品三国》里也谈到了这件事。看来这么多的“时人”，都是仰慕名士高岱的，也就是古代的粉丝。而东吴的粉丝，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西蜀，形成不小的规模了。
粉丝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好意思，恕我直言：是青春冲动的虚拟满足方式，明星成了“梦中情人”，追星实为一种爱恋的冲动，这方面我不想多说。我要说的是另一种情况， 粉丝是一种崇拜狂，崇拜某个公众人物，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竟至失去理智，不辩是非，把崇拜对象神圣化、偶像化、理想化、绝对化。
拉拉杂杂写了这些，实在因为粉丝（原来叫追星族）在我脑中盘旋了许多年，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现在回到正题，我听说易中天也有许多粉丝，在网络上出现了“易粉”“乙醚”等名号。我的态度如何呢？正如上面小标题所揭示的，要做“两面观”。
一方面，两害相权取其轻。一部分人的崇拜对象转移到学者头上来，总是粉丝族文化层次提高的表现，崇拜知识、崇拜学者，总比拿着荧光棒在台下为娱乐明星狂呼乱叫强得多，起码可以学点知识，远离无聊。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种粉丝的出现，又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学术是理性的、平实的、又是严肃的，岂能照搬娱乐界的一套运作方法？何况娱乐界的粉丝现象也不算正常？粉丝现象在社会上的蔓延，既或不算这个社会得了重病，也算是伤风打喷嚏，不可取法也。学术要的是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不需要盲目崇拜，尤其是不希望出现崇拜狂。所以我要站在易中天的立场上说一句（如果易先生不同意，可以提出抗议）：易中天拒绝粉丝！
不叫粉丝叫什么？叫学生、学员、学友、同学、弟子。按照古代习俗，亲身传授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弟子之弟子，弟子之弟子之弟子）为门人。另外还有徒弟、门徒、门下、门生、学子……名词多着呢。
第二章 切磋30题
6 戏说与趣说
从语义上来讲，戏说与趣说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近年由于《戏说乾隆》等“戏”字号的电视剧的出现，“戏说”已经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解释，就是专指那些脱离历史实际、胡编乱扯的作品而言。于是戏说有了特定的含义。
我是反对脱离历史实际的文艺作品的，甚至包括《三国演义》在内。我承认《三国演义》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的瑰宝；但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它却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个说法并不太准确。如果从大的历史框架来看，说它“七实三虚”是可以的，甚至说它“九实一虚”也未为不可。但从具体的故事情节来看，又何止“三虚”！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赤壁之战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群英会、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庞统献连环计、苦肉计、借东风等，全是没有史实为根据的。其他如关羽的斩华雄、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斩蔡阳、华容道放走曹操、斩车胄、玉泉山显圣等等，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都不是历史上的实事。中国朝代众多，人们最熟悉的还是三国，而人们对于三国历史的认知，主要是从《三国演义》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得之于史书，这样就把历史知识搞乱了，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堆本来不是历史，却误认为是历史的三国故事。至今在若干旅游景点中，有许多假的三国遗迹，是根据《演义》附会而来，而人们却当做真的遗迹来瞻仰，就是《三国演义》及其所派生的戏曲、评书等所形成的误区。当然，不仅三国一代如此，以其他朝代为题材的作品，也多有这种现象；尤其是近些年来，清史的剧目迭出不穷，仅仅康熙、乾隆、慈禧等人，就有许多不同的版本，编剧和导演可以随心所欲地制作（就是瞎编），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在人们的头脑中，清史成为一盆糨糊，越看的多就越糊涂，观众都成了“小糊涂仙”、“小糊涂神”了。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是坚决反对戏说的。我要大声疾呼：编剧先生、导演阁下：题材多得很，你们不要再拿历史开涮了，这么继续干下去，人们头脑中还能有真的历史观念吗？
那么，历史题材就不能用了吗？不，尊重历史，恢复历史原貌（当然是相对的），有文化品位的历史剧尽管拍，有一些艺术上的渲染和加工是可以的，但不可游离“历史”这个坐标太远。好的历史剧，是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果“戏说”是个内容问题，那么“趣说”就是一个形式问题了。我认为：在不违背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一些生动有趣的语言来叙述，甚至借鉴一些评书、
相声的手法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人批评易中天讲三国是“戏说”，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按照我们在上面所界定的标准，他是“趣说”，纪连海讲清史人物也是“趣说”。易中天好在讲史中混入一些现代名词、现代事物，这也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得太滥，不能造成古今观念的混淆和误导，这就需要有所选择，应该有个度。至于何者说说无妨，何者不可滥用；怎么说？造成一个什么语境？我在后文中还要和易先生商榷，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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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兼容并蓄，不拘一格
由于易中天在电视上的成功，便在人群中（主要是在易迷中）出现了一种说法，好象讲史都应该像易中天这样讲，否则便算不合格。有的中学生听了易中天讲三国，便不爱听历史老师的课了，说是讲得不如易中天有意思。有的人在书店里遇到有关三国历史的书，翻看了几页，便不屑地说：“哪有易中天讲的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说到底，是一种狂热的崇拜心理。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色彩缤纷的世界，各种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存在价值，人们的选择和爱好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求；穿衣戴帽，各好一套。你爱打拳，他好游泳；你爱喝热茶，他爱喝冷饮；你爱听越剧，他爱看二人转；你爱看书，他爱上网，怎能强求一致？拿讲史来说：易中天的讲法，只是其中的一种风格，而且还是一种有争议的风格。我们撇开这些争议不谈，也不能因为有了这种风格的讲史，就把其它风格的讲史都废除了，来一个“罢黜百家，独尊易术“。为什么呢？因为各种讲法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和不同的功用，适合于不同的人群。你喜欢某种讲法是你的自由，但不能因此就可以否定其它的讲法。
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一个女孩子说：“易中天比我们老师讲的好”时，真想告诉她说：孩子，你们的老师和易中天没有可比性，在中学的课堂上，像易中天这样讲是不行的，中学教学有教学大纲，首先是有时间的限制。易中天讲赤壁之战，加上前因后果，一共讲了五集，相当于五个课时，而在中学课堂上，整个的三国史就只能讲一两个课时，赤壁之战顶多能讲上15分钟。就是在大学课堂上，拿历史学专业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来说，赤壁之战也只能讲一个课时。像易中天那样的讲法，在时间上就不允许。同时，中学是普通教育，所讲授的各科知识必须是已有定论的、没有歧义的基础知识；而易中天所提出的一些概念，什么四个版本的《隆中对》呀，曹操是“可爱的奸雄”呀，袁绍是“垃圾股”、刘备是“绩优股”呀，诸葛亮要找的“好老板”是刘备呀……如此等等，是不能在中学的课堂上讲的。如果这样讲的话，会有不少麻烦，如会考、高考等怎样答题？学生的成绩不好，历史老师还能继续讲下去吗？或者被炒了鱿鱼，或者被“提拔”为教导干事或后勤人员。
在央视的屏幕上，还有一些讲史或讲古典名著的学者（如讲明清历史，讲《红楼梦》、讲《聊斋》等等），他们风格不同，各有千秋，也受到了不同口味的人群的好评。例如：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讲《明亡清兴六十年》，风格严谨、平实，语言精炼，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没有废话，也没有什么噱头，丝丝入扣，声声入耳，带给观众的不是什么娱乐的效果，而是知识的魅力，文化的品位。尽管思想不是跳跃式的，没有易中天那样活跃，但所传播的历史知识却基本上是翔实的，因而也受到了对明清历史有兴趣的许多观众的欢迎。听他的讲史好象喝了一杯白开水，虽然喝不出可乐和果汁的味道来，却也不必担心防腐剂的含量会超标，可以保证是有益无害的。我的意思不是想把阎崇年和易中天作什么对比，他们二人风格迥异，适应的人群也不尽相同，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还有刘心武讲《红楼梦》、纪连海讲清代人物，也都各有特点，也不能简单地比较。我只是说：不同的风格，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应该欢迎其共存共荣，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不同风格的共同提高，才有利于学术普及工作的发展。
拿出版物来说，道理也是一样。以历史读物为例，专家学者需要古典原著，一般读者也根据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有的需要通俗化的读物，有的出于兴趣，有的专门猎奇，有的志在秦汉，有的钟情唐宋，岂能完全雷同？说到底，人们的爱好不同，追求各异，只有采取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方针，才是正确的做法。
1 三国的年代(1)
先讨论一个对广大观众（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年代学上的问题。要研究三国的历史，这个问题尽管枯燥，也是要首先解决的。
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国开始，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司马炎篡魏建立晋国为止，是三国时代，共45年，这是传统的说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把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以前归入《汉纪》，算是汉朝；这以后归入《魏纪》，算是三国；直到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才归入《晋纪》中。也就是说：司马光认为公元220－265年，是三国时期。以后中国的史书大都遵循这种划法，解放前后出版的大中学教科书以及各种历史年表，也大多沿袭这种划法。这是以汉朝皇帝的在位与否为根据的。
但当代史学界多认为这种划法有问题。自汉灵帝中平无年（公元184）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政权已经逐渐名存实亡，国家分裂，皇帝逐渐成为权臣的傀儡，这个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三国开始的年代，不应以曹丕篡汉为标志，而应以东汉政权实际上的崩溃为标志，因而这个年代应该提前。而且如果三国从公元220年开始，很多史事和人物都不太好说。例如：人们通常认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而官渡之战发生在公元200年，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夷陵之战发生在公元221－222年，岂非只有夷陵之战才算三国时期的战争，官渡、赤壁
二战都不是？再拿人物来说：吕布死于公元198年，公孙瓒和袁术都死于公元199年，袁绍死于公元202年，郭嘉死于公元207年，刘表死于公元208年，周瑜死于公元210年，荀彧死于公元212年，庞统死于公元214年，鲁肃死于公元217年，夏侯渊和关羽都死于公元219年。另外，曹操死于公元220年1月，曹丕篡汉建立魏国是在曹操死后；如果说以上这些人（包括曹操在内）都不是三国时代人，那三国还有多少人物和故事可讲？
那么，根据史学家们的意见，三国史的年代究竟应该怎样划分呢？
三国史有个上限和下限的问题。关于上限的划法，史学家们意见不一，大体上有以下的一些划法：
1.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黄巾大起义后一年，东汉政权已经衰落。
2. 汉献帝永汉元年（公元189）：董卓入京，控制朝政。
3.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关东群雄起兵讨董卓，军阀混战开始。
4.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于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魏国政权的开端。
下限主要有两种划法：
1.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
2. 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分归一统。
易书以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为三国
时期，长度是90年。但这种划法虽然在史学界早有人这样主张，却是有缺点的。
先说上限。公元190年是董卓入京的第二年。这年关东群雄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与董卓的军队交战，却为了争夺地盘而自相火并，拉开了军阀混战的序幕。但这还不能算是新朝代的开始，因为新朝代的开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旧皇朝的皇帝被推翻或名存实亡；
2. 新王朝已经诞生或事实上已经诞生。
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公年190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当时
小皇帝汉献
帝（只有10岁）被董卓所控制，而董卓还只能算是一个军阀，还没有推翻皇帝建立新王朝，不久就死于非命；而新王朝的魏、蜀、吴，这时还没有一点影子。曹操还是奉袁绍为盟主的一股不大的军事力量；刘备率一小股军队还在地方上游荡，上不了台面；孙坚还依附于袁术，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军事力量。汉朝尽管已经奄奄一息，日薄西山，毕竟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
到了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献帝定都于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魏国政权的奠基。这时候朝廷的第一把手，不是汉献帝而是曹操，包括汉献帝在内的整个朝廷，都要按照曹操的意志行事。那么，汉献帝是第二把手吗？不是，连第N把手也不是，他是傀儡，由提线人来摆弄，并没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汉朝已经名存实亡，皇帝仅仅是一个符号，毫无实际内容；而魏国的太祖曹操，已经为新政权奠了基；所以应该以这一年作为三国时代的开始。
再说下限。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了晋朝。在两年前，即公元263年，蜀国已经灭亡，到这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变成了晋、吴南北朝对峙。因此随着新王朝的诞生，就标志着三国时代已经结束了。
易书以公元280年作为三国的下限，也是沿袭了已有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这时已经“三分归一统”，标志着三国时代已经结束。在这以前，还有吴国的存在，不能认为三国结束。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很多王朝，如东汉、唐、宋、明、清等，在建国之时，国家并没有完全统一，以后经过若干年（长短不一），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例如清朝到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乾隆时，才基本上实现了统一）。所以我们不应以统一之年作为三国时代的结束，而应以晋朝建国之年作为结束。
总之，易书以公元190年和280年作为三国时代的上下限，虽然是沿袭了旧说，其实这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对比之下，公元196－公元265年的划法要更合适一些。这样说来，三国历史的长度就不是45年，也不是90年，而应该是69年了。
事实上，汉末、三国和晋初的历史共有100年左右，这百年历史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时期，即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整个历史时期，讲三国史的人（包括《三国演义》）都是把这百年历史联系起来讲的，只有这样，才能始终连贯，首尾分明。但从年代学的角度来说，又需要划几条线，把汉朝、三国（魏）、晋朝明确地分开。
2 历史的三种形象(1)
易中天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他又说：“这就又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还原’，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二是要‘比较’，就是看看这三种形象究竟有什么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历史形象为什么会变成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我们希望通过这三项工作，来为大家品读三国”。（9页）
三种形象是客观存在的。他要做的三件事：还原、比较、分析，立意也很好。这样来品读三国，自然可以使问题更加深入，对读者可以大有启迪。不过，在这三件事中，“还原”和“比较”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毕竟有些史书和古代资料可以作为凭据，可以在“还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例如：《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曹操和诸葛亮是历史形象，小说《三国演义》中所描写、以及戏曲舞台上所塑造的曹操和诸葛亮的形象为文学形象，（称之为文艺形象、似乎涵盖面会更宽一些）。我们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就可以和演义小说以及舞台上的文艺形象进行比较，二者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于是我们会发现：曹操的历史形象并不像文艺形象那么坏，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也不像文艺形象那么神。当然，这种复原只是相对的，只是一定程度的。覆水难收，历史不可能完全复原。我们综览易书，发现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的复原与对比工作，还是做了不少，这形成了易书的特点之一。当然，这两件事做起来也并不太难。
最难的是“分析”。所谓“弄清历史形象究竟为什么会变成文艺形象和民间形象”，这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就拿《三国演义》的许多故事来说，它不是源，而是流。就是说：这些故事不完全是作者罗贯中主观编造的，而大部分是有所传承的，他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那么，从什么地方传承来的呢？除了史书之外，我们现在只能从比《三国演义》成书更早的《三国志平话》以及元曲（元杂剧）保留到现在的少量剧本中得到一些信息。于是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如桃园三结义、王允巧使连环计、美髯公千里走单骑、古城会、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借东风、关云长单刀赴会、陆逊被困八阵图等等。在元曲和《三国志平话》中就有了。而这也不一定全是源，元曲和《三国志平话》也应该是有所传承的。但我们再往上推：宋金戏曲、唐宋传奇……可惜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佚失，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真是微乎其微，甚至是接近于零了。这件事，应该通过思想史、文学史、戏剧史、俗文学史、民俗史、甚至宗教史来进行研究。但既然没有资料，谁也难作无米之炊，怎么个研究法？
至于民间形象，易中天提出的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纯属于理论层面上的东西。比如曹操，我们通过史书，可知其历史形象；通过《三国演义》和戏曲，可知其文艺形象；但谁又知道曹操的民间形象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一个曹操的形象，那就是坏得不能再坏的大白脸，其实也是从说书唱戏中得到的印象，归根结底还是文艺形象，并非另有一个民间形象。据我所知，民间关于关羽和周仓的传说甚多，在传说中，周仓是一条莽汉，关羽则是一位智者，他用智慧使周仓折服，周仓只好乖乖地接受他的领导。这应该算是关羽的民间形象吧，但这形象竟与那个刚愎自用、有勇无谋的关羽的历史形象大相径庭，和关羽的文艺形象也相差甚远，似乎只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传说，与历史形象，文艺形象并没有什么关系，很难说有什么演化的痕迹。
总之，易中天提出的三种形象的还原、比较和分析，分析是弱项，民间形象也没有什么着落。当然，分析历史形象怎样变成文艺形象和民间形象，只能靠资料来说话，不能光靠推理和臆测。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实在太少，除了有待于考古新发现以外，还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古书中去发掘，那工作比沙里淘金还难，成本高、费力多、收益少，不用说像我这样年届八旬的人难以办到，就连年近六旬的易中天也以不插手为宜。只能希望有一天，有一批不计功利、甘耐寂寞、甘受清贫、甘愿为学术作出牺牲的年轻的仁人志士出来，在国家或某一大财团的赞助下，来干这件事，也许一生中翻烂了古书，会找出几条来（不会太多）。
现在的问题是：比较这三种形象有什么用？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易书在这方面语焉不详，我不妨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与易先生和同好者商榷。
一个历史人物，其最初的形象应为历史形象，他在同代人中的印象，一般地说，应与这历史形象没有太大的出入。后来有人编成了文艺作品，就有了文艺形象（或文学形象）。在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的辗转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理想、好恶、审美情操等，对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不断地丰富、发展、修正甚至异化，便出现了民间形象。当然，也有原生的民间形象，不是来源于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而是由民间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自发地形成的。如解缙、徐文长、唐伯虎、刘罗锅（刘墉）等人，就都有其民间形象。而三国人物的民间形象，我们至今还所知甚少。可能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太深了，把以前的民间形象给冲淡了。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三种形象呢？目的应该是：
第一，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提高人民的历史知识水平，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创造新生活的借鉴。
第二，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为历史学、文学史、戏剧史、俗文学史、民俗学等提供素材。
第三，对当今历史小说、历史剧的写作提供素材和借鉴。我心目中的历史题材的新的文艺作品，不应该是三种形象的异化，而是三种形象的和谐统一。就是说：文艺形象不能歪曲历史形象，而应该使历史形象更充实、更丰满、更具有感染力。至于民间形象，随着历史普及工作的深入开展，应该基本符合历史形象。三种形象和谐统一局面的出现，也就是我们民族历史知识水平，文化素质提高的具体表现。
3 历史的三种读法
易中天说：“其实，正如历史有三种形象，历史也有三种读法。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历史意见’；一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时代意见’；还有一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个人意见’。任何人讲历史，都不可能不涉及这三种意见。”
但究竟怎样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怎样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怎样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看历史？易中天没有解释，恐怕钱穆先生提出的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就说“历史意见”吧，古人多矣，立场并不相同，究竟岳飞的意见算“历史意见”，还是秦桧的意见算“历史意见”？至于曹操、诸葛亮、孙权、司马懿等人，他们的观点也不可能一致。就说历史学家吧，陈寿以魏为正统，习凿齿以蜀为正统，意见也是大相径庭，谁的意见算是“历史意见”？
但是仔细考虑一下，似乎又不能这样认识问题。今人有个人意见，历史人物也是有个人意见的。岳飞、秦桧、诸葛亮等人的意见，谁也不能代表“历史意见”，而只能算是“历史人物的个人意见”。现代人的不同意见，则只能算是“时人的个人意见”。
那么，什么是“历史意见”呢？我认为可以分两方面：
第一，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考虑问题，而不是把今人的观念强加于古人。例如：诸葛亮才华横溢、德高望重。刘备死后，他没有篡位，而是扶保懦主阿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用现代观念来看，他是“奴才哲学” 、“顽固的保皇派”；而用当时的道德观、价值观来衡量，却是高风亮节、是忠臣的典范，而为人所景仰。
第二，用当时通行的历史观点来看历史。例如：易书中常常征引的陈寿、裴松之、孙盛、傅玄等史学家的观点，便可以代表当时的“历史意见”。尽管他们的观点互有出入，毕竟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未免陈腐，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主流意识，是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念的。
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