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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4月14日，一个名叫卢魁先的孩子，出生在四川省合川县一个小商贩家庭，出生的时候没有任何天象异常记录。
卢魁先7岁进入私塾接受启蒙，然后转入当地瑞山书院读书，尽管其成绩优异，但由于家境贫困，1907年他不得不辍学，此后再未进入任何正规学校学习。
卢魁先的辍学并不奇怪，在连续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末的中国，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处处都是惊人的贫困。受过一点教育的卢魁先，很快看出来了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于是开始接触革命学说，加入中国同盟会，变成了“革命救国”的热血分子。
1908年，卢魁先将名字更名为卢作孚，他说，最想把自己变成炸弹，炸醒全国人民。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满清灭亡，中国进入民国时代。卢作孚来到成都，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的编辑、主笔和记者，写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章，变成了一个文人。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卢作孚已经身为《川报》社长兼总编辑，卢作孚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并努力在四川开展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可惜，随后不久四川陷入军阀混战，事业夭折；待军阀战争停止后，他借助于当时四川军阀杨森的支持，再次开展通俗教育，但很快又再次夭折……
这让卢作孚明白，军阀混战的中国，“教育救国”被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他并不孤单，当时的文化名人晏阳初、梁漱溟等也先后在“教育救国”理念上掉入深坑。卢作孚的不同之处在于：深入接触四川各阶层之后，他深刻的反思到经济对人、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于是转向“实业救国”，而交通运输业则被他认为是“百业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