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為何喜歡亂世討厭盛世？
北大的一批教授學者，包括錢理群，陳平原等輩，課堂內外，字裏行間，時常充溢著對晚清民國時代的艷羡之情。在那個時代裏，不論是北洋軍閥，還是黑社會頭子，都對知識分子小心伺候，恭敬有加。
他們認為，那是一個思想閃光的時代，那是一個群芳競妍的時代，那是一個大師如雲的時代，那是一個哲人輩出的時代。那個時代的教授，地位尊顯，待遇優厚，一月三四百大洋，足抵洋車夫十年的所得；胡亂塗鴉一篇小文，便可胡同裏買座四合院，食有魚，出有轎，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与秋冬。
他們有些遺憾自己沒有早生幾十年生活於那一時代，否則他們一定有機會成為陳獨秀，蔡元培，辜鴻銘，梁實秋，魯迅，胡适，王國維，朱光潛，林語堂，陳寅恪，錢鐘書，馮友蘭中的某一位，或者与他們一樣學貫中西，腳踏今古，指點江山，叱吒風雲，嘲諷軍閥，叱罵總統，名噪世界，位列仙班的一代“大師”。
而在共產黨締造的太平盛世裏，他們頗感失落，除了皓首窮經尋章摘句混個教授職稱外，就只能唾沬橫飛粉塵彌漫一輩子做個窮教書匠，收入不如失足婦女，地位不如門下學生，住在桶子樓，行在單車道，實在有點潦倒寒酸______一個不檢點，還有可能被自己的學生告發，成為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口中的“老九”。
他們甚至加以引申，說，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兩個時代，一個是民國時代，另一個就是春秋戰國時代，因為這兩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享有最無限制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所以，民國涌現了大批學貫中西的哲人大師，戰國成就了群星璀璨的諸子百家。中華三千年文明的基石就奠定在這兩個時代，後來各朝各代的所謂“學術”，無非是給這兩個“偉大時代”的輝煌著作解經作注而已。
可是在知識分子眼中的這兩個“聖哲輩出，大師蜂涌，思想激蕩，學術爭暉”的時代，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又是另一番什麼景象呢？
春秋戰國時期幾乎年年打仗，年年死人，一次長平之役，便活埋40萬人，人民“易子為食，析骨為炊”，更是家常便飯______這是個不折不扣的“亂世”，自不待言。而北大教授們所歆羡的所謂“民國時期”，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且不說軍閥混戰，軍民死了多少人？蔣介石“4·12”清黨政變，又死了多少人？炸開黃河花園口阻遏日本人進攻，又死了多少自己百姓？單是日本攻陷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就有30萬人喪命，這是連國民黨和國際社會都不否認的事實。至於四十年代天災加戰亂，民國政府餓死的人口，幾個3000萬都不止吧？而美國人單救朱自清等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卻放任億萬百姓死亡______這是連朱自清都不願生活的“民國時代”_____這個時代雖然成就了錢鐘書和他的不朽《圍城》，但對於億萬人民而言，這“圍城”內外就是人間地獄。
這兩個“史上最輝煌”時代的共同特征，就是諸侯割据，軍閥混戰，盜匪頻出，奸人游蕩，烽煙四起，戰火橫生，餓殍遍地，血流漂杵，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嗚，人民流离失所，百姓朝不保夕，對於人民大眾而言，是切切實寶的悲慘世界。
然而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既沒經厲過戰亂，甚至也沒真正品嘗過飢荒的太平盛世的讀書人們和“公知”們，卻“夢回吹角連營”，一心一意“宁為亂世狼，不做太平犬”，要回到“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和“大師輩出”的民國時代。這是一种什麼心態？
這种心態似乎證明著：知識分子的利益，因利益而決定的立場，以及因立場而形成的觀點，是与勞動人民和社會大眾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根本對立的，也是与政治家“河清海晏”理想和國家“長治久安”目標根本對立的。
韓非子說：“君之利在江山一統，臣之利在社稷分崩；君之利在國家安定，臣之利在天下亂危；君之利在政通人和，臣之利在朋比為奸；君之利在有能而任官，臣之利在無勞而得祿，君之利在選德任賢，臣之利在結黨營私”。其實，知識分子与平民大眾之間在利益上的不一致和沖突，与君臣之間的利益沖突很像。如果比喻得再直白一點，它就像病人与醫生的關系：病人希望醫生手到病除，但醫生肯定希望你的病拖得越久越好_______既不想你早癒，也不願你早死。
知識分子們為什麼不喜歡太平而喜歡亂世呢？因為世道如果太平的話，蘇秦張儀之徒便只會“妻不下席，嫂不為炊，父母不与言，兄弟翻白眼”地做永遠的屌絲，而且永世不得翻身；姜太公只能永遠當個漁民，終身垂釣渭濱；諸葛亮只能一輩子“躬耕南畝”，永無出頭之日；陶淵明要麼“采菊東篱”，要麼“為五斗米折腰”，沒有第二條出路；伯夷叔齊只能“采薇而食”，餓死首陽。總而言之，在人民大眾安居樂業的太平盛世裏，知識分子是找不到出人投地的機會的，所以他們必然喜歡動亂和分裂。
在這樣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裏，英雄要問鼎，豪傑要逐鹿，土匪要爭霸，流氓要自強，一般都不敢得罪這些腹有詩書，胸藏韜略，心懷機變，舌含利忍的讀書人______這就難怪軍閥，土匪和黑社會老大都對他們“禮賢下士”了。
只有在這樣的亂世裏，手無縛雞之力的小矮人晏嬰才有“二個桃子除掉三名悍將”的機會，孫武子才有十三篇《兵法》換來連殺兩名美女的權威；只有在這樣的亂世裏，“父不以為子，妻不以為夫”的窮屌絲蘇秦張儀等才有“安居而天下熙，一怒而諸侯恐”的顯赫地位，李斯，尉繚等原本吃屎的瘦弱廁鼠才有“衣服飲食皆与皇帝同”的“米倉老鼠”的榮遇；也只有在這樣的亂世裏，諸葛亮才有機會由一個“躬耕南畝”的農民，得到“鞠躬盡瘁”的待遇。
漢朝的東方朔寫了篇《答客難》，很形象地說出了知識分子在太平盛世的尷尬處境和在戰亂時代的無限機會：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
所以，知識分子口口聲聲說他們代表廣大百姓利益，為人民大眾利益鼓与呼，其實都是假話_______他們誰的利益也不代表，他們只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且他們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是相反對的。這就決定了，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常常是反人民，反國家的，因而是反動的。
毛主席說，“知識越多越反動”，看來是很有道理的，怪不得從秦始皇到明太祖，從康熙帝到毛主席，大凡結束亂世走進太平的盛世聖君，幾乎別無選擇沒有例外地不得不發動一場“焚書坑儒”的運動或者“文字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