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我绑架了女邻居，没干啥，一起听了三天录音机 都是国货2018-11-09 23:34:32
离婚后我绑架了女邻居，没干啥，一起听了三天录音机
前几天看到这么个新闻，杭州一位大爷，晚上总能听到楼上传来各种动静，一气之下，自制了三个“震楼机”反击，直接让楼上邻居深夜崩溃报警。
警方后来了解到，这位大爷患有神经衰弱症，偶尔会出现幻听。
刘焱之前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当事人，此人对声音极度敏感，能通过响声知道楼上的姑娘此时在做什么。凌晨三点，当熟悉的高跟鞋声又一次响起时，他失眠了。
面对刘焱的询问，他多数时候表现得像个神棍。说自己小时候能和喜鹊对话，长大之后能听到别人内心的声音，而且这些声音都是夸他的。
他是家人朋友眼中的骄傲，唯二两个见识过他怪异一面的人里，一个和他离了婚，一个在他失眠的那晚，被掐着脖子拖进了房间。
事件名称：幻听杀人事件
事件编号：罪行11
亲历者：刘焱
事件时间：2014年7月-2014年12月
记录时间：2018年10月
幻听杀人事件
刘焱/文
2014年10月，我推开看守所会见室的铁门，里头坐着一个双手被拷住的男人。
他叫贺达喜，是我的当事人，检察院已经对他提起公诉。
被捕前，他非法拘禁一个女人长达3天之久，而最后一天发生的事，使他身陷铁窗。
这是我们第二次会面。贺达喜明显有些兴奋，语速很快，即使戴着手铐，说话依然不断比划手势。此时此刻，他正对我挥舞着双手：“你应该听说过，我小时候能和喜鹊对话，它听得懂我说话，我也知道它说什么。”
我挥了挥手，假装起身：“不要再说下去了，如果你坦诚一点，我们倒能多聊几句。”
他没有说话，只是打量了我一眼，随后把双手放到桌底。
其实我有些紧张，之前的会见里，贺达喜非常不配合，甚至胡言乱语。现在如果要将辩护引导至有利的方向，我就必须知道有关他的事儿，比如说——在女人被囚禁的三天里，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
3个月前，一位穿着时髦的女人推开律所大门，她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地说自己要请律师。
我来到女人面前，她打量了我一下，“一个斯文败类。”
虽然这句话是很小声的自言自语，但我还是注意到了，让女人说话放尊重点。
她连忙拿掉墨镜向我解释：“我看你穿了正装，恍惚认错人了，真不是说你。”
我向女人问了些情况，得知她叫胡婷，23岁。她再三跟我解释，那句“斯文败类”是指她的前夫贺达喜，24岁，现在正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我说她已经离婚，根据法律规定，必须是近亲属才能委托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胡婷尴尬地笑了一下：“看来我还是得回他家一趟。他父母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自己儿子是个宝，从小到大，都是给他们脸上贴金的。这下还得怪我，说如果不是我和他离婚的话，也不会出这样的事。”
接着，胡婷又好奇地问我：“你是不是对声音特别敏感，晚上经常失眠。”
我否认了，那句斯文败类，是我看她口型猜出来的。
“我前夫不用看嘴唇，就能听到很细微的声音。想起来真有点害怕，要是跟他再耗久一点，可能出事的就不是楼上的女生，而是我了。”胡婷又一次戴上了墨镜。
几天后，我前往贺达喜的居所取证，那里正是案发地。
刚进小区，我就看到公告栏贴满业主的各种控诉：垃圾堆成山，电梯坏掉也没人修，安保人员跟摆设一样。
还有几个人正在旁边骂开发商，说什么狗屁精装房，不知道怎么通过验收的，全是豆腐渣工程，房间的隔音做得跟挂帘子差不多。
我问他们5栋一单元怎么走。其中有个中年人看了我几眼说，你不是来买二手房的吧？
我表明自己是律师。他们点了点头说，“那就是了，现在一般人不敢往那个单元走。”
贺达喜家的编号是701，门上贴了公安机关的封条，外墙遍布裂缝，上面只涂了层白石灰就算维修过了。
该楼层有四户人家，我逐一敲了门，只有一户有人。那是一对退休了的老夫妇，他们告诉我，其余住户在701房间出事后，都搬走了，他俩以前是医生，不在意这些。
奇怪的是，夫妇俩居然对我这个罪犯的律师很热心。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对贺达喜很有好感，说这小伙子平时愿意帮忙，而且彬彬有礼。
老夫妇还领我上楼见了802房的住户，那是他们的侄儿。侄儿表示可以出庭作证，他和被害女生同一楼层，说该女生确实经常晚归，而且半夜房间的动静很大，影响到了其他住户的休息。
我记录下这些信息，心想这或许可以作为贺达喜减轻处罚的理由。
只是再次回到贺达喜家门口时，我看着黑洞洞的房门，心里不安，仿佛听到了那位20岁女生的求救。
鉴于胡婷只是贺达喜的前妻，我让胡婷开车领着我去了趟贺达喜老家，一来是让贺达喜父母签委托协议书，再者可以了解他的成长轨迹。
我们刚下车，贺达喜的母亲不由分说就叉腰指手。她把我当成了胡婷的对象，骂我们恬不知耻，尤其骂胡婷更不是个东西，先是“抛弃”贺达喜，又在贺达喜“遭人陷害”的时候带“野男人”过来耀武扬威。
我拿出证件和材料，对贺达喜父母说，自己是律师，如果他们对我有什么不满，可以另请高明。胡婷不知什么时候进了驾驶室，发动车子，对我喊，这些人不领情就算了。
这时，贺达喜的母亲又跑过来，拉住我的公文包说去屋里坐。
进屋后，我还没坐下，她就开始夸自己的儿子，说贺达喜从小就聪明，成绩好，懂事孝顺，别的小孩都以他为榜样。
说话间，贺达喜的父亲又带来许多人，他们七嘴八舌，但意思大概都是贺达喜文质彬彬，平时从不给家里惹事，对别人有求必应。“他绝对不会杀人，一定是有小人妒忌，律师你要告诉政府，贺达喜是对社会大有用处的人。”
贺达喜的父亲补充道：“对，万一再有个什么金融风暴，一定用得上我儿子。”
在他们眼里，贺达喜是最优秀的，从小是天才，考取了名牌大学，进入银行系统工作。以至于后来犯下这桩案件，也是因为和胡婷离婚，因为悲伤失去理智而犯下大错。
实际上，离婚对贺达喜最大的影响，只是让他的失眠症愈加严重。
离婚后的4个月里，贺达喜没睡过几晚好觉。
他留下了前妻胡婷的一套衣物，没事就拿出来，点上一根烟，对着衣服发愣。
过去和前妻生活的片段不断在他眼前闪回，那滋味儿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就觉得结婚后自己的不完美都暴露了，哪里都没做好，她也不像结婚前那样夸我了。”
贺达喜甚至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不是对的：“在外头那么辛苦有什么用，一回家原形毕露，到最后连老婆都守不住。”
虽然这样想着，但他还是很难说服自己。这不仅是否定了曾经的人生观，更代表他进入社会的这些年里，干的很多事都是多余的，“那不就等于努力全白费了吗？”
他试着找朋友谈心，但翻开手机通讯录，也没找到几个关系好的人。他只好给几个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亲戚朋友打去电话，结果没说多久，对方就表示要睡觉了。他很礼貌地挂断，然后将手机摔了出去：“妈的找我帮忙的时候我不用睡觉啊！”
难熬的不止是夜晚的睡眠时间。白天上班，他很绅士做派地帮女同事开门，也会突然心神不宁：“要是被她（前妻）看到了，会不会觉得我很虚伪、恶心。”
案发当天的晚上10点，贺达喜彻底合不上眼了。他在朋友圈里看到，自己的前妻正和新男友手牵手，“那个男人又黑又矮，我还不如这种人吗？”
贺达喜压抑住怒火，提醒自己要保持绅士风度，于是在前妻的照片下留言：“祝你幸福。”
五分钟后，这条朋友圈被前妻删了。
贺达喜浑身焦躁，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向墙壁打了一拳，但是手很痛，只好拼命揉。“分是分了，多少有点情分的吧？”
直到凌晨3点，贺达喜不再自我拉扯，躺在床上稍微有了点睡意。
“咚咚咚”，熟悉的高跟鞋敲击地面声又响起了，贺达喜厌烦地看了眼天花板，翻身下床，摔了一通家具。他早就不想忍了，决定今晚一定要和楼上这位邻居“沟通沟通。”
现在，他要推开家门了。
接下案子的第五天，我在看守所会见了嫌疑人贺达喜。
他的黑眼圈很严重，翻着白眼，跟神棍一样，一副迷迷瞪瞪的样子，估计睡眠还是没有调整过来。
他先是费力地拉了拉衣服，然后挺直身子，做出甩头发的动作。当他意识到自己被剃了光头时，又故意打了个哈欠化解尴尬。
最终是我先开的口，问是不是有人故意不让他睡觉。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反倒抻着嗓子说：“你信不信我听得到你内心的声音，你一定看不起我。”接下来他说的话颠三倒四，一会讲自己在外头的人缘怎么好，怎么一呼百应；一会又说自己多可怜，一个人踽踽独行。
我看贺达喜这幅样子，便问他是不是有过吸毒史，或者服用过抑制精神分裂的迷幻药剂。我必须了解当事人的情况，才能准确地定下辩护思路和辩护技巧。
这句话说完，我死死地盯住了贺达喜，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微表情。
他脸庞上抬，眼睑缩成一条缝，问出了句似是而非的问题：“吸毒史和服用过迷幻药剂，对我的辩护有利吗？”
我有些疑惑，刚刚他确实显得有点精神问题，只是谈到辩护，这话风也切换得太快了。
我想，这对于庭审来说，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但还是告诉他，如果没有吸毒史，最好不要乱说，平时有服用抗抑郁的药物的话，可以作为证据。
他挪了挪身子，低下头，马上又抬起来：“你不要因为我的精神状态看不起我，不信去问问，外面的人不会说我半句坏话，我在看守所都能听到他们鼓励的声音。”
看得出来，他非常在乎自己在外头的名声。所以我说：“是的，我没有听过别人说你半句不好。”
“你不真诚，你在敷衍我，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的。”他一直盯着我看。
过了会儿，贺达喜问我：“你信不信，我把她抓起来，只是想教她做人，不要吵到邻居。”
我略微点了点头，为难地说了一声“信”。
贺达喜这才告诉我，他住的小区房间隔音效果很不好，女生经常半夜一两点才回家，要么是踩着高跟鞋咚咚响，要么就是到家放水的声音时断时续。“我都能通过响声知道她在做什么。”
刚离婚那段时间，他试图和女孩沟通过，语气异常谦和：“我是你楼下的邻居，睡眠很不好，经常被你吵醒，能不能晚上回来的时候声音轻一点？”
女孩“哦”了一声，就把门关上了，之后依然我行我素，有时还故意踩着高跟鞋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惹得她隔壁的一位邻居报了警，警察过来之后，随便劝说几句就走了。
在之后的夜里，面对天花板传来的噪音，贺达喜只能干瞪着眼，把头埋进被子里。
我和贺达喜的第一次会见，只聊了这么多。
他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喜欢戴着面具生活。如果要了解这样一个人，我还是得去找他前妻，只有朝夕相处的枕边人才能看到最真实的样子。
在一家茶馆，我再次见到了胡婷。
她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来找我的，因为他会想方设法把你绕晕，直到你放弃挣扎，承认他是一个好人。”
胡婷告诉我，这些年她最深的感触就是恐惧、孤独。
贺达喜确实是被人从小夸到大的。他以前的老师同学都是说他绝对是人中龙凤，不论是学习还是为人处世，都是佼佼者，别人解不开的难题，他只要稍加思索便能迎刃而解。尽管他是班里的尖子生，但从来不摆架子，还总是抢着干脏活累活，连续几年都是学生会主席。
就连他和胡婷结婚的时候，那边的人还不忘夸胡婷好福气，找了这样一个完美老公——毕业于名牌大学，在银行工作，脾气好，懂得心疼人。这些，在结婚之前，胡婷都很认同，“不然也不会嫁给他。”
贺达喜在追求胡婷的时候，笔记本上会记着胡婷的喜好，在她的生理期更是呵护有加。
胡婷一开始莫名地觉得有点不踏实，但是大家都说这个人值得托付一生，也就定了下来，在2013年8月与贺达喜结了婚。
婚后几个月，胡婷发现身边的这个“完美老公”有点怪。有时她睡觉翻身，贺达喜就会醒过来。
好几次，她一回头，发现贺达喜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问他话，也不回答。第二天，贺达喜又像没事一样，帮胡婷挤好牙膏，泡一杯牛奶放在床头。
她试图引导过贺达喜，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病，都被笑着否认了。
后来贺达喜的症状愈演愈烈，就连听到门外电梯的声音，他都会焦躁不安，说恨不得把电梯给炸了。
除此之外，贺达喜的性格越来越偏激。有次他们朋友聚会，贺达喜因为一个问题和朋友起了争执，胡婷认可那位朋友的观点，说了几句自己的看法。贺达喜微笑着说要捍卫每个人说话的权利，
结果回到家，他收起笑容，深吸一口气骂道：“臭*****，居然向着别人。”
半年后，胡婷实在忍受不了贺达喜的种种反常行为，提出了离婚。
然而胡婷离开后，贺达喜对于声音的困扰并没有消失，反倒随着楼上新搬来的女生愈演愈烈。
案发当晚凌晨3点，贺达喜正为前妻另寻新欢的事所困扰。好不容易有了点睡意，却再次被高跟鞋的声音吵醒。
这次他实在难以忍受，气冲冲地上楼敲开女孩房门。
女孩一开门就骂，“你有病吧，大半夜不睡觉，鬼敲门，就你耳朵尖，不会往里面塞棉花吗？。”
贺达喜看着矮自己两个头的女生，转头就下楼了。“要不是我从来不打女人，肯定揍你一顿出气。”
回到房间里，楼上又砰砰作响，他气不过，拿起撑衣杆不停地敲打天花板。
后来在会见室里，他回忆起这一幕，觉得非常快乐。
他这样跟我形容：“我敲得很有节奏，小星星你知道不？兜兜嗖嗖啦啦嗖…”
我当时难以理解，这人用撑衣杆敲天花板会感到快乐？
但在之后的会见里，随着贺达喜的坦白，我渐渐相信，那时他可能真的很开心。
距离接下案件的3个月后，我与贺达喜进行了第2次会见。此时检察院已经对他非法拘禁、故意杀人一案提起公诉。
即将对簿公堂，这次贺达喜在我面前表现正常多了。
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抢着说，肯定对不起被害人，一定要积极赔偿，打算卖掉房子。说完他眼巴巴地望着我，想让我帮他一起做这些事。
“我会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吗？”他的声音几近呜咽。
“政治权利肯定是没有了的，至于量刑，得靠我们尽力。”我只能这么说，他虽有自首情节，但司法精神鉴定报告上面显示他作案时无精神病，负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说到那份报告，贺达喜追问了我两次，能不能帮他申请重新做一次。我说不是不可以，但意义不大。
谈完精神鉴定的话题，我对他抛出了自己的疑虑：一个大家都夸的好男人，为什么会闪婚闪离，随后这个好男人还杀人了，还非法拘禁了被害人3天。最奇怪的是，他还是个优等生，老家的人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贺达喜听完焦躁不安，对我吼了一句：“我他妈到现在都不知道优等生到底该做什么事！”
我没有生气，反倒希望他能直来直去，至少这样，我不会被他带入错乱之中。
他意识到自己失态后，抬起双手扇了自己一耳光，只是几根手指碰到了脸。他想再扇时，被我制止了。
他再次向我说对不起，平复了一下情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应该也是优等生吧？你以前是怎么过来的。”
我说我算不上什么优等生，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甚至工作中，总有人压着我。
“那如果有人欺负你呢？”
“这我可不干，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个混混欺负我，我提着刀追了他好几圈。”
就这么两句简单的对话，让贺达喜沉默近10分钟，等他抬头的时候，红着眼圈：“如果当年我能像你一样早点释放自己的脾气的话，就不会出现今天的事情了。”
贺达喜小时候虽然招大人喜欢，但是小孩都很烦这种“别人家的孩子”。有一次，孩子们把他围住，每个人都打了他一巴掌，扒了他的裤子。
当时贺达喜趴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块，想砸烂其他人的头。“结果一想到，我是好孩子啊，马上就松手了，回家路上还看了一遍课文。”
此后，坏孩子开摩托，谈恋爱，经常被骂。贺达喜明明很羡慕，却又不敢逾越一步雷池，变得越来越懂事，谦卑。他唯一干过出格的事，就是上高中时，喜欢上一个女生，下晚自习后从后面抱了一下她，马上就跑开了。
事后他既羞愧又兴奋，说好想当面抱一次，告诉她自己喜欢她。但是这样的话，他们的事就会传开，他就不再是大人口中的好学生了。
“我听力那么好，就是因为小时候特别注意听别人讲话，听他们有没有表扬我，每一个字我都要听得清清楚楚。”
“我小时候受人欺负，就只能忍着，当个好孩子，长大了还得装绅士。给楼上那女生吵到，我去敲天花板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自己会干这事，但发泄出来真的很快乐。”
案发当晚，贺达喜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敲了十分钟天花板，房门就被人踹了。他有点害怕，“我不去开门，万一是邻居家的壮汉咋办？”
他在大厅里一直盯着被踹的房门，丝毫未动。
“你给我出来！”门口传来楼上女生的声音。
贺达喜气冲冲上前打开门，右手掐住女生的脖子，左手捂住她的嘴，将她拖进了房内，用胶带缠住她的嘴，拿晾衣绳捆住了她。
接着他想了想，拿走女孩的钥匙，上楼拿走她的手机，熄了灯，关上门。
回到房间后，贺达喜长吁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做成了一件只存在于梦境中的事，他当即打扫了一下房间，拖了两遍地，又在镜子面前刮了胡子。
女孩躺在地上一直发出“唔唔唔”的声音，双脚不停地摩擦。
他走过去再次勒紧绳子，将她抱上沙发盖好毯子，自己打地铺躺在一旁。
“我告诉你，头两个晚上，我心如止水，毫无邪念。”会见室里，贺达喜回忆起囚禁女孩的那几天，很认真地对我说。
早上醒来，他看着女生脸上的泪痕，轻声地说：“我不会伤害你的，只是想让你体会一下我的感受，这种只能干巴巴等天亮的日子。”
他从厨房拿来菜刀，架在女孩的脖子上，左手揪住她的头发，说现在撕开她嘴上的胶带，两个人交谈一下，如果她要大喊大叫，就一刀砍死她。
女孩点头同意，撕掉胶带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错了，你放我走，我绝不报警，马上搬走，再也不会吵到你了。”
贺达喜拒绝了，“你已经吵到我，我不是不放过你，只是还不到时机，你告诉我你在哪里上班？手机密码是多少？”
女孩表示自己之所以回来得那么晚，是因为自己在足浴店上班，要很晚才下班，不信的话可以打给他们店长。
贺达喜拿起女孩手机，给她的店长发去请假三天的消息，自己也跟单位领导请了假。
贺达喜说自己一开始没有虐待女孩的打算，如果换作别人，在一起待了好几晚，早就将她性侵了，“但是我没有，连猥亵的动作都不存在，我不屑做那种不尊重女性的事。”
第二天，贺达喜逼着女孩吃完方便面，又将她的嘴给贴上，开始讲自己以前听到过的“美好声音”：“五岁的时候我和喜鹊对话，喜鹊说我这么聪明的小孩，以后是要戴官帽的，上天派它来提前通知一下。”
“就连我去算命，先生都说我是蛟龙出海，你却吵得我六神无主，我算是困在这里了。”
贺达喜特意开了手机录音，到了晚上，只要看见女孩困了想睡觉，贺达喜就摇醒她，打开手机播放嘈杂的录音。“这一个月以来，你就是这样吵得我不安宁的。”
为了确保让女孩体会到相同的痛苦，他甚至做起示范，先是将撑衣杆狠狠敲在地上：“这是你晚上高跟鞋的声音，”紧接着大力拉开衣柜门，反复几次后，转身问女孩：“你拉衣柜门的声音大不大？”
期间楼下有人打架斗殴，警车开进了小区。贺达喜把女孩押到窗口，说你猜我怕不怕他们？女孩一个劲地点头，再次落泪。
第三天晚上12点，贺达喜对女孩说，折腾了这几天，两人没有睡觉也都累了，现在他打算把门打开，只是有一个要求，出了这个门，女孩就不要再闹了。
说完，他撕开女孩嘴上的胶带，又解开了绳子，最后还问了她一句话：“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人渣？”
女孩使劲摇头说没有：“我错了，我现在只想回家，我想妈妈。”
这些年里，我见过的杀人犯已经不少了，唯独贺达喜讲述的案件过程，我听得云里雾里又不寒而栗。
“你是不是从来没想放过那个女孩？”尽管作为律师不该这样问话，但我还是想知道答案。
贺达喜盯着我看了一分钟，然后抬起头看着天花板，“我当然想放过她，但是我也知道她和你们一样，不会相信我的，所以她出门的时候，我手上拿了刀。”
女孩走出门，马上大呼救命。
“我看她的背影，听她喊救命，就觉得自己完蛋了，关一个女人3天，怎么都说不清了。”
还没等邻居们反应过来，贺达喜已经冲了出去，把女孩拉回房间，左手手肘锁住女孩的脖子，右手拿起尖刀，从女孩的右耳里刺进去又拔出来：“我让你不要闹，你怎么不带耳朵的。”
血不停地从女孩的两边耳朵流出来，贺达喜先打了120，然后再拨通110。
医生过来之后，宣布女孩当场死亡，贺达喜被警方带走。
在听贺达喜阐述拘禁女孩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那3天里，贺达喜曾试图跟女生谈心，偶尔还会谈到自己在银行的工作。
他喂女生吃完方便面不久，问她一个洗脚妹怎么租得起这种小区。那是女生唯一一次反驳他：“大哥，我可能挣得比你多。”
贺达喜可能是觉得自己没面子，又问女生会不会英语单词。
见女孩摇头，他蹦出了几句英语，还全是银行工作中要用到的金融词汇。但之后他又变得很失落，向女生倾诉：“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出了学校，工作里的其他人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是一无是处的我。”
在我进一步提问下，贺达喜坦白了自己工作中的种种不顺利。他甚至认为，得到这份工作以后，他这个“好孩子”的人生就彻底转折了。
刚进银行的那段时间里，贺达喜以为只要努力认真，还是会和在学校里一样，被所有人夸赞。
然而他作为新人，没背景，没人脉，平日里只得对同事点头哈腰。结果别人对他不屑一顾，还在背后骂他马屁精。
贺达喜告诉我，在银行里上班，听着光鲜亮丽，却不过是在做着业务员的工作。拉存款，卖理财产品，推信用卡，如果完不成任务，绩效考核，职工晋升都过不了关。
最令人懊恼的是，他的主管经常因为工作大发雷霆，因为无法找回曾经被人夸赞的感觉，贺达喜开始怨恨起主管，却又不敢表现出半点来。
为了冲业绩，他不惜拿出自己所有积蓄，挂着亲戚的户头去买银行的理财产品。
但仅仅完成业绩还不够，他还得变着法取悦同事。只要有人提出需要帮忙，就算自己垫钱也会去做到。
有一回，他的同事说想换手机，刚好iPhone新款上市，却抢不到。贺达喜听到以后，说自己有关系，能够以原价的九折弄一台过来。最后是他自己倒贴了3000多块钱，从黄牛那里带回来的。
“只要有人喊我帮忙，就算帮不到我也不会拒绝。”贺达喜很怀念以前那些夸奖的声音。
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努力一直没被同事们认可。
私底下，贺达喜的同事们聚会KTV从不愿叫他。同事们的理由是，贺达喜唱歌前要讲一堆祝词，说这首歌献给老婆，唱一半还老爱拿话筒戳别人嘴，要人家一起唱。
很少有人会接贺达喜的后半句歌词，大多数人往往只是别过头去，让他一个人尴尬。
还没离婚前，他半夜从来不关机，老是想着别人有重要的事情会找他，就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
贺达喜说自己最盼望接到两种电话，甚至连对话过程都想好了：一是主管打过来，向他寻求工作上的协助。二是更高一层的领导打过来，恭喜他可以直接顶替主管了。
有次漏接了一个诈骗电话，贺达喜还反复回拨该号码。妻子提醒他，这个号段明显是诈骗的，怎么他一个银行职员都看不出来，谁知他立刻顶了一句：“万一是领导呢！”
我专程去了一趟银行，从他的同事领导们口中得知一些信息，希望能够证明他在平常生活中是一个友善不极端的人。
但经过走访，我发现很多事情不像贺达喜想的那样偏激。他的同事们都认为，主管虽然脾气暴躁，但一视同仁，从没针对过贺达喜。
主管和我谈起贺达喜，也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他听话，能干活，本来想过几年把他调到比较好的岗位。”
2014年12月下旬，法院判处贺达喜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听完判决书，贺达喜说关于是否上诉，要考虑一下。
审判长宣布庭审结束，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只见还在被告席站着的贺达喜和法警嘀咕了几声后，他开始朝着各个方向鞠躬，大声感谢公诉人、律师、审判长、书记员、法警。
我们没有一个人搭理他。只见他又刻意站直了身子，扫视了一眼四周道：“我要上诉”。
他还问公诉人：“我要是告诉你，我只是想和她聊聊天，教化她一下，以后别吵到别人，你信不信？”
公诉人直截了当的问他：“你杀人了没？”
几番争执，贺达喜哑口无言。
拿到判决书的第二天，我再一次见到了胡婷，告诉她要去银行交罚金，还有贺达喜卖房子的事情。
胡婷说，罚金她可以交，别的事情她一概不参与。我问到她为什么庭审当天她没有过来。
“我怕他在法庭说对着我说一些煽情的话，我听了恶心。还有我不敢面对那个女孩的家属，我之前要是心软了，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父母坐在那里哭。”胡婷说那都是噩梦。
最后一次会见贺达喜，我问他为什么要上诉，这个结果已经是最好的了。
贺达喜说，“我只是觉得开庭的过程太快，还有好多话没说完。”
他还对我说起，自己在看守所里的经历，无论一天到晚拖多少次地，也没法得到其他囚犯的认可，只有一个人说完成任务就可以了，等到了转监的时候，谁也不认得谁。贺达喜说自己听完这番话，杵着拖把楞在原地好久，“就连囚犯也觉得我不重要吗？”
我问他，“你真的和喜鹊对过话？”
“我小时候真的跟喜鹊说过话，觉得那样有意思，不过它说什么，我肯定听不懂。”这一次，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说完这句话，贺达喜起身，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