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股份制企业 轮船招商局
第一家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条铁路干线 京汉铁路
第一所大学 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
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 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等）
第一座公共图书馆
中国红十字会
……
他是盛宣怀（1844-1916），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人。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身，当过布政使。
因受到李鸿章赏识，成为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盛宣怀逃亡了，藏进了美国驻华使馆，这一事件，迅速轰动了整个世界。这位67岁的大清国正部级干部，成为全球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
这是1911年10月27日，距离那场日后被称为“辛亥革命”的暴动，仅仅17天，其受关注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在遥远的华中地区正在进行的血腥战争。
一、逃亡者
1911年10月27日，大清国国会（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
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民意”和“宪政”的名义，不经审判程序，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要求处决一位政府高级领导人。这无疑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此前两天(10月25日)，资政院还只是要求政府罢免盛宣怀的部长职务。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电文说，资政院此举，给大清政府出了道难题：要么服从资政院的要求，赶走一位”忠诚的官员”，要么否决资政院的要求，但这相当于向宣称代表大多数人民的资政院开战。这篇电文被次日(26日)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曼彻斯特卫报》等广泛援引。《纽约时报》甚至认为，这是资政院对政府下达的“最后通牒”。
第二天(26日)，似乎并没有经过多少挣扎的大清政府，接受了资政院的“最后通牒”，下令将盛宣怀“双开”。上谕宣布： “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并行处分。
国际媒体继续跟进报道。10月27日的《华尔街日报》标题就是《中国皇室屈服以图避免革命》，可谓一针见血。与《华尔街日报》所用的字眼“屈服”（yield）相似，同日《纽约时报》的标题用的是“投降”(surrender)，《华盛顿邮报》则用的是“屈膝”(bow)，来描绘政府的妥协。
与这些相对中立的报道不同，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则发出了倾向性十分明显的报道。他认为，在压力胁迫之下解除盛宣怀的职务，实在是中国政府的耻辱，代表着这个政府的“虚弱和恐惧”。《纽约时报》在转载莫理循这篇报道时，将标题干脆改成了《这是可耻的法令》(Calls it a shameful edict)。
有意思的是，莫理循认为，被解职一事，对盛宣怀本人来说或许并不坏，因为他的身体虚弱。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唯一提到盛宣怀健康状况的。在盛宣怀1916年去世后，其子孙为其撰写的《盛宣怀行述》中，才披露了一些当时情况，似乎盛宣怀的确面临健康问题，但并不严重。看来，作为大清官场通，有着“北京莫理循”绰号的这位英国记者，或许有特殊渠道接触到更深的内幕。
而此时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却对自己被申斥并不在意，《纽约时报》说，根据接近庆亲王的人士透露，这位总理并无不悦，甚至还期望着自己也能被离职，早日逃离这个左右为难的工作。
《华盛顿邮报》还刊发了盛宣怀及政府军前敌总指挥荫昌、被革命党炸死的广州将军凤山，已经卸任和即将上任的驻美公使张荫桓、施肇基等4人的照片，题目则带有相当的调侃成分：《中国乱局中的主演们》(Chief actors in China’s troubled affairs)。
但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华盛顿邮报》标题那样轻松。资政院对“双开”盛宣怀，仍不满意，他们还想更进一步——要了盛宣怀的命。
对此，《华盛顿邮报》似乎建立了特别的新闻管道，刊登了远较其他媒体更为详细的报道。
该报记者在27日发出的电文(28日见报)中说，资政院的议员们为未能处决盛宣怀而颇感悲愤，通过了一项新的议案，要求判处这位部长死刑并立即执行。在见报稿中，该报用了一个长长的副标题：“下野的内阁部长盛宣怀，已经逃离北京，以避免暗杀，据信他已获得外国外交机构的庇护。”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继续说，据传，盛宣怀逃入了美国使馆，随后在10名外国士兵的护送下前往天津。但在该报向美国使馆查证时，使馆参赞爱德华对此予以否认。
记者继续挖掘说，当天先是盛宣怀的一名追随者，紧急造访了美国使馆，随后，美、英公使进行了磋商，并召集了美、英、法、德四国公使的联合会议，会后立即集体觐见庆亲王，对盛宣怀的安危表示强烈关注。报道说，四国之所以出面，是因为盛宣怀是与四国银团进行铁路贷款谈判的主要参与者，盛宣怀如今的处境，与此谈判极有关联，各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对他给予保护。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事后被证明属实。当天(27日)，在得悉了资政院要求处死盛宣怀的消息后，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德国公使哈豪孙、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紧急磋商，决心采取联合行动，保护盛宣怀。
朱尔典在10月28日发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急电中说，四国公使在27日联合觐见庆亲王，得到了庆亲王的承诺，绝不加害盛宣怀。而在更为详细的邮递报告(11月17日到达伦敦)中，朱尔典汇报了更多的细节：
“近来盛宣怀因争铁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败政府各大员中，实为杰出之人(雪珥注：原文是盛宣怀成为这个‘衰弱政府的肩膀和头脑’，此处从旧译)…… 资政院未知详情，而哗然争辩之弹劾，盛决不料其结果，遽至革职。但盛被此次猛击，犹照东方习惯，颇为镇静。起行之前，于夜间(26日)料理交待。然次日(27日)事势忽更大变。因资政院已传布印就之决议，请速杀此年老之大员。”
报告说，盛宣怀得知了资政院的动向后，立即寻求美国使馆的帮助，美国使馆又通告了英国使馆，于是决心采取四国联合行动。在四国公使觐见总理庆亲王时，庆亲王表示，资政院已经将杀盛的要求提交给了摄政王载沣，但载沣认为盛宣怀的处罚已经够了，应该不会同意资政院的要求。
虽然庆亲王担保，盛宣怀绝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朱尔典认为，庆亲王在谈话时，其实表露了相当的不安，担心围绕铁路问题的争论将继续恶化。于是，朱尔典表态说，资政院这种要求处决盛宣怀的决定，是十分野蛮的。
在美国使馆，盛宣怀向各国公使表示，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极为担心，希望经由天津前往上海避难。各国公使决定，每个使馆各派2名军人共8人，全副武装，由英、美使馆的汉文秘书丁家立和巴顿陪同，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没有任何资料记录表明，对于列强武装协助这位下岗高级干部“逃亡”，大清政府是何种态度，但显然，“多国部队”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唯一的麻烦，只是来自日本人。
根据10月29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7日当天，盛宣怀正好在一家日本银行谈事，得知了资政院的“死刑决议”后，他就滞留在了日本银行内，随后离开该银行，来到了美国使馆。
但根据日本的资料，盛宣怀其实从25日资政院通过罢免他职务的决议后，就已经藏身在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支行行长)的宅邸内。
显然，开始“逃亡”之后的盛宣怀，已经成为各国争相猎取的宝贝。此后，围绕对盛宣怀庇护权的争夺，各国尤其日美之间，还上演了更为激烈的秘密战争。
当夜(27日)，盛宣怀在美英德法“多国部队”的严密保护下，离开了北京。《华盛顿邮报》(29日)记载说，此时的北京城内已经谣言满天，有的说满清政府决定对汉人进行种族屠杀，有的则说皇室也在准备逃亡，但被各国外交使团劝阻……
二、急先锋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他不属于任何派系，却“总揽大政”，自然成为众人眼红的目标，再加上其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办事刻板，实际上给自己种祸不浅。
这一“逃亡”事件，显然大大出于所有人包括盛宣怀本人的预料。
此时距离盛宣怀出任邮传部部长，仅仅10个月。邮传部是个大部，综合铁道部、交通部、电信部、邮政部四大功能，而尤以铁路为大，盛宣怀则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起，一直是这个大部所管辖的范围内的“一哥”。
但在这个超级大部正式挂牌的时候，盛宣怀却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落败，被发配到了上海，以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
几经周折，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这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终于握上了向往已久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开展工作，刀锋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最熟悉也是国家战略资源投放最多的铁路。
当时全国17家“商办”铁路公司，虽然政府放手不干预，并且给予各种特殊政策，包括准许他们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收集股本金，实际上就是用公权力做保障，在民众中强行集资。但是，这17家公司却比之前的国有企业更为不如，家家腐败丛生、问题成堆，铁路建设毫无推进，巨额资金倒是不见了踪迹，实际上已经没有一家能够继续维系，不仅大大影响了作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铁路网建设，而且弄得民怨沸腾。
中央急于挽回这种被动局面，急于办事立功的盛宣怀正是合适人选。在他主持下，中央在1911年5月份宣布，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对商办公司或给予经济补偿、或换发国家铁路公司的股票。这一“铁路国有政策”，赢得了绝大多数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5月31日报道了盛宣怀的这一改革，并认为：“这是中国稳步发展的又一证据，这一法令的颁发，受到了那些真心爱国的人士的欢迎。”
但是，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因为完成集资额巨大，高管们实际上在其中已有巨大利益，一旦国有，其利益必将受损，而且之前的花账、坏账、烂账也将在审计中曝光，因此竭力反对。而亏损最为严重的川汉铁路四川公司(“川路公司”)，其高管在欢呼国有的同时，提出一个附带要求：希望中央财政为他们在上海违规炒股而亏损的350万两白银埋单，遭到盛宣怀强硬的拒绝。
川路公司高管们丧气之余，恼羞成怒，加入了广东、湖南、湖北三省商办铁路既得利益者的行列，开始猛攻铁路国有政策、猛攻盛宣怀本人。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此即所谓的“保路运动”的肇始。
但是，光为了填补自己的财政窟窿而对抗中央，显然出师无名。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11天后，中央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毕竟，铁路建设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而中国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实际上难以支持这一个巨大的投资，引进外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几家商办铁路公司的高管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讨价还价——尽管这些所谓的“保路运动”者们，后来也偷偷地与外资谈判。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在他的主持下，与四国银团的贷款谈判“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依然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这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品，其他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投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坚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三年内就能全线接通，十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遭到了“卖国”的指控。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李鸿章的嫡系人马，在李鸿章去世10年之后，盛宣怀其实没有任何过硬的政治靠山。而此时的大清官场，十分讲求门派。
显然，并不属于任何派系的盛宣怀，却“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自然成为众人眼红的目标，再加上其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办事刻板，实际上给自己种祸不浅。
在中央的竭力化解下，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的“保路远动”见好就收，迅速地偃旗息鼓，既得利益者们退居二线去享受幸存的胜利果实。但四川却因为炒股亏损实在过于庞大，只能选择与中央死磕，并且越演越烈。在成都的中心舞台上，一场“变脸”大戏越演越热闹。以川路公司高管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各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成为颠覆大局的风暴潮，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
盛宣怀对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三、替罪羊
盛宣怀在体制内更趋孤立：一是得罪了一大群大清国的“太子党”；二是他推荐的袁世凯，本来就算是他的政敌；三是荐袁之举，令那些对袁深恶痛绝的“太子党”更为恼怒。
在对付四川的保路运动中，盛宣怀是坚定的鹰派，而以年仅28岁的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也试图振作一番，他们坚信自己占着情、理、法，与“保路运动”争锋相对。端方受命率领湖北新军入川平乱，导致了武昌空虚，10月10日，武昌暴动成功。事态进一步恶化。
武昌暴动之后，盛宣怀虽没有带兵出征，却成为“平乱”的总调度，为了保护铁路桥梁、调集车辆船只、运送军需民用，可谓殚精竭虑。
甚至，为了及早实现“平乱”的目的，他还在10月20日一天内，为摄政王亲信、度支部大臣载泽代拟3份“面奏节略”(与中央核心汇报谈话的要点)：
一是《代载泽拟进兵迟速关系大局之缘由节略》，认为乱军势孤，“平乱”军事行动必须快;
二是《荫午楼宜电旨促其亲督进兵节略》，荫午楼即正在前敌的总指挥荫昌，盛宣怀指责他一味观望，坐失良机，并建议中央立即撤换;
三是《袁世凯宜明降谕旨催其赴鄂节略》，盛宣怀建议中央起用袁世凯，代替荫昌。
这3份节略，其实令盛宣怀在体制内更趋孤立：一是得罪了自视甚高、在德国学习军事回来的荫昌，而荫昌的背后，是一大群大清国的“太子党”；二是他推荐的袁世凯，本来就算是他的政敌，当然也不会领他的情;三是荐袁之举，令那些对袁深恶痛绝的“太子党”更为恼怒。
10月23日，盛宣怀再度亲自上奏，要求中央降旨严饬荫昌亲临前敌，加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建议对前线将领实行“重赏严办”的问责制度。
而此时，已经实际上成为孤家寡人的盛宣怀，也遭到了别人的“问责”。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国有方案只是为了其满足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的铁路国有采取不同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当然，这又是风闻而已。
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钧，何事尚不可为?”“方今主少国疑，而有大臣奸横如此，苟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恐君权陵替，后患更何堪设想。”将盛宣怀的问题，上纲上线到篡班夺权的高度。
危险在一步步地逼向盛宣怀，并终于在10月25日的国家议会“资政院”的会议上，达到了顶点：资政院通过决议，要求政府罢免盛宣怀的一切职务。
当晚，盛宣怀居然还在写长篇辩护词，逐条反驳议员们的指控，并“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作为在官、商两界厮混了一辈子的人精，作为一直以来行走在风口浪尖的“急先锋”，盛宣怀居然在这关键时刻显示了自己幼稚的一面：毕竟，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从来都是只讲实力而不讲道理。
果然，盛宣怀自请辞职、体面退场的要求没人理睬，中央毫不犹豫地将他抛了出来：革职、永不叙用。这在大清国的纪律处分中，是最为严厉的一档，再往上就是追究刑事责任了。而资政院的议员们依然不放过他，直接诉诸最严厉的刑罚：死刑。
至此，盛宣怀彻底走入了里外不是人的“猪八戒困境”：在“革命者”眼中，他是最为凶悍而坚定的反革命者，甚至比荫昌、载泽这些皇族贵戚都要凶悍而坚定，这令他的资产在民国成为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而他不惜鞠躬尽瘁试图挽救的这个政权，却短视而冷血地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希图以此迟滞大厦崩溃的速度。
在清末民初的世代交替中，甚至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改朝换代的关头，能如盛宣怀这般、走到如此绝境的人物，其实并不多见。如果没有那些自称还讲些“义气” (honor bound)——《华盛顿邮报》说，四国联合营救盛宣怀，就是为了这个honor bound——的老外们，盛宣怀恐怕也要如同端方、赵尔丰一样，成为辛亥年祭坛中的一滩血泊。
盛宣怀的儿孙们记录到，在流亡日本的第一年，盛宣怀一直住在神户的盐屋山地，穿的和服上挂了颗小印，上刻“须磨布衲”四字。每天，他都要写点日记，令后人好奇的是，逃脱了绝境的盛宣怀，究竟都在为自己写些什么呢？
顺便提一句：
盛光祖，最后一任铁道部部长，是盛宣怀的曾孙。当年曾祖盛宣怀因为铁路事件而避祸去国，后有曾孙盛光祖因为铁路改革见证了铁道部的消失，也算是盛氏与中国铁路的不解之缘了。
盛氏后人比较出名的，还有诗人邵洵美，是盛宣怀的外孙，其母亲盛樨蕙是盛的四女儿。钱文忠，其夫人盛勤，是盛宣怀的曾孙女。
前传
前言
盛宣怀逃亡的导火索，正是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
清朝的铁路政策最初是国有，但是又没钱修，所以就向西方列强借钱。庚子国变之后，出于对列强的愤恨与恐惧，全国的舆论导向都是要求由国人自己来办铁路，“不借洋款”成为爱国的标志，再加上官办铁路垄断资源，容易产生腐败，因此在1905年到1906年，神州兴起了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后来成为焦点的川汉铁路就是在此时从官办转为商办。
但是商办铁路同样有很多弊端，第一是铁路需要全国统筹，统一规划，项目分批分期逐步上马才行，当时粤湘鄂川各省一哄而上非常混乱，进展缓慢；第二是中国的民间资本尚不成熟，粤湘鄂的股份都是以商股为主，而四川的商股只占总股份的20%；第三是很多地方官商不分，特别是四川的地方官锡良打着“不招外股，不借外债”的旗号，搞强制摊派政策，铁路公司股份主体是租股（抽租之股简称租股，是摊派在全省农户头上的股份。农户凡年收租1200斤粮食以上者，按其当年实际收入的百分之三抽取“股金”。1910年底川路公司收入股金1198万两，其中租股928万两占总股本的77%），相当于四川地方政府向全体农民征收铁路税，而收益归地方官绅；第四是川路公司腐败严重，1910年公司负责人在上海炒橡胶股票亏损300多万两。
鉴于商办铁路的极度混乱状况，1911年5月9日，这是清廷责任内阁出炉的第二天，也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入阁担任邮传部大臣的第二天。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出台这一政策的初衷基本可以归纳为“要想富，先修路”，算是一项惠民政策。在铁路国有政策推进的过程中，粤湘鄂铁路的股权问题得到顺利解决，但四川铁路公司完全是个烂摊子，各方矛盾极为尖锐，最后成为大清政权更迭的导火索。
得罪特殊利益集团
你砸别人的饭碗，别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锅，区别并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实力。
作为一位精通显规则及潜规则的政治高手，盛宣怀显然不可能不知道有很多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比如铁路国有，虽然大可作为，但是，绝对不能得罪特殊利益集团。大清国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讲理的国家，如果不能“花花轿子人抬人”，那就只能讲究丛林原则，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砸别人的饭碗，别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锅，区别并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实力。
盛宣怀通常是只讲实力的，而这回，碰巧实力和道理都在他的一边，他自然更是得理不饶人。当年，载泽、端方等考察欧美宪政归来，认为立宪政治“利国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这和当时的铁路国有政策几乎完全一致，唯一不利的，就是之前寄生在铁路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盛宣怀乃至整个大清朝廷，唯一的错误就是：仁政所能惠及的广大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改革所要伤害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却是掌握了资源、话语权、以及斗争技巧的富有战斗力的团体。
川路公司的国有化进程，特殊利益群体为了获得政府对300万两违规炒股损失的认可，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激进势力加紧渗透，离间官民。这三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
激进势力的介入，令一池浑水变得更为浑浊。随着四川各地暴动纷起，连遥远的南京也在9月份出现写给盛宣怀的公开信。这封署名为“革命右军雷行”的匿名恐吓信，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酷烈寒光，信中说：“汝坐拥高官，只知剥削民膏以肥其身。今川民之变，汝激之也。川民恨不食汝肉而寝汝皮矣。本军指日北上，定取汝首级，以谢川民。”
但是，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天下烽烟四起，把责任推给办实事的盛宣怀，成为最为简捷有效的卸责方式，如同甲午战争之后，责任都必须由唯一干事的李鸿章来承担。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方案是为了满足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遂将先朝谕旨，一改取销”。盛宣怀的因省制宜的补偿政策，则被指控为导致“人心愤激、大起风潮”的原因。这位显然没有理清基本事实脉络的言官，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铁路依然商办，已开工者照常动工，未开工者迅速赶造，股款不足，则由国家补足。这一方案，与晋惠帝听说百姓无粮，却质问“何不食肉糜”相差无几，然而，晋惠帝是为了躲避权臣而装疯卖傻，这位御史莫非是为了扳倒权臣也在装疯卖傻？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认为川鄂动乱主因并非“赵尔丰之操切罗织、瑞澂之弃守潜逃”，而是“横绝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怀。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钧，何事尚不可为？”
穷途末路
盛宣怀破了不少人的财，他们准备要取盛的人头作为补偿……
御史们的指控，盛宣怀自然可以当做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但来自资政院的攻击，则是直接而致命的。
10月25日，资政院第二次会议，盛宣怀将成为会议讨论的主题。在操控之下，议会指控盛宣怀四条罪状：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兵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这几条罪，“按律当绞”。
全体一致通过对盛宣怀的弹劾案。
当日（10月25日），前去列席议会的下属，从资政院带回了会议记录，盛宣怀“展读之下，不胜疑诧”：“干路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1000万元，谓为卖国；擅调兵队，谓为跋扈；革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几乎每项罪名，他都无法接受。于是，盛宣怀在当日及次日，用两天时间写就了答辩状：
——张之洞生前所订合同，年初时由四国银行向外务部催促批准，而批准之前，必须先完成铁路国有，取消商办，否则中央政府既非铁路所有者、借款又无法获得抵押物。邮传部与外务部、度支部多次商议后拿出了铁路国有方案，总理、副总理均签字同意，然后报请摄政王以圣旨名义下达。因此，“侵权”的指控不能成立；
——对外借款协议，张之洞生前即已签字，只是还需经过朝廷正式批准认可，而邮传部的任务就是修改其中的一些条款，这本是前任部长唐绍仪的未竟工作，等盛宣怀接手时，资政院已经闭会。当资政院召开临时会时，摄政王以上谕这一最高文件的方式，解答了资政院对这笔借款的任何疑虑，明确表示不必在资政院临时会上讨论，各部门只需将相应文件准备妥当，在10月份（农历九月）的资政院常会上提交表决即可。因此，邮传部毫无“违法”之处；
——至于日本借款1000万元，因日本未被包括在四国银行团内，“稍予体面，以顾邦交”，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此事细节已经交付阁议，并转咨资政院，请归入“四年分”（宣统四年，即1912年）特别预算，资政院本有全套文件，一查可知，“卖国”之控毫无理由；
——至于擅自调兵，盛宣怀辩解，邮传部无非是为军方准备交通工具、转递电文通讯而已，无权也无可能介入军队调动，“跋扈”之说，也不成立；
——至于川路补偿款项细节，因四川方面一直未能查明细账并申报中央，一致未能最后落实，绝非“一概不予承认”；而至于川路公司在上海违规炒股的巨额亏损，经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稽勋做工作，中央也已同意承担，这在公开文件中有详细记载。至于川省动乱，已经查获的叛乱文件及接济军火等文书，显示动乱另有原因，并非铁路引发，“祸首”的罪名，也不能接受。
盛宣怀在否决了全部指控后，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但是，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盛宣怀的认真辩解，显得有些幼稚和可笑，对手根本不屑一顾。令人寒心的是，资政院弹劾案已上，巨大的压力居然迫使摄政王载沣和内阁当天（10月26日）就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该衙门议处。”
“辜恩溺职”的罪名并不重，但“双开”的处罚是极其严厉。问题在于，议会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还想要盛宣怀的命。英国公使朱迩典在发给伦敦的电文中记载道：“近来盛宣怀因争铁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败政府各大员中，实为杰出之人……资政院未知详情，而哗然争辩之弹劾，盛决不料其结果，遽至革职。因资政院已传布印就之决议，请速杀此年老之大员。”于是，在美国公使倡议下，四国公使进行干预，将盛宣怀转移出北京。对于资政院的决议，英国公使朱迩典嗤之以鼻，他认为资政院要求铁路国有及借款应交其决定，虽然没错，“但其结果，不过乱事继续不绝而已”。
其实，在25日资政院发出弹劾奏章之后，盛宣怀就已经搬入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的宅邸，躲避风头。随即，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出面，动员美国使馆，才策动四国公使出面保护。四国及日本，为了争夺盛宣怀，还发生了一场平静的角逐，从盛宣怀离京赴津的火车选择、奔赴青岛的轮船安排等，都互相较劲。
而盛宣怀最初选择日本的庇护，就是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并帮助他本人脱离困厄。日本也认为盛宣怀关系到日本的在华利益，其首相山县有朋亲自要求外务大臣：“盛宣怀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时帝国政府即应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日本政府特派三井物产公司北京支店长高木陆郎，伴随盛宣怀，“不论其前往何处，均将随行到底。”10月30日，盛宣怀乘德国商轮“提督”号，由天津经大连转往青岛，但日本人经过积极的工作，以盛宣怀必须去日本治病为理由，将盛宣怀从德国庇护下转移到日本内地。
盛宣怀在日本神户住了一年左右，1912年10月返回上海。1916年4月27日，71岁的盛宣怀病逝于上海家中。
小结
回望历史，四川保路运动并非象民间流传版本所述，是因为盛宣怀推动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侵犯了民众的利益，而是清政府沉疴痼疾，已经积重难返，寄生铁路项目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把民众煽动起来，最终导致社会失序。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盛宣怀在中央政府财力和控制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采取了按章办事的强硬处置态度，导致矛盾不断激化；四川地方大员刚愎自用，士绅贪婪之极，官绅合流将矛盾焦点转移到邮传部和盛宣怀；四川农民没有任何发言权和利益代言人，先为修铁路负担沉重，后又无从了解处置方案，只能成为被煽动利用的一方。
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关键时刻，爱国主义通常会成为群众运动最有力的武器。当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的消息传到成都，《蜀报》上登出《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的文章，怒斥盛宣怀之声立即响彻蜀中大地。邮传部大臣和四川总督的权力之争、四川官绅和四川百姓的利益之争，演化为四川百姓和清政府的利益之争。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历史大变革时代，当群众运动兴起，越是办实事求实绩的官员，越是容易成为被问责的对象。盛宣怀的逃亡，只是大清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过程中的一朵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