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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谢作诗的“穷人合伙娶老婆论”认为目前的“光棍问题”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危机。为了度过危机，防止单身汉引起社会动荡，低收入的男人可以合伙取一个老婆。经济学家的奇文一出便引发了众多讨论，有许多批评者指出了“穷人合伙娶妻”背后的男权逻辑，把女人视为工具而不问“光棍问题”背后的重男轻女文化。本文则从谢作诗的自由市场逻辑出发，质疑了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治理方案。在这些经济学公式的假设里，经济学家们往往默认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并把人当做市场里的商品。我们所有人都成为了“看不见的手”之下的奴隶，服务于少部分人的效率和利益最大化。

 

经济学家总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在网络上流行的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中，有这么一条：“学生：既然市场是万能的，那么我们还要经济学家有什么用？老师：因为经济学家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而这是市场做不到的。”

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现实，经济学家的名气是跟他们给民众带来的欢乐相称的。他们总是能够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抖出一个用你平凡的智商怎么都想不到的包袱，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比如著名的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前几年用“看不见的手”来分析婚姻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得出了房价高是由丈母娘推高的结论。 这个经济学家的逻辑是，在婚姻市场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当这个社会存在着三千万光棍的时候，丈母娘在婚姻市场就会占据优势地位，男方父母就要拼命储蓄买房子才能讨得丈母娘的欢心。

而笔者觉得，房价高不仅仅是由丈母娘推动的，还是由异性恋把持的婚姻制度决定的。丈母娘从哪里来的？是从婚姻制度中产生的，没有婚姻制度就没有丈母娘！如果人与人都选择另外一种组织方式，丈母娘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如果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做一个回归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异性恋同房价之间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所以笔者认为，如果男人不消灭私有制婚姻，就没法从丈母娘手里拿回婚姻的主导权，也就没办法压低房价。

同笔者一样，来自浙江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谢作诗先生也同样对现在这种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婚姻模式提出了质疑。面对即将在中国社会出现的3000万到4000万光棍的问题，一些媒体和公众表现得忧心忡忡。但是谢教授以经济学一贯的乐观态度，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不否认3000万光棍的事实，但我否认一定会出现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济学家这种乐观来源于对市场和“看不见的手”的充分自信。有人问，要多少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回答是：“一个也不用。要是灯泡坏了，市场机制自然会把它更换。” 是的，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学家只是负责给我们讲笑话的。最近，普林斯顿一位经济学家由于感觉经济学家太废物太没用，就改行研究韩剧去了，很多人感觉很可惜。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同样都是娱乐大众的事业，怎么能说成是“改行”呢？

 

谢教授的方案：婚姻市场化才能解决光棍危机

那么光棍的问题怎么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呢？谢教授认为，人类的一切关系都是交易关系，婚姻本身就是一种交易，而光棍及其相关的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收入高的男人，会优先找到女人，因为他们出得起高价。那么收入低的男人怎么办呢？谢教授认为，只有几个穷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才能解决。

听起来确实是个好办法。当婚姻被简化成性，性被简化成了交易的时候，光棍就是这个性交易市场的失败者。在这个市场中，女性负责卖，男性负责买，决定女性价格的主要因素是市场的供需比，也就是当前社会的性别比例。在谢教授看来，只要破除掉一些妨碍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一些法律、道德因素，市场就会自然“出清”。

谢作诗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成员。大家都知道，由茅于轼先生领衔的天则所是我国主流经济学的重要阵地。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在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吹和带领下，相继完成了劳动力、住房、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问题，但这只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只有在进一步的市场化中才能解决。

谢作诗教授提出低收入者可以实行“一妻多夫”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把长期被忽视的婚姻领域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把婚姻领域的市场化、产业化提上了日程。既然我们可以通过彻底的市场化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那么我们凭什么不能通过婚姻的彻底市场化来解决光棍的问题呢？当前改革既然进入了深水区，那就必须要对长期被政府和法律干涉的婚姻领域下重手、下狠手，用看不见的手来代替政府的有形之手。

婚姻市场化的后果：穷光蛋配娶老婆吗？

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视野来分析当前的婚姻制度的话，就会发现建国之后实行的一夫一妻制一定程度上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是“票证”经济的一种残余。在婚姻市场上，不管你多有钱，哪怕像王思聪那样富可敌国的“国民老公”，不管外面包多少个老婆，名义上也只能娶一个。这就相当于国家给每个男人只发放一张“老婆票”，决定市场上对女人的需求的，不是男人的实际收入，而是这种“票证”，一人只能娶一个。

这种充满着严重“计划经济”色彩的票证式婚姻，严重降低了市场对女性的需求，从而扭曲、压低了女性商品的价格，带来了严重的女性“短缺”现象，三千万光棍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不仅严重干涉了人们的婚姻自由和市场自由，而且会导致一种不管挣多挣少、官大官小，都只能娶一个老婆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会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生（育）产（女）积极性。既然婚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交易问题、收入问题，那么收入高的人完全拥有多娶老婆的自由。房叔房姐能买几十套、上百套房子，凭什么王思聪这样的“国民老公”不能娶几十个上百个老婆呢？

所以要真正解决光棍的问题，就必须要靠完全的市场化才能实现。而要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仅靠谢教授之前提出的“一妻多夫”是不够的（“一妻多夫”只是针对娶不起老婆的那三千万光棍的），而必须要彻底打碎一夫一妻制，打破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老婆的票证制度对婚姻的束缚，拒绝一切有形之手对市场的干涉。谢作诗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接受“新浪极客”的采访时除了继续强调穷人可以搞“一妻多夫“之外，也明确提出了富人可以搞”一夫多妻“：“多几个女的去嫁一个男的也没关系啊，（市场）依然会自动平衡啊”。

在废除一夫一妻制、婚姻市场全面放开之后，对女性的需求一定会大大上涨。以现在的女性价格，胡润富豪榜上的那些富豪每个人怎么都得囤积几百上千个老婆啊？不管能不能用的上，反正先囤着等着涨价。社会上的女性就这么多，富人囤的老婆多了，穷人能够娶到的老婆就更少了。所以到时候就肯定不是现在的三千万光棍的问题，而可能出现五千万、八千万甚至上亿光棍。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被这种配给制、票证制所扭曲的女性价格一定会上涨到应有的水平，笔者目测应该会比房价涨的更快。那时候的“刚需”就不是房子，而是老婆了。

那么，这表明婚姻市场化失败了吗？不！现在住不起房子的人越来越多，有几个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改革失败了？在我们经济学家看来，价格暴涨才是改革成功的标志，这才是它真正的市场价格。在价格的暴涨的情况下，商品的供给就会自然增多。到那个时候，大家都再也不会去炒房地产、炒股票了，而是都跑回家生女儿去了，造人产业一定会成为继房地产之后我们国家新的支柱产业。在利益的刺激下，很多男人也会选择做变性手术，这样既减少了供给，又促进了需求，也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相信，婚姻市场和男女比例一定会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恢复平衡，就像我们相信房价一定会降下来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等到女性价格暴涨的时候，那么多光棍娶不起老婆可怎么办呢？市场化以前只有少部分偏远地区的穷人才娶不起老婆，市场化之后连都市里的白领、金领都娶不起了，天天在网上嚷嚷，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就站出来说话了：“穷人永远都娶不起老婆，老婆价降了也买不起，作为经济界人士，不想只说老百姓爱听的话而不说真话“（清华经济学教授魏杰）、”不可能让百姓都买娶老婆，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满足最富的人”（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廉租老婆不能配置生殖器”（经济学家茅于轼）、“北京的老婆要是卖不出30万1厘米是开发商的耻辱”（经济学家金岩石）、“不是老婆价过高而是居民收入过低”（经济学家张五常）……

总而言之，穷人配娶老婆吗？

不过，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当初经济学家鼓吹搞婚姻市场化改革不就是为了解决穷人娶不起老婆的问题吗？

 

经济学家的世界：没有男人、女人，只有商品

写罢此文，笔者仿佛看到一大波女权主义者正向作者袭来，黑压压一大片呀！“你们是物化女性。女人生来就是给你们当老婆的么？你们怎么能把女性当成商品呢？！”你们这些女权主义者呀，幼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今天倒是要请教你们一些人森的道理：我们经济学家啥时候把人当成人看过？那些重男轻女文化下被杀害的女婴，那些无偿生产着新劳动力出却从未被承认过价值的人母，那些在社会中饱受性别歧视只能靠“嫁得好”来获得阶级上升的人妻，可是全都入不了我们经济学家们的法眼。

在我们经济学家眼里，只有菜市场里的大白菜。你们这些男人嘛，跟大白菜没啥区别。女人呢，连白菜都不是，顶多算是被白菜插的那块土。你看人家大白菜，生产得多了过剩了，价格就跌了，跌了就扔掉、倒掉。没见人家发过牢骚，也没见过人家要搞白菜工会、最低白菜价格、白菜ba工来破坏神圣的自由市场规则。

明白富士康的工人为什么跳楼吗？跟白菜过剩的时候被扔掉是一个道理——这就是经济学家和自由市场人士眼中的世界。我们当成笑话来听，他们却讲的一本正经——经济学家都是反人类的。

当我们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把人当成冷冰冰的商品，而是当成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懂得喜怒哀乐、需要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来看待的时候，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问题或许也就豁然开朗，迎刃而解了。“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没法解决“光棍问题”，是因为婚姻背后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产权私有并没有发生改变。当婚姻仅仅是“性交易”的变体的时候，“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仅仅是男人之间“女人购买力”的差别。

 

同样，既然房子是一个人正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那为什么不能从一个有血有肉、有尊严的人的合理需求出发，像《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一样，设置一个一户一房的票证制度呢？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么多房叔房妈房哥房姐多出来的房产，再加上各地没人住的鬼城、鬼楼，是足够中国人一户购买一套的。可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哪去了呢？

也许只有斩断那双看不见的手，这个社会才能变得更美好吧。

 

 

 

《共产党宣言》与婚姻

平权主义的先导之音

 

 

-序-

我们从小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教育，被告知世界上存在一个名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彼岸，通过不懈的努力，人类必将到达那里，进入一个美好的时代。但放学后，我们马上便被语数外的汪洋大海所淹没。

 

对特定知识领域的强制性重复练习会消磨一个孩子原有的旺盛求知欲，久而久之，大部分人会逐渐丧失对问题本质的探索兴趣。

 

幸而我们有《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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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无疑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深刻而简洁，仅用36页的篇幅（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便阐明了一个对于未来社会的严谨构想，同多数社会科学著作相比，《宣言》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可读性。而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其实已经部分地实现了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如劳动价值的回归、生产关系的改良、社会公平的进步等。

 

马克思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他的“共产主义”。但在我看来，本书的文眼是如下段落：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

......

“也许你们是责备我们，说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的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原来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消灭妇女被当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看待的地位。

......

“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

“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资产阶级婚姻——编者注）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42页）

在我小的时候，曾听闻一些大人谈及这些段落，听罢深以为耻，觉得“共产主义”不可能是这幅模样，它本应光辉伟大，怎能满口家长里短、男女是非？

 

但随着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能够体会这段文字中所蕴含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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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年的高速发展，使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经历了一个从保守到开放的转变，这场转变发生的如此迅速，以致于中国几乎成为全世界“代沟”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可谓“有家的地方就分左中右”。而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冲突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婚姻”这一传统命题。

 

众所周知，在全球经济发达的城市，适龄青年的普遍单身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政府及部分思想观念较为传统的中国家长眼里，这俨然是一个重大社会危机，但都市青年们也许并不这么想。在中文网络社交当中“单身”逐渐成为了一个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标签（尤其是居住在大城市的高学历高收入的年轻女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以“单身狗”自嘲，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贬义词，相反，以此自嘲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婚姻”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世界各个文明而言，婚姻都是无比圣洁的存在，它代表着爱情、责任与忠诚，与“死亡”一起成为了几乎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为经典的两大命题。

 

但现实生活中的婚姻往往不如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般美好，至少在中国，“财产问题”与“人情往来”是婚姻生活中绕不开的两座大山。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夫妻和家庭之间大大小小的烦恼不禁使人疑惑，“婚姻”究竟是什么？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道：“家庭的起源是男性对于自己子女的确认。”婚姻是父权社会的产物，已有五千年左右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同岁，以一种财产关系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契约。人类不再像自己的近亲黑猩猩般随机交配并由雌性个体独自养育后代，“婚姻”的发明使得男性可以放心的为自己的家庭获取生存资源，女性则专注生育，夫妻一同养育后代；随着婚姻的出现，“继承”应运而生，人类的财富从此可以跨代际的传承、叠加，逐渐改善自己的生存境况。这种先进的协作系统使人类文明得以快速的发展。

 

由于前现代化社会缺乏高效的信息交流手段，导致人与人之间在更大尺度上的协作成本较高，“信任”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为了获得信任，人类在婚姻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更为庞大的血缘协作体系——宗族。从此，婚姻不再仅仅是两个家庭之间的投资行为，而嵌入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小型社会”，彼此高度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宗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成为了“家天下”，形成封建国家。

 

封建国家的形成，代表着前现代化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彻底沦为了国家、宗族以及家庭的附庸，无论皇室宗亲还是平民子弟，每个人都可能作为筹码，以“集体利益”之名，被推入整个社会博弈当中，大到国家和亲，小到包办婚姻，皆是如此。

 

随后，工业时代来临，流水线与机械化生产打碎了封建国家与宗族社会，将他们还原成了分子状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也就是现在的模样。但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人虽然摆脱了法律层面的身份附庸，但仍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件，被死死地嵌入一个精细的分工当中，如同一台大机器上的齿轮般没有自由可言。此时的人类社会仍受限于信息技术的瓶颈，每个人只能加入并长期留在一种分工、一个阶层当中，因此婚姻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投资与社交渠道，被保留了下来。

 

然而互联网的大潮又席卷而来，几乎冲垮了一切信息屏障，在迎来空前繁荣的同时，“万物互联”使人类获得了原子状生存的能力，这种能力首先带来的，便是女性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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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相对于男性，女性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有着先天的生理劣势，她们的肌肉力量较小，为繁衍所付出的代价也更大。所以人类几乎在摆脱原始状态的同时，便由母系社会转变成了父权社会。由于在前现代化的父权社会中，体力劳动是推动发展的主要手段，男性便理所当然的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女性只能退居幕后，以繁衍后代和相夫教子为人生的首要职责，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庸。而人口大爆发的基础便奠定于这一时代。

 

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与财富的爆发式增长使得女性地位较以往有了显著提高，因为体力劳动不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由于女性在智商层面与男性没有差距（且部分研究显示女性往往拥有比男性更高的情商），渐渐地，在部分领域，女性开始引领潮流——如居里夫人、海蒂·拉玛、可可·香奈儿等——美国成年女性公民也于1928年获得了选举权。

 

而女性真正看到性别平等的曙光，是在互联网时代。在科技与艺术井喷式发展的今天，理论上每个人都有能力独自享受一种有趣且高质量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古已有之的“七大姑八大姨”在今天变得格外讨厌的原因），除却生育的因素，男性相对于女性的竞争优势几乎荡然无存。自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女性群体从未如今天这般接近属于自己的成功，于是，年轻的都市女郎们渐渐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既然依靠自己就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加入一段婚姻？即便找到了心仪的伴侣，我为什么要以自己的前途为代价去生育一个孩子？二孩？你在开玩笑吗？

 

于是，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特殊的节点：在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先进生产力与财富大爆发的同时，人类迎来了史上最低的生育率。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为追求幸福最大化而选择的理性最优解，但同时也是一桩史无前例的社会难题，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科技与制度的双重创新，开历史倒车绝不在正确选项之列。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人类变得更长寿也更健康。假定未来人的平均寿命达到一百岁，那么婚姻的本质将被重新定义：婚姻为什么一定要是永久性的呢？时过境迁之后，我还会爱他/她吗？如果答案是“不”，那么我们的永续结合究竟还存在多大合理性？

 

对此，当代人也许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谁也不能断言未来是否会出现一种球队式的有限婚姻：如果5年后，我们仍然相爱，那么我们可以续约，进入下一个婚姻周期；如果其中一人不再爱对方，那么我们的婚姻合同自动废止，好聚好散。

 

这一切都未可知。

-终-

以上仅仅是我根据《共产党宣言》所引申出的个人观点。尽管《共产党宣言》并非所有观点都能令我信服，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在我心目中的伟大地位。此外，我更想表达的是，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口号，或是思想政治课上的知识点，只要你愿意阅读和研究，并加以独立思考，任何一种知识都可能存在无穷多种角度等待着被发现。

 

也许历史深处的马克思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共产主义的影响包括但不局限于政治，它代表着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