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在江苏淮安接到上级命令：率领两个纵队阻敌沿津浦路北上。张爱萍决定立即赶到前线去。
他本来习惯骑马，部队已经有了不少的卡车，出发前，大家都建议坐汽车，说要快得多。张爱萍犹豫了一下说：“那就改坐汽车吧！”
于是，张爱萍和司机坐在驾驶舱，参谋等随行人员坐在车厢里，出发了。
就在他们离前线不远了的时候，遇到支前的运输队，马车、排子车、独轮车把公路堵得严严实实，汽车过不去。张爱萍见汽车走了一天，大家什么东西都没吃，还饿着肚子，打算搞点吃的东西来，便从车窗探出头，回身向后面车厢里的人交代此事。
谁知这时汽车突然缓慢向后滑动，旁边刚好有一堵墙。张爱萍话音还没有落，头就被夹在车门和墙之间，失去了知觉。
在车厢里的作战科长孙公飞听到张爱萍的声音了，探头一看：“啊！不得了，司令员的头被挤破了！”
大家慌忙跳下车。有人喊道：“不能倒车，一发动，车身一震，脑袋就挤碎了。”
当大家七手八脚把汽车推开后，张爱萍昏过去，不省人事了，血还在从眉骨处汩汩流出。军区后勤卫生部部长王广胜立即施救。
司机倒车时，张爱萍的头盖骨被汽车和墙壁挤压在眉骨处裂开，幸好帽子的帽檐折下来垫了一下，救了他一命。如果汽车再靠近一些，脑袋就挤扁，完全没命了。
张爱萍醒来后，就开始大口吐血。
有人见他苏醒过来，立即说：“赶快向陈毅司令员和华中局报告。”
张爱萍这时双眼紧闭，但听到此话，手指动了动：“不许说。”
奇怪的是，张爱萍的伤口居然不怎么疼痛。
他到了前线，阻敌战斗打响了，他躺在担架上指挥，眼睛睁不开，他也不需要地图，作战科长念电报，他就交代如何如何办，作战科长记录下来，就把命令发出去。
但是，卫生部部长王广胜很担心，警告张爱萍说：“首长是颅脑损伤和严重脑震荡，一定要静卧，不能再这么干了，否则要留下后遗症的。”
可是，张爱萍根本不听，照旧在前线指挥。
一周之后，阻敌战斗结束了，张爱萍撑着身子参加庆功大会，准备给部队讲几句话。谁知他刚走上主席台，就一头栽下去了……大家赶紧把他又救起。
这时华东野战军总部还不知张爱萍的伤情，陈毅要他立即赶赴淮安，参加军调小组，说是美方的雷克上校已经到了。张爱萍又赶去淮安。脑震荡的人是不能再受震动的，张爱萍却不要战士们抬，坚持把担架放在车上，然后他再躺在担架上。汽车在泥泞路一路颠簸，结果，到达华东野战军总部时，张爱萍一下车，脑袋肿得好大，都认不出原样了。他不得不躺在床上了。
陈毅过来看他，一见面，吓了一跳，大声说道：“咋子搞的嘛？受了如此重伤，咋还待在战场上！”
张爱萍的妻子李又兰赶过来了，也是吓了一跳。
9月，张爱萍的病还没有好，组织上决定让他去大连养伤。
到了大连，张爱萍每日除了昏睡外，就是抱着收音机不放，一天到晚收听前方的战事。可是，头疼的时候，要裂开似的疼，痛得他死死抱住脑袋，没办法时使劲往墙上撞。由于全身疼痛，他整夜整夜没法入睡。祸不单行，不久他又得了急性盲肠炎，不得不再次去做了一场手术。
做了手术后，张爱萍的伤还是不见好转，于是组织上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
结果，张爱萍这么一去苏联，养了3年的伤才回来，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都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