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团密布的昭和末年 YMCK10252017-10-07 15:43:27
李淼：谜团密布的昭和末年 —— 格力高?森永投毒案
大家好，有一阵没有写长篇了。
从今天开始新的系列，题目叫做《谜团密布的昭和末年》。顾名思义，这是从昭和52年（1977年）开始，到昭和60年（1985年）结束的，一系列谜团重重的案件的梳理。
既然被称作「一系列案件」，那么在这之中牵扯到的各个案件，在其背后自然存在着一些让人难以察觉的联系。这些联系隐藏得是如此之深，而每一起案件又相当错综复杂，让大多数关注事件本身的人，都无法从全局上看清它们所指向的目的，以及真正的幕后推手。
这些事件包括：
《可口可乐投毒案》，1977年，东京。
《格力高?森永投毒案》，1984 – 1985，日本全国。
《JL123航班坠毁案》，1985。
无论任何一起，都是震惊整个日本的大案。
之前在这个公众号里发送过的《可口可乐投毒杀人案》，可以说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引子」。看过的读者们想必都记得，这起案件几乎是毫无头绪的：有关作案者的身份、动机，尽管在警方动员了东京和大阪上万名警力，都没能找到确凿的线索。然而，这起案件，其实仅仅是更大的谜团的开始。
在这次的长篇中，我会来尝试给各位讲明白，这几起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在这些重大案件背后的，更宏大、更黑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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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1977年年初发生过的「可口可乐投毒案」，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在这起案子中，最终警方仅仅获得了一个信息：犯人在利用各种方式，尝试如何让过路的人，将混有剧毒氰化钠的食品饮料拿走，并且吃下。
在这起案件中，犯人用来投毒的仅有两种物品：瓶装可口可乐，和「格力高」牌巧克力。通过在可口可乐中的投毒，犯人直接导致了两名路人的死亡。格力高巧克力的投毒，虽然最终作案物品被警方获得后交给了格力高工厂，但在工厂的化验分析下，也确实确认了剧毒物的存在。
这些信息，都被媒体在第一时间发送给了全体国民，日本社会陷入了短暂的恐慌。街上捡到的食品、格力高巧克力、剧毒氰化物，这些印象也都被深深地植入了每一个关注媒体新闻的读者的头脑中。
媒体新闻的生命力是十分短暂的。在这之后，70年代末的日本社会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下，让全社会感到新奇、好奇或是震惊的事件层出不穷：
1977年9月27日，横滨发生美军侦查机坠毁事件。失去控制的美军侦察机坠毁在了横滨绿区的住宅区内，导致20多间民宅被爆炸引发的大火烧毁，死伤9人。
1977年9月28日，日航472航班被「日本赤军」劫持，降落在了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在孟加拉政府解决劫机事件途中，孟加拉国的反政府军趁机发动了军事政变。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中国和日本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了蜜月期，开展了大量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当年，作为文革后第一部在中国公映的外国电影，高仓健主演的《追捕》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8亿中国人观看了这部日本电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浪潮。张艺谋在家乡看到了这部电影，毅然辞去了棉纺厂的工作，来到北京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1979年1月26日，大阪发生了「三菱银行人质事件」。犯人梅川昭美劫持了30名银行员工，与警方展开了对峙，最终劫持犯被警方突入后击毙，两名警官殉职。
1979年7月11日，在东名高速的「日本坂隧道」里，两辆轿车与四辆载有油类的卡车发生追尾事故，在隧道中暴发了强烈的火灾，导致9人伤亡。
而这一时期里，日本的社会也在向着现代化高速迈进着。各大城市开始大规模建设地铁，而居住在城市周边地区的家庭，汽车的保有量开始迅速上升，每家每户都至少有一辆小汽车。超市、小家电、游戏机、动漫制品，在70年代末期几乎一夜之间就遍布日本。
这是一个与旧时代说再见的时间点，也是我们所了解的现代日本的开始。
与此同时，象征着「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的日本左翼运动，从日本赤军的集体出走为标志，左翼团体们开始分崩离析，学生运动偃旗息鼓。
那些以「叛逆、反抗、批判」为标榜的学生运动领袖们，逐渐慢慢变得不那么吃香，也没有了那许多年轻男女们的追捧。反过头来，让年轻人羡慕敬仰甚至是崇拜的，是那些打扮入时的少女偶像，是在黄金时间脱口秀里招人喜爱的搞笑艺人，是混合着民谣与摇滚的温和叛逆的摇滚乐手，是村上春树、今村昌平、篠山纪信、坂本龙一、村上隆这些文学、电影、音乐、摄影的艺术家。
1981年，第一批日本战争遗孤，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小姨多鹤》反映的就是他们这一批「特殊国民」的生活。与战争遗孤一起来到日本的，还有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1983年，日本迪斯尼乐园开业。
一切都像是在梦幻中发生的一样，日本从纷纷扰扰的70年代，快步进入了黄金的80年代。而噩梦一般的回忆，却在不知不觉中再次降临在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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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日经股票指数突破了一万点大关。
这一年3月18日晚上，格力高公司的社长江崎胜久，在位于兵库县西宫市的母亲家吃完晚饭后，回到了隔壁的自己家中。9点35分，两名蒙面男子手持手枪，从后门闯入了江崎胜久的母亲家，将老太太挟持住后，从她身上搜出了隔壁社长家的钥匙。随后，他们两人用钥匙打开了社长家的后门，控制了社长夫人和女儿，将她俩捆在一起，用毛巾塞住嘴，关在了一层的厕所中。
两名蒙面男子不慌不忙，循着水声向着一层的浴室前进。此时，社长正带着自己两个刚刚4岁的孩子，其乐融融地一起泡着澡。蒙面男子猛地推开了浴室的门，用枪指着江崎胜久的脑袋，命令他站起来走出浴室。另一名蒙面男子用准备好的绳索和胶带，将两个和父亲一起泡澡的孩子也捆了个结结实实。
就这样，江崎胜久被全裸着捆了起来，嘴被用胶布粘住，从家中被强行绑架。两名男子将他押到门外，一把推上了停在门外的黑色旅行车，车子绝尘而去。这一切仅仅发生在10分钟内，街上没有过路人，也没有目击者。
大约晚上10点左右，被关在一层厕所里的社长夫人和女儿齐心协力，解开了手上缠绕的绳索。她们第一时间跑到了电话机旁，拨打了110报警。警方随后赶到了江崎社长家，在家中进行了详细的勘察。然而，除了获取了两名犯人的脚印之外，警方的现场勘查几乎一无所获。两名犯人戴着只露出眼睛的滑雪帽，自始至终几乎未发一言，社长一家人只能通过身材猜测，这两个人都是男性。
三个小时后，格力高公司的常务董事藤江，在大阪高槻市的家里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电话中的声音是个女人，要求他在凌晨2点之前赶到附近的淀川枚方大桥，在桥北的电话亭里找到一个蓝色的手提袋，里面装着对江崎社长来说性命攸关的东西。说完，那边就挂断了电话。藤江感到很奇怪，于是便往社长家中打去了电话询问究竟。
在与社长夫人通话之后，藤江才得知，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社长被不明身份的黑衣人绑架了。当时还在社长家中调查的警察们，在询问了具体的地点之后便直接驱车赶往了指定地点。凌晨1点45分，警方赶到现场，与早已抵达的藤江一起，在电话亭中果然找到了一个蓝色手提袋。
藤江和警方一起打开了袋子，看到袋子中只有一张从打字机上扯下来的纸，上面写着：
「人质在我们手上，准备好现金10亿日元，和100公斤的金块。把现金和金块都装在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里，明天下午5点之前，停在藤江部长在高槻的家门口。找一个对路况熟悉的驾驶员，让他独自开车。
联络通过藤江家里的电话进行。这件事只能让藤江、银行行长、司机和金子（社长夫人）知道，如果报警的话，我们就会杀掉人质。我们在警察、格力高、电话公司里都有内线，如果你们想要用电话反向查询我们的位置的话，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而且，我们也在监视藤江的家，和格力高公司。
在车上准备好关西地区和高槻市的地图，以及笔和纸。别想对现金和车子动什么手脚，无线麦克风、窃听器什么的我们都能检测得到，让警察当司机也马上会被我们识破。接到电话时，不许出声讲话，用纸把我们的指示记下来。
收到钱之后，我们检查完毕后24小时就会放人。
纸币不许用连号的新钞。」
看到这样一封明显经过详细计划的绑架勒索信，警方相信，他们遇到了一个难办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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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阪府和兵库县警方，也在积极地进行着应对措施。因为这起案件发生于兵库县，而对方勒索赎金的地区位于大阪府，因此两地的警方开始了协作调查，成立了共同专案组。
格力高当时是日本第二大的甜品点心制造商（第一是明治制果），在大阪是具有着数一数二知名度的企业。在大阪道顿堀，格力高的霓虹灯是很多游客们合影的最佳选择：
因为怕引起社会恐慌，警方希望能够尽快破案；同时，因为案发时正是日本的企业年报公布前夕（日本的财政年度从每年4月开始，所以3月份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都要公布企业年报），格力高的经营者们，也不希望因为社长被绑架，而导致公司的股价下跌。因此江崎社长的家人、企业的高层，以及警方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先答应绑匪的要求。
3月19日清晨，江崎社长夫人和常务董事藤江，就来到了大阪的银行，按照绑匪的要求开始准备现金和金块。10亿元现金的钞票，堆起来高达9.5米，重130公斤。再加上100公斤的黄金，让准备现金和金块的工作大费周折。
在日本的犯罪史上，要求如此之多的赎金，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警方内部也对绑匪的真正目的存在着怀疑：如果要搬运这么多的现金和金块，显然不是两三个人就可以快速完成的。与之相比的是，在大多数的绑架案件里，绑匪对赎金的要求基本上是「便于搬运携带」：如果绑匪不能快速方便地转移赎金，那么就会存在着在转移财务时被捕的风险。在格力高公司准备好的小面包车里，现金和金块基本上将车内后部空间塞得满满当当，这也让警方做出了一个预判：
「犯人根本不会出现。」
果不其然，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藤江家中的电话根本没有响起过，满载着现金和金块的面包车就孤零零地停放在藤江家的门口。3月19日下午，在藤江家中焦急地等待绑匪来电的社长夫人和家属们开始哭成一团，认为犯人已经将社长撕票。而警方却开始怀疑另一种可能性：
「也许绑匪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要钱？」
为了印证这一看法，警方开始详细询问昨晚案发时，社长母亲和夫人的经历。根据社长母亲的回忆，她最初被这两名蒙面人绑起来搜身的时候，她曾经对绑匪们说，如果是要钱的话，家里的保险柜里有1500万现金，以及珠宝首饰若干，可以全拿给他们。但是这两名绑匪丝毫没有反应，对社长母亲提出的给钱的想法，根本没有任何的回应，只是专心地寻找着社长家的门钥匙。
一般来说，如果对方的目的是金钱的话，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自然是多多益善。绑匪并没有对唾手可得的财物动心，这让警察们首先产生了怀疑。
其次，考虑到作案当天的情况，在社长一家人都已经被控制住的情形下，绑匪竟然没有选择绑架走那两名不到4岁，几乎没有反抗能力的小孩，反而选择了绑架42岁，正值壮年的社长本人，这也相当不符合情理。以绑匪的角度来说，如果选择绑架人质勒索赎金，那么显然更容易控制、更便于转移的小孩，是作为绑架对象的第一选择。在这个时间将一名成年男性绑架走，显然在看守人质、转移人质的时候会增加非常多的麻烦。
考虑到这两个因素，负责本案侦查工作的警察们开始觉得，绑匪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控制江崎胜久社长的人身自由。
那么问题就是，这些绑匪究竟是仅仅想要控制他，还是想要杀害他？
警方的这一推断，将事件从一起绑架勒索案，引导向了「以泄愤为目的」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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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警方的逻辑来说，不同犯案动机的事件，成为嫌疑人的人群也不相同。
举例来说，如果发生了年轻女性在家中被杀的案件，而且现场没有财物被翻找、丢失的痕迹，那么怀疑为情杀的可能性就会大大上升，首先成为嫌疑人的就将是被害者的男朋友、前男友。而如果发生了一起精准的盗窃案，那么与被窃家庭熟悉的人群，将成为最初的怀疑对象。
在江崎家的这起案件中，犯罪分子的主要特征有三：
目的不是为了钱，而是社长江崎胜久本人。
团伙作案，分工明确。
对江崎家的情况非常熟悉，连社长家的钥匙在他母亲的身上，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按照这个逻辑，警方开始按照泄愤目的犯案的思路进行了推断，开始梳理江崎胜久社长的个人关系，试图从中找出那个熟悉江崎家情况，对社长本人有恨意，具有犯罪动机的人。
格力高创办于1919年，最初以制作牛奶糖起家，逐渐发明出各种深受儿童喜爱的糖果、巧克力，成为了关西地区最具知名度的食品企业。创办者江崎利一，出身贫寒，自小靠贩卖盐、药材等等贴补家用。19岁时父亲去世，他挑起了养活全家的重担，以公司注册、代记账为生。
1911年，利一的长子江崎诚一诞生。然而在诚一10岁的时候，他感染上了伤寒，身体非常衰弱。为了让儿子强壮起来，利一尝试让诚一服用「牡蛎汁」来增加营养。出乎意料的是，诚一的身体状况就此开始恢复。受到这件事的启发，江崎利一便开始研究将牡蛎汁中的营养成分提炼出来，加入到牛奶糖中。而这，就是「格力高奶糖」的诞生故事。
被江崎利一予以极大期待的儿子江崎诚一，在长大之后却完全是一幅「富二代」的样子。他喜欢开着进口车兜风，牵着猎犬去打猎，对公司的经营毫不关心。1950年，39岁的江崎诚一在家中暴毙。而他的死，到目前为止也是个谜。
江崎胜久，1941年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格力高创办者江崎利一的亲孙子，是格力高公司的第三代社长。1950年父亲过世后，他在祖父的严格教导下长大。1964年，从神户大学毕业后，他通过祖父的关系进入了松下电器，为松下幸之助担任秘书。1966年，他回到格力高，从祖父的秘书开始做起，顺理成章地接替了祖父的职务。1980年祖父过世后，公司暂交江崎利一的副手大久保武夫经营。1982年在董事会上，大久保武夫宣布退休，江崎胜久就任格力高公司董事长兼社长。
江崎一家的创业史可谓艰辛而又踏实。然而在家族前进的道路上，江崎家的扩张，是否招致了什么人的嫉妒或是憎恨呢？警方提出想要对江崎胜久的亲属、业务和交友关系进行彻底的梳理。
江崎胜久的家族中，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江崎正道，比他小三岁，同样从小被祖父利一养大。与被严格要求的胜久不同的是，祖父对正道充满了溺爱，经常亲自带着他一起玩耍。1964年，在正道刚满20岁的时候，祖父为了将来可以多给他分一些遗产，于是做了过继手续，将正道收为自己的养子。
根据日本的遗产继承法和继承税计算，由于兄弟两人的父亲已经过世，祖父如果将遗产按照继承优先权进行分配，那么作为孙辈的胜久和正道将所获甚少，而且会面临高达55%的遗产继承税。利一将孙子正道收为养子，一方面可以提高正道的继承比例，另一方面也就明确了要将格力高公司的未来，交给继承较少的胜久的意愿。
江崎正道从一桥大学商学部毕业后，不久就成为了「格力高营养食品公司」的董事长兼社长。这是格力高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那么，是否有可能，江崎正道嫉妒哥哥胜久的地位，而对自己的哥哥采取了如此极端的手段呢？
江崎胜久的妹妹高石一子，比胜久小2岁，嫁给了格力高集团秘书室室长高石胜比古。高石胜比古是江崎利一一手培养起来的一名骨干，在公司中的威望很高。同时，他也由于是江崎家女婿的原因，很多高层都主动接近他，认为他非常有可能成为公司的继任者。然而，在1982年江崎胜久就任集团董事长之后，高石的上升空间似乎受到了压制。那么，妹夫高石是否也有作案动机呢？
警方准备开始秘密监视江崎胜久的这对弟妹。尽管说起来残忍，但是这种牵扯到公司继承权的问题，往往最先被怀疑的，就是自己家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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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警方开始将胜久的弟弟和妹妹列为调查对象，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一设想透露给胜久的家人 —— 毕竟一旦透露的话，江崎家内部的关系将立刻变得非常险恶。为了搜集线索，警方安排了大量人手，进入格力高公司开始询问社长胜久与身边人的关系。
从对社长周围人的问话中，警方得知胜久由于自小接受了祖父严厉的教育的缘故，对身边的要求非常也相当严格。在他视察车间的时候，曾经因为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不够积极，多次严厉责备过这些底层员工，甚至还有过直接开除的情况。尽管警方怀疑此事是否为被开除的员工怀恨在心所为，但通过进一步了解得知，格力高集团的高层圈子非常封闭，下层员工很难有接近社长家庭的机会，更不要说摸清社长家情况了。
看起来，能否从格力高的高层，那些大股东、董事们的口中得到情报，才是破获这起绑架案的关键。然而，摆在警方面前的这个问题，显然缺乏一个好的突破口。
就在警方以为调查要陷入绝境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
江崎胜久社长找到了。
3月21日，警方和江崎胜久的家人在惶惶中已经度过了两天的时间，搜索调查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这一天下午2点半，大阪府茨木警察署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是从大阪铁路货运中转站打来的。报警的工人说，在仓库附近有一名男子前来求救，说自己是格力高的社长江崎胜久。
警方迅速组织警力，前往这个仓库。
赶到报警电话打来的地点，这里确实是如那名工人所言，是一个储放防灾物品的仓库。在仓库管理处的办公室里，江崎胜久社长穿着一身全新的衣服，表情有些疲惫，但毫发无伤。警方立刻对江崎胜久进行了保护。在回程的警车上，江崎胜久向警方讲起了自己这两天的经历。
19日夜间，绑匪们挟持着江崎社长，车子从西宫市出发，沿着海岸向大阪方向开去。在车上，江崎社长的头并没有被遮盖起来，所以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子行进的方向。到达了大阪之后，绑匪们将车沿着淀川向东北方向开去，在枚方大桥附近停下，用公用电话打了个电话，并且将一个蓝色手提袋放在了电话亭里。之后，车折返回来，沿着新干线的线路行驶，在大阪摄津市的高架桥下停车，将他带到了河边的这个仓库里。
在关押胜久的仓库中，空无一人。绑匪们将他带到屋里，将他的全身绑好在椅子上。第二天中午，外出的绑匪给社长带回了便当，而且还有一身全新的运动服和运动鞋，让他换上。在这两天时间里，胜久没有遭受到他们任何的虐待，三餐正常提供。与警方想象不同的是，这几名绑匪一改之前绑架时一言不发的样子，甚至跟胜久聊了很多事情。
胜久也曾经提出过要自己支付赎金，但绑匪们拒绝了他提出的要求。这点再次印证了警方的判断：这次绑架的目的，并非图财那么简单。
在21日中午，绑匪们突然解开了捆着社长的绳子，对他说：「你走吧。」
江崎胜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度以为这是绑匪们的恶作剧。然而在几名绑匪的催促下，他还是将信将疑地打开了仓库的门。然而，门外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
原来，与这个仓库隔河相望的，就是摄津市的市役所（相当于我国的市政府）。仓库周围有学校、工厂和公园，选择这个藏身之处，绑匪们可谓是艺高人胆大。江崎胜久不敢多想，就沿着河岸一直向着最近的建筑物跑去，不敢回头张望。因为在椅子上坐得时间太长的缘故，或者是获得自由后的激动，胜久跑了没多远就昏倒在地，随后被大阪铁路货运中转站的工人发现，通知了警方。
考虑到刚刚获救后，胜久此时还处于心力交瘁的状态，于是警方暂且将他送回家，约定好2天后，等他精力恢复一些后再进行详细的询问。然而胜久在到家后，立刻给公司的董事们打了电话，要求他们当晚到公司，召开紧急会议。
21日晚上8点，公司们的董事们全部到齐，胜久带着些许疲惫的神情，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是闭门进行的，所以内容我们并不可知。然而，在这次会议之后，江崎胜久的精神状态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二天，他闭门不出，将自己关在书房里过了整整一天，跟家人也没有说一句话。
而与此同时，警方认为此案已经告一段落，于是将江崎胜久被绑架并获救一事，对媒体们和盘托出。当天的各大报纸杂志上，都被这起绑架案占据了头版的位置。通过警方初步掌握的情报，各个媒体都对这一事件的多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报道，并且做出了诸多的推断：黑社会参与、企业股东阴谋、公司上层合谋等等的说法，在市井间不胫而走。
3月23日，警方按照约定，来到了江崎胜久的家中，想要了解关于此案的更多情况。然而，江崎胜久拒绝了跟警方的进一步合作。无论警方如何劝说，他对这件事也没有透露出一个字，只是说这件事不用警方继续操心，已经完满解决了。
由于当事人拒绝合作，警方也只能就此作罢。负责此案侦查的刑警们，此时虽然不甘心，但也是松了一口气：社长毫发无伤，赎金没有一分钱的损失。尽管警方没能抓到嫌犯，但从结果上来看，这件事就到此为止的话，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共同专案组的成员们，开始默默地收拾两天来的调查结果，准备进行结案手续。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格力高?森永案件，此时才刚刚拉开帷幕而已。
我们下期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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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
请没上车的小伙伴抓紧了，不然后面真的看不懂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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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说到1984年3月23日，警方来到格力高的江崎社长家，但是却发现原本跟警方相当配合的江崎胜久社长，在召开了紧急董事会之后，却变得三缄其口。无法获得更多信息的警方，便开始准备结案。
结案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媒体已经将此事件闹得在日本妇孺皆知，所以警方也并不好就此收场 —— 犯人的身份、动机等等都还是谜。而连日来，媒体各种捕风捉影的猜测，也让警方憋了大大一口气。
做不出任何像样的调查，也拿不出嫌疑犯的线索，负责此案调查的警官们都感到了深深的耻辱感。
10天之后的4月2日，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起绑架案已经沉下水面的时候，在格力高的江崎社长家，突然受到了一封恐吓信。
信件是当天上午突然出现在江崎家的信箱里的。这天是周一，也恰巧是格力高一年一度的新员工入职典礼。社长按照惯例，早上7点半就早早地出门上班。当天上午9点左右，社长正在准备入职典礼的发言时，他突然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妻子的声音充满了恐惧感。
「老公，家里突然接到了一个不明的包裹，是寄给你的…」
江崎胜久的心猛然间沉了下去，他简单地安慰了妻子几句，就挂上电话，让秘书准备车，匆匆赶回家中。在离开办公室之前，他拨通了负责绑架案侦查的田崎警官的电话，向他说明了恐吓信的事情。
上午10点，江崎胜久赶回了家里，刑警们也随后来到了他的家中。社长夫人眼圈通红，手足无措地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厨房的餐桌上，静静地躺着那个包裹，最外面写着：
「江崎社长亲启 里面有恐吓信」
社长和刑警们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里面有一盘磁带和一封信。磁带的内容大意如下：
「准备6000万日元现金，还是老规矩，不要连号新钞。按照信件内容跟我们联系。你通知警察也无所谓，因为你知道他们也无法保护你。知名不具」
录音带里的声音，是一名中年男性。
而恐吓信的内容是：
「1. 本周六（4月7日）之前，在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广告，来答复我们的要求。
2. 4月8日晚7点，在西宫市熊野町的「MAMI」咖啡馆等电话。
3. 交付现金的地方，在当晚再通知你。
4. 如果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小心你家工厂的加工车间。
5. 想想你那些照片，再好好考虑下我们的要求。」
看到这封信，在场的警察和江崎社长的脸色都变得相当难看。因为从之前的绑架案来看，绑匪们要求的10亿元现金，看起来这个要求并非是真的 —— 因为10亿元现金的运输实在是太困难了。然而，此次要求的6000万现金，其实只用一个手提箱就可以装下。这让警方真真实实地感觉到，疑犯这次是来真的了。
而与这封信一起装在信封里的，还有一个眼药水瓶。根据警方的化验，在这个瓶子里装的全都是浓盐酸。疑犯的意思传达得相当明确：我们就是要当你的眼中钉。
至于疑犯提到的「照片」，江崎社长对此始终缄默，从未提到过是什么照片。尽管在一些敲诈案中，敲诈犯往往会掌握一些被害人的「艳照」，但是从此前疑犯甚至对社长本人进行了绑架的情况来看，显然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仙人跳那么简单。
署名「知名不具」，意思是「你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就不写名字了」。警方根据这个线索，再次询问了江崎社长，他是否知道疑犯的身份。然而毫不意外的是，江崎社长拒绝回答警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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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当天晚上6点40分，江崎社长在警方的暗中护送下，将装有6000万元现金的箱子带到了指定的地点。按照疑犯此前针对社长本人的作案行为，遵照警方的指示，江崎社长在外套里面穿上了防弹衣。
同时，警方考虑到疑犯可能在那间咖啡馆出现，于是为了控制住疑犯，早已安排了便衣警力来到那间咖啡馆。当江崎社长走进店里的时候，几双眼睛都悄悄地瞟了他一眼。江崎带着行李箱，找到一个靠近吧台电话的位置，表情分外紧张。
时间慢慢接近了晚上7点钟。也许是错觉的缘故，店中充满一种捉摸不透的紧张气氛。江崎社长喝着冰咖啡，却不停地擦着汗，而店里几名客人也烦躁地将手中已经看了很久的报纸翻得哗哗作响。不用说，这些都是埋伏在店里的便衣警察。
秒针的每一次跳动，似乎都在牵动着江崎社长的心。疑犯并没有在7点整打来电话，这让在场的警察和社长都变得更加紧张。「是不是有了什么变故？还是说我跟警方配合的事情败露了？」江崎的心中在不断重复着这些问题，他一次次地回想着自己从出门到进店的过程，是否有什么细节让他暴露了自己，让暗中观察的疑犯起了疑心，临时取消了这次接头。
终于，店里响起了「咚咚咚」的声音 —— 这是挂表在报时，已经是晚上8点整了。守望在店外的警察，认为这样等下去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能会发生变故 —— 万一这是疑犯的调虎离山计呢？于是一直坐在店外车中的田崎警官来到店里，坐在了江崎社长对面的座位上，假装熟人见面的样子，对江崎悄悄说：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
江崎社长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案，于是同意了警方的建议。他推着箱子走出了店门，将箱子放在后备箱中，开车往家走去。警察的车子不远不近地跟随在他的车子后面护送。
回到家中的江崎社长，丝毫没有展现出轻松的样子。对他来说，没有交付这笔6000万元的现金，似乎是心中的一大负担。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彻夜未眠，直到清晨。而社长夫人也同样担惊受怕，倒在客厅的沙发上半睡半醒。
9日清晨7点45分，田崎警官给他家打来电话，突然响起的铃声将昏昏欲睡的江崎社长和夫人吓了一跳。江崎社长按耐着心脏的狂跳，缓缓地拿起了电话。听到了田崎警官的声音，他才算松了口气。
「江崎社长，您早。昨晚直到咖啡店关门，并没有人来联系过这件事。你家那边情况正常吗？」
听到这个消息，江崎社长并未做声，复杂的情绪让他这时不知说什么好。沉默许久，他轻轻地吐出了几个字：
「辛苦你们了。」
之后就挂断了电话。然后，他给秘书打去了电话，通知他取消当天的一切安排，自己要在家休息一天。但是当天上午，就在江崎社长在家休息的时候，位于大阪的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的分社办公室，都收到了署名为「江崎胜久」的信件。信件内容为：
「因为格力高的江崎胜久社长不按照约定，与警方串通一气，用不诚实的手段愚弄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对格力高进行一系列的报复行动。请各媒体的记者做好准备。江崎胜久」
很明显，这是一封「挑战书」，而目标直指格力高集团。
得到了消息的这两家报纸，马上在当天中午午刊印了号外。警方被这一变故闹得措手不及，派出了大量警力去街头收购这些报纸，想要阻止消息的传播。然而，大阪的各家媒体也都在报纸刊印后第一时间获得了这一消息。在4月9日当天的晚刊上，《格力高江崎社长再遭勒索》《格力高面临不明挑战》的消息，立刻占据了当地新闻的头版头条。
同样，在4月9日下午，兵库县的甲子园警察署，也收到了一封挑衅意味的匿名信。信件的寄出人，署名同样是 江崎胜久。其内容是：
「傻瓜警察们 收
你们都是傻瓜吗？带了那么多人来，是要干什么？
想要抓住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的话，你们还差得远。
给你们一些提示吧。
我们在江崎的身边没有眼线，在西宫市的警察里也没有眼线，你们所知道的线人们，也没有认识我们的人。
要是想获得更多的提示的话，就去报纸上发公告吧。要是这样还是抓不到我们的话，你们就真的是一群饭桶了。县警的本部长，干脆辞职算了。」
收到了这封信后，本案的专案组成员们感觉想被人打了脸：他们自以为暗中进行的对咖啡馆的布控，其实早已被疑犯们识破。警方到目前为止，俨然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木偶，一步步都在被人监视的情况下，自以为是地进行着自己所谓的侦破。
可想而知，格力高的股价也在当天大幅跳水。
由于之前所有的威胁、绑架均明确地指向了江崎胜久社长，于是为了亡羊补牢，警方开始在社长家附近设置巡逻，增派了警力对社长一家进行保护。然而，疑犯们所声明的「报复」，还是按时来到了。
4月10日晚21时，在格力高的大阪总部，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在新商品试验室中，大火迅速吞噬了整座试验楼，并且波及了邻接的生产车间。消防队在起火10分钟后赶到了现场，开始对火灾进行扑救。几乎与此同时，位于3公里外的格力高营养食品公司的车库里，运送食品的封闭货车也突然起火。幸运的是，由于当晚货车中没有商品，而且油箱几乎是空的，所以火灾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在员工的扑救下，火势很快就熄灭了。
消防队在扑灭大火后，在两处起火点都发现了用来盛放汽油的手持油桶。同时，住在工厂附近的居民们在起火后，都纷纷走到户外来观望火情。据他们反应，在两处地点起火之后不久，都看到了一名戴着棒球帽，身穿白色工作服大褂，戴着口罩的男性急匆匆离开。在离开的过程中，他将套在最外面的白色大褂脱下，塞进随身携带的双肩背书包中。然而因为天色已晚，以及该人物戴着口罩的原因，居民们都无法提供该名男子的长相。
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两起具有联系的人为纵火案。在对总部车间的走访中，调查员们注意到，在当天20时35分许，晚班的工人刚刚将车间的大门锁上，同时开启了紧急出入口的小门，为了方便夜班加班人员的进出。同时，按照工厂的习惯，每天晚间20:30 – 21:30，这个紧急出入口的红外探测器都会被关闭，防止夜班人员进入工厂时触发警报。等到夜班人员全部到岗之后，红外线探测器才会被再次开启。
毫无疑问，纵火的人对格力高工厂的运作机制，了解得相当清楚。
得知了这一消息的江崎胜久社长，却似乎毫不意外，他表现得依旧如故，每天按时到达公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
而之前在调查江崎社长绑架案的警方小组，却传来了一个颇有深意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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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江崎社长从绑架案中成功逃脱之后，专案组成员们并未就此彻底终止调查。几名负责证物分析的警员，在回收了江崎社长逃走时所穿的外套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
这身外套，竟然来自格力高公司。
在上一期中，我曾经介绍过，江崎社长是赤身裸体被绑架到这间小仓库中的。第二天，绑匪们为他准备了一身新衣裤。警方在事件之后拿到了这身衣物，对衣物的纤维和染料进行了分析，想要找出这身衣物的来源。
警方原本认为这身外套来自某家连锁服装店，然而根据面料的分析，发现这件衣服的制作材料，使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材质和纺织方式。尽管在制作服装时，面料经过了翻新，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面料来自于新潟的一家纺织厂，案发时依然在营业。顺着这条线索，警方找到了这家纺织工厂里的老员工，才了解到这身衣服的来龙去脉。
原来早在1943年，日本当时面临着太平洋战场战事吃紧的情况，从日本各地和海外殖民地开始大量征兵。为了克服工厂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格力高的创业者江崎利一，紧急招聘了一批18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日本和伪满洲国都成立了「格力高青年学校」。一方面，格力高宣称这是为了给日本后方提供足够食品的需求，从战时计划经济里保存下了一批青年劳动力；另一方面，江崎利一也对这些年轻人许诺，在「青年学校」中工作三年，就可以转为格力高的正式员工。
学校成立不久后，新潟的这家工厂便为格力高的这所青年学校制作了第一批校服，使用的正是逃跑时社长所穿的那身衣服同样的布料。第一批订单共有4000套，按照合同，格力高会在之后五年之内，将订单分批付款买下。
于是，在各地的「格力高青年学校」里，一时间聚集起了近千名临时工，开始了半工半学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工厂里需要使用到的面粉、砂糖、牛奶都成为了美军占领下的管制物资，工厂无法获得足够的原材料，于是只得开始部分停工。那些原本得到了江崎利一许诺的年轻临时工们，大部分在1945年10月遭到了解雇。
为了区别各处「青年学校」，格力高当时对各个地方的学校的制服，进行了不同的染色。尽管这件衣服在翻新时，已经被染成了黑色，但从面料接缝处的残存色素进行分析，确认衣服的原本颜色是草绿色。而当时被配发给草绿色的格力高青年学校，只有位于沈阳市的一家。
在之后的调查中，警方了解到，由于地处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所以获取各种制作点心所用的材料相对方便，中国东北沈阳市的这家格力高青年学校，在当时拥有着数量最多的「青年学员」。然而，在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之后，大批来自沈阳的这所学校的临时工回到了日本本土，却因为人手过度富裕的原因，全部被格力高公司解雇。所以来自于这家学校的年轻临时工，很多人都对格力高心怀恨意。而江崎社长遭绑之后，绑匪让他穿上这件有着「格力高黑历史」的衣服，究竟是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呢？
而对到了80年代才接手格力高的江崎胜久社长来说，他恐怕是根本了解不到个中深意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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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发生火灾后的第二天，4月11日早晨8点10分，江崎社长的家中接到了一个中年男子打来的电话。按照警方指示，社长对这通电话进行了录音。在电话中，这名男子显然对社长的声音非常熟悉，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胜久，昨天只是给你点儿颜色看看。以后小心点儿。」
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警方在拿到电话录音后，对警方资料库中的可能相似录音进行了比对。果不其然，在另一起与格力高相关的案件中，警方找到了与这名男子声音非常相近的声音。
另一个相似的声音，来自于六年前的1978年，格力高的一名董事的报案。
1978年8月17日，在格力高的一名董事家中，突然出现了一盘录音带。这盘录音带是何时、由何人送来的，没有人知情。但是在这名董事播放了录音带之后，大惊失色，立即通知了当时的社长大久保武夫和警方。
在这盘时间为68分钟的录音带中，一个自称来自「部落解放联盟」的中老年男子的声音在缓缓诉说着。内容是这样的：
1. 一群左翼过激青年准备对格力高集团进行打击。
2. 打击的方式包括：绑架公司高层，放火，对格力高的商品进行投毒等等。
3. 他们提出，如果格力高愿意支付三亿日元现金，就可以取消对格力高的这一系列行动。
4. 在自己（该中老年男子）的劝说下，对方同意将金额减为1亿7500万元。
5. 联络方式是通过全国性报纸发放公告。
因为这盘磁带出现的时间是昭和53年，因此它也被称为「五三年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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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部落解放同盟」，其实是一个左翼人权活动组织。说来话长，我长话短说。
日本自古以来，社会阶层比较固定，几乎没有出现过大革命，尤其是从下层民众开始的革命。因此，下层百姓千百年来，几乎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同时，由于日本古代时笃信佛教，因此绝大部分国民相信杀生是犯罪，宰杀牛马、处理肉类和皮革的工作，以及负责给犯人处刑的职业，都是肮脏的营生，会受到诅咒，血脉也会变得污浊。
事实上，在日本古代，上至贵族下至百姓，饮食基本都以素食为主，鱼肉则是难得的蛋白质来源。因为缺乏烹调经验，而且没有成熟的养殖畜牧业，牛肉、猪肉、马肉这些兽肉，在当时是被视为不洁的食物的。长此以往，那些从事皮革业、兽肉处理等等的人们，便被大多数人鄙视，只得将家搬到离村子较远的地方。一般的家庭，也非常抗拒和从事这些「肮脏行业」的人家通婚，所以这些被排挤的人，只能彼此通婚，甚至近亲结婚。几代人下来，这些人就成为了两个新的社会阶层。与原本的四层社会阶层加在一起，就成为了：
「士、农、工、商，秽多、非人」六大社会阶层。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原本的士农工商阶层发生了一定的迁移和混杂，但「秽多」和「非人」这两个阶层，社会地位始终没有太大的改善。他们聚居的村落，便被称为「部落」，而居民们就被称为「部落民」。直至现代社会，对这两个阶层的歧视依然存在，一些出身于这些部落的人，被迫篡改姓名和出生地，来回避就学、就业、成亲时的社会偏见。
为了自救，获得更好的社会待遇，部落民自发地联合起来，展开了各种抗议活动。而统筹规划这些活动的组织，就是文中提到的「部落解放联盟」。一般来说，这一组织是带有「反传统」「反社会」性质的左翼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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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盘磁带的内容听起来过于宏大，所以尽管在格力高的高层中有几名人员知道这起敲诈案的存在，但是在当时并未引起格力高公司的重视。他们在报案之后，警方也只是暂时性对格力高的工厂增加了监视。在风平浪静地度过了最初1个月后，警方便认定这是一起恶作剧，将案件关闭后，只是将磁带作为证物收在了警方的证物库中。
经过声纹比对，警方确认在「五三年磁带」中出现的这名中老年男子，与在1984年4月11日向江崎社长家中打来电话的人，是同一个人。
在重新播放过这盘录音带后，警方很快发现，迄今为止在1984年发生的这几起与格力高公司相关的案件里，从作案手段、过程甚至是联络方式，都严格遵守了这盘1978年的录音带中的内容。一盘俨然是「预言书」般的录音带，其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让警方感到不安的线索。
那就是「对商品进行投毒」。在录音带中，那名男子明确地说明：
「他们会对格力高的巧克力用氰化物进行投毒，放在东京火车站地下的八重洲商店街里。」
这与1977年2月14日当天的「格力高杏仁巧克力投毒案」—— 同时也是「可口可乐投毒案」的后续案件 —— 完全吻合。而在「可口可乐投毒案」中所存在的诸多疑点，似乎在此刻终于得到了久违的说明……
关于可口可乐投毒案，请参见： 可口可乐杀人事件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很有意思：一个是我最喜欢的饮料：可口可乐，另一个是我最喜欢的话题：杀人事件。
究竟可口可乐和杀人事件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就让我来慢慢讲给你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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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之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可口可乐」和「杀人」这两个关键词，搜索结果显示有一些人想过「先让人喝下可乐，然后再给他吃曼妥思薄荷糖，撑爆他的胃」… 不得不说有这种想法的同学对胃液促使碳酸分解的事情一无所知… 另外还有一个新闻说福建沙县某女子参加一宴席喝了大量可乐，腹痛难忍去医院就医后发现胃破裂不治身亡… 然而医生说在该女子胃里发现了3000毫升的液体 —— 一口气喝下两瓶大可乐，这不是撑死，是作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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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4日凌晨，时钟刚刚走过0点，6名在新干线餐车上工作的青年，带着一身疲倦走出了品川车站。
新干线在开业之初，为了给长途旅客提供餐饮，设置了餐车。然而，随着各地车站内餐厅的繁荣发展，以及新干线的逐步提速使旅途时间缩短，从2000年起新干线便开始逐步取消餐车的设置，到2016年，所有的新干线都停止了餐车服务。
这几名在餐车工作的青年，几乎都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利用寒假的时间来餐车上打工的。他们从品川车站西口出来后，向着日本铁路员工宿舍，一边聊天一边慢慢走着。突然， 一个女孩在品川王子酒店门口的电话亭边，发现了掉在地上的一枚10元硬币。
她走过去，捡起了这枚硬币，正想跟大家说自己幸运地捡到了钱的时候，突然看到在电话亭的地上，躺着一瓶可口可乐。
（那个时代的可乐，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玻璃瓶装。）
大家这时也围了上来，看到了那瓶可乐。「是不是谁喝剩下的啊，去看看吧」，几个朋友纷纷说。
女孩打开电话亭的门，捡起了那瓶可乐，看了看，瓶盖还是完好的。于是她放心地对大家说：「盖子还没打开呢，估计是谁打完电话忘在这里的。」
「真幸运啊！那咱们拿走吧！」一个朋友说。
于是女孩拿着可乐走出了电话亭，她对这一群人里最年轻的桧垣明说：「我不爱喝碳酸饮料，这个给你啦！」
桧垣明接过可乐，便装进了自己的外衣兜里。
桧垣明16岁，就读于京都的一所高中。他的父亲是日本铁道（JR）的一名员工，于是便趁学校放寒假的时间，把他介绍到了新干线上打零工，在新干线餐车上当服务员。他性格活泼，前辈们也都很照顾他。
大概0点10分左右，一行人回到了宿舍。因为第二天轮休，所以大家轮流着去浴室冲了澡之后，就聚在了宿舍二层的员工休息室里，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聊天。时间接近凌晨1点，桧垣明突然想起了捡到的那瓶可乐。
他在回到宿舍后，就直接把那瓶可乐放进了餐厅的冰箱里。于是他站起来，走到休息室隔壁的餐厅，拿着那瓶可乐回到了休息室。用起子打开盖子，桧垣明举起瓶子就咕咚咚喝了几口。突然，他把嘴里的可乐喷了出来，跑到休息室的水龙头前，开始漱口。
同事们看到这一幕，赶忙问桧垣明究竟是怎么了。垣明一边漱口，一边说：
「这瓶可乐不对劲，又苦又涩！」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后，桧垣明突然两眼翻白，倒在了地上，失去了意识。同事们赶忙上前，看到他倒在地上，双拳紧握，身体不停地抽搐着。于是大家赶快拨通了急救电话，10分钟之后，救护车赶到员工宿舍，用担架将此时已经完全没有反应的桧垣明抬上车，送到了就近的品川综合医院。
在急救室里，医生们观察到桧垣明已经失去了自主呼吸，于是对他进行了气管切开术，插入呼吸机，并且进行了紧急洗胃。然而，桧垣明始终没能恢复呼吸，并且生命体征急剧下降。1月4日清晨7点30分，桧垣明被宣布抢救无效死亡。
因为死者的死亡过程太过迅速，负责抢救的医生怀疑是急性中毒所致，于是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港区的高轮警察署。警方赶到现场后，尸检工作立刻展开。从初步的尸检情况来看，尸体没有任何的外伤，但是在皮肤呈现出大面积的粉红色。根据法医判断，这很可能是氰化物中毒所导致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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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中毒，一般由口服氰化物的无机盐所导致。根据服用量不同，死亡时间从几秒到5分钟左右不等，起效非常迅速，因此大部分抢救都无法及时进行。常见的氰化物无机盐有氰化钾、氰化钠等等，因为这些物品在金属冶金、电镀工业中属于常见化工原料，因此在剧毒物品中属于相对常见的品种。
发生氰化物中毒时，患者会首先出现剧烈的呕吐和呼吸困难，之后心跳加快，发生全身痉挛，最后进入昏迷，血压急剧下降，呼吸衰竭直至死亡，并且会很快在皮肤上出现大面积的粉红色甚至是樱桃红的红斑。
氰化物的致死量非常小，往往只需要 0.1 – 0.2 克便可以置人于死地。从一战开始，很多负责秘密情报工作的人员便会为自己准备氰化物胶囊，以备在被敌方抓捕后自杀使用。历史上死于服用氰化物胶囊自杀的人有很多，其中最臭名卓著的就是「历史上最残忍的刽子手」，纳粹党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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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步判断可能是氰化物中毒后，高轮警察署的警察于当天上午8点，立刻赶往品川附近的国铁员工宿舍，在二层的休息室中，他们找到了桧垣明曾经喝过的那瓶可乐的瓶子和瓶盖，并且对地板上桧垣明的呕吐物进行了采样，送回分析实验室进行毒物检测。
就在此时，高轮警察署又接到了一起报警电话：几名行人在上班路上，于品川站西口的路上发现了一名倒卧于便道上的中年男子。巡警赶到现场，发现这名男子已经失去了意识，于是通知了附近的医院。急救车赶到后，急救人员确认这名男子已经死亡。
警方在现场对这名中年男子的尸体进行了初步的勘察：尸体没有明显外伤，俯卧于国道边的便道上，随身携带的物品只有25日元硬币，一条毛巾和一瓶尚未开封的力保健。尸体衣着为工作服，穿运动鞋，是典型的体力工人的打扮。然而，在尸体上没有发现与他个人身份相关的任何证件和资料。按照程序，警察将这具尸体送往了首都监察医务院，准备按照不明身份的尸体进行司法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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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15分，这名中年男子的尸体被送到了解剖室。法医在剪开这名死者的衣物后，发现了大面积的粉红色红斑出现在尸体的皮肤表面。法医立刻意识到了这可能是一起氰化物中毒，于是在提取了胃中的残留物后进行分析，确定了这一判断。
另一方面，从桧垣明喝过的可乐瓶中，以及他的呕吐物中，实验室也给出了「含有致死剂量的氰化物」的结论。从桧垣明捡到那瓶可乐的电话亭，到第二天清晨发现的这具中年男子的尸体的位置，两者距离不到600米。于是警方立刻做出了判断：这两起氰化物中毒案之间肯定存在着联系。
高轮警察署的警员们对发现中年男子尸体的地区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以下这些重要的线索：
1. 距离发现该男子尸体的地点不到10米的一处电线杆下，警方发现了一瓶只剩一半的可乐；
2. 在这个电线杆下，有一处呕吐的痕迹；
3. 在距离电线杆100米左右的地方，一间电话亭里地面上有大量洒出的可乐痕迹，一个可乐瓶倒放在地面上；
4. 从这间电话亭到电线杆的路面上，警方发现了两个可乐瓶盖。
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大规模投毒案，高轮警察署迅速通知了品川区警察局，要求增派警力，对该地区及附近地区进行密集调查。
上午9点50分，品川区警察局在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命令高轮警察署附近的其他地区也迅速对路面上可能出现的，不明来源的食物和饮料进行收集。同时，警方向学校、工厂等处发布了紧急通知，要求人们不要食用或饮用任何来路不明的物品。
经过细密的排查，警方在附近地区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当搜索进行到当天下午13时左右的时候，警方有了新的收获：在距离桧垣明他们捡到可乐的电话亭600米处的一家杂货店门口，一台公用电话的旁边摆放着一瓶可乐。警方迅速回收了这瓶可乐，并对过路的人们进行了询问，想要找出与放置这瓶可乐的人相关的线索。
根据杂货店店主的回忆，当天上午10点，在她开店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瓶可乐。警方又调查了这部公用电话的使用情况，在当天上午10:13和12:25的时候，分别有两个人使用过电话。根据警方向来电号码询问后，确定了这两名先后打过电话的人。根据他们回忆，都没有发现这瓶可乐的存在。
就在这时，一名路过的中学生提供了重要的情况：当天中午12:40分左右，他骑车去超市买东西，路过这里时看到了这瓶可乐。当时他原本想拿走这瓶可乐，但因为要去超市，带着不方便，于是打算回来路过时再拿走它。然而在他回到这里的时候，警方已经发现了这瓶可乐并开始了调查。
也就是说，在12:25分至12:40分这短短15分钟时间里，有人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瓶可乐放在了这部公用电话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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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月4日全天的搜索，警方总共找到了四瓶可乐，其中三瓶已经开封，一瓶尚未打开。在当晚，实验室对这四瓶可乐的残留物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作案人投毒所使用的是氰化钠。然而，在对氰化物含量进行分析的时候，警方有了意外的发现：这几瓶可乐中所含的氰化物剂量完全不同。
1. 导致桧垣明死亡的可乐中，根据推算，氰化钠总含量为1.4 – 1.6克。
2. 在导致身份不明的中年男子死亡的可乐中，氰化钠总含量为 1.9 克。
3. 在电话亭中发现只剩一半的可乐中，氰化钠总含量为3克。
4. 最后于杂货店门口发现的可乐中，氰化钠的含量高达9克。
一瓶可乐的容量为190毫升，而氰化钠的致死剂量为 0.15 – 0.2 克。也就是说，最后这瓶可乐只需要4毫升左右，就可以置人于死地 —— 作为参考，一般人所谓「喝一口」，大约是20毫升。
同时，警方对瓶子上残留的指纹，也有了新的发现：在第二个可乐瓶上，发现了与已经死亡的中年男子相同的指纹。为了确认该名男子的身份，警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这个指纹与「刑事案件指纹库」中的指纹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该名男子竟然是一名在逃犯，叫做菅原博。
菅原博，46岁，出生于山口县的下关市，家中从事林木业。因为与父亲不和，他25岁时自己跑到了广岛，在那里与一名女性结婚。30岁时他与妻子离婚，之后多次因为入室盗窃被警方拘捕，但由于盗窃数额很少，所以只对他进行了罚款和缓刑处理。33岁时，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冈山市，在车站前谎称自己是从东京来出差的公司职员，因为钱包被偷无法回家，向过路的行人们「借钱」。为了骗取信任，他还自己准备了大量的假名片，每次只从行人身上骗取几千日元。几天之后，他被冈山站前派出所以「小额高频诈骗」的罪名逮捕。
小额高频诈骗，在日语中称为「寸借诈欺」，是指多次以获取较少金额而进行的诈骗活动，类似于我们在中国经常看到的「女大学生没钱上学而在站前乞讨，但其录取通知书系伪造」等等情况，在日本是触犯刑法的行为。就在派出所对菅原博进行审讯时，他趁机逃跑，从此销声匿迹，在之后13年的时间里下落不明。
未曾想，他在当时留下的案底，却成为了他死后确认身份的唯一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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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个可乐瓶上，警方也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指纹。这个指纹与之前所有涉及本案的人员不符，同时在刑事案件指纹库中也没有类似的比对结果。从可乐已经被开封的情况来看，警方怀疑这个指纹的所有者，很可能误饮可这瓶可乐。然而到当晚为止，警方却没有收到更多的中毒报警。
如果这个指纹不是受害者的，那么难道是作案人的指纹吗？
就在警方为这第三瓶可乐上的指纹苦苦思索的时候，一名高中生给110打来了电话，说自己在1月4日凌晨，曾经看到过这瓶可乐。
这是从案发以来，警方接到的唯一一名事件目击者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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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上午，警方将这名高中生叫来高轮警察署。在这里，警方向他详细了解了当晚的情况。
这名高中生在1月2日前往长野滑雪，并于1月3日晚23时乘坐火车回到了品川。从品川车站出来后，他想要给朋友打个电话，于是便来到了警方发现第三瓶可乐的这个电话亭。拨通朋友家电话后，他突然注意到在电话亭的地上，躺倒着一瓶尚未开封的可乐。于是他单手将这瓶可乐捡起来，一边打电话一边用手指掰了一下瓶盖。没曾想，瓶盖竟然打开了，而且也不像一般我们打开可乐那样涌出大量气泡，而只是冒出了一点气体。随着气体的喷出，几滴可乐也沾到了他的手上。
他一边打着电话，一边习惯性地用嘴舔了舔沾到了可乐的手指，结果他发现可乐的味道又苦又涩。本想喝一口的他，尝到了这个味道后觉得这瓶可乐不太对劲，于是在挂上电话后，他就将这瓶可乐扔在了电话亭里的地板上，走回了家。到家之后，他出现了头痛和心慌的感觉，但很快症状便消失了。
警方采取了这名高中生的指纹，确实与第三瓶可乐瓶身上的指纹相符。同时，警方通过询问这名高中生的朋友，也证实了他1月3日当晚打过电话的事实；在这名高中生提供的资料里，警方也找到了他当晚乘坐火车回到品川的车票。他具有作案时间的嫌疑初步排除。
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警方从1月5日起，对发现毒可乐地区周围的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走访，想要获得更多的目击情报。然而，在走访中警方却发现了在这起投毒案件背后，更多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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