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空悠悠，时序袅袅－－记梅娘
作者：安玲
一脉心声，构不成故事，也不想构成故事。
就这样开始写散文；这是凝聚着渴望的载体那文字别具魅力，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二十多年的苦难，曾剥夺了她的写作权利，但也使她的话语少有浸染仍保持着原有的生气和明敏。
自从20世纪最有魅力的女作家张爱玲几年前在美国的寓所中猝死，这位才女更被炒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难以捉摸，当年与她几乎齐名的另一位女作家梅娘却到了几乎被彻底遗忘的地步。
这位至今健在的女作家虽然连自己也不大愿意沾张爱玲的光，
但40年代“南张北梅”的确是文学圈很多人认可的称谓。
1941年还在读者中进行过“你最喜欢的女作家是谁”的民意测验，也是这两位女作家得票最高。
梅娘是笔名，她真实的名字叫孙嘉瑞。在非常忌讳不祥称谓的中国，她为自己取了个“没娘”的谐音。
并非她忽略了，而是她在以此寄托着失去母亲的哀思。她整个一生的苦难从这一刻就一直伴随着她。
作为一个女性，幼年丧母，青年丧夫，中年失去儿子的痛苦她都承受了。
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曾在回忆文革的《干校六记》中说过“最耐磨的是人的血肉之躯”，
梅娘以一位女性的血肉之躯承受着罕见的磨难，并在81岁的高龄仍健康而平静地安度晚年。
梅娘是长春籍人，却生于海参崴。
这是由于因经商而云游四方的父亲孙志远在沙俄和日本人开的银行跑外，
这位并无官与商家庭背景的年轻人凭着自己的聪颖与努力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英、俄、日三种语言。
正是他显示出来的才华，使中华民国驻长春镇守使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位平民子弟。
浑身都透着本事的孙志远有了如此强硬的后台，很快成为长春屈指可数的实业家。
梅娘崇拜父亲，不仅父亲是个成功者，还因为父亲在“9．18”事变后拒绝出任伪满中央银行副总裁之职，
而是随生死至交张鸿鹄支持抗日义举。这位张鸿鹄是周恩来留日时的同学，
后来脍炙人口的“大江歌罢掉头东”就是周恩来赠送张的。
梅娘赴日留学也是受了张鸿鹄的帮助。
梅娘是父母不幸婚姻的牺牲品。尽管孙志远的妻子是大家闺秀，但妻子的刻薄与骄横使他深感折磨。
在经商的过程中，孙志远认识了梅娘的生母，并感受 到真正的爱情。
他们从偷情到公开同居，并生下梅娘，后来又把母女二人接到长春。
作为一个不小的商人，纳妾在当时也并不罕见，但作为封疆大吏的女儿绝不能忍下这口气。
在孙志远一次经商外出时，梅娘的生母被镇守使的女儿赶走，不久梅娘的生母神秘死去，
后来是以自杀解释了她的死。年幼的梅娘并不知道，她后来在自己的散文中写道：
“最初我并不知道娘并不是亲生的，我抱着小的纯真的女儿心去和娘亲近，娘总是不爱理我，
跟我说话的时候扳着脸，生气的时候就骂，我没看见过娘的笑脸。”只有爸爸真心爱她，
她总是坐在家门口大门的石阶上盼爸爸早点回来，有一次她在石阶上含着眼泪睡着了，
深夜归来的爸爸把她抱进屋里，爸爸把家里所有的人斥责了一顿，
她还记得爸爸生气地向他们喊：“你们让她像小乞丐一样睡冷石头，再让我碰见别怪我不客气！”
家族里的人不得不假装着爱护她，这反倒使她不自在。
气量小的后娘本来已是她的极大不幸，而惟一能呵护她的父亲又在她15岁时去世，
这又给不幸的梅娘雪上加霜。
苦难常常是一种灵感与激情。
自小坎坷的经历与冷漠的家庭环境使她在少年时代便有了独特的阅历，孤独、
内向与敏感又造成她在文学上的情愫。她11岁去考省立女子中学的插班生时，
她的作文《论振兴女权之好处》使教员简直不敢相信。
她16岁高中毕业时在国文老师孙晓野的推荐下，出版了《小姐集》，在当时的出版与印刷条件下，
是一个真正的神童奇迹。她生活的那个“汇总了神的、人的、东方的、西方的缤纷色彩”的长春，
体验到国土沦丧下百姓的苦难，她的作品中出现最多的是战乱中悲惨的妇女。
高中毕业后她与二哥、大弟弟和大妹妹一同赴日在神户女子家政大学留学。
回忆起在日本的两个最大收获，是她在东京的中国书店、内山书店购买并阅读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
朱光潜等大师的作品，另一个收获是在书店结识了她倾心相爱的柳龙光——
尽管这是一个带有浓重悲剧色彩的、既是短暂又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真正的爱。
柳龙光是在梅娘常常光顾的内山书店打工，他们由相识到相爱，为了爱情，梅娘顶住家族的重重压力，
拒绝一个伪满新贵的追求，与柳龙光结合。1942年，新婚不久的这对伉俪一同回到北京，
梅娘任《妇女杂志》编辑，柳龙光担任武德报社编辑长。
后来才有人告诉梅娘，他的丈夫在执行着中共华北局的任务，
而共产党人的执着与纪律竟然使妻子都不知道。而在北京的日子里，
梅娘迎来了她一生中创作的高峰(可惜的是命运只让她有短短几年的高峰)，
形成了与张爱玲相匹敌的“南张北梅”的文坛风景线。
在沦陷的北京，她完成了水族系列小说《蚌》、《鱼》、《蟹》三部曲。
作品用“蚌”暗示小说女主人公梅丽难以逃避的厄运。梅丽的父母家道中落，为使大家庭复兴，
父母把她作为“摇钱树”，执意让她与坐汽车、吊膀子、捧舞女，染了花柳病的朱少爷成亲。
而她正与税务总局的同事王琦真心相恋。
然而局里的一等翻译官张振邦出于变态的狭隘之心设圈套毁坏梅丽的名声，使她的身心和名誉受到极大损害。
当她避开家人的监视去追王琦时，心上人乘坐的火车已呼啸而去。
她在极度的折磨中喊出：“与其卖给一个男人去做太太，去做室内安琪儿，还不如去做野妓，
不如去做马路天使。”在一个人权、女权得不到最基本保证的社会里，她绝望地感叹：
“什么地方有给女人留着的路呢？”沦陷区里不仅贫困百姓挣扎在生死线上，
连封建大家庭的青年女性也像在“蚌”中没有丝毫自由的空间。
另一个水族系列《鱼》同《蚌》有异曲同工之妙。
它讲述了一个急于摆脱封建大家庭樊笼的女高中毕业生被官宦之家的花花公子林省民引诱，
与他偷偷同居生下一个男孩。急于抱孙子的林家把她收到家中当二姨太。
她当然不愿就范，“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
她开始大胆追求另一个有妻室的男性－－林省民的表弟琳，他们虽然暧昧，琳最终怯懦地退避了。
读者也许会意识到，同是水生脊椎动物，做为鱼的生存状态比蚌也强不到哪儿去。
性爱的自由程度固然是显示妇女解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如果以我行我素、在性爱上放任的态度作为“解放”的标志，受伤害深重的还是女性。
《蟹》作为水族系列的最后一部，其女性意识则前进了一大步。
小说的女主人公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孙家小姐孙玲看不起家中那些尔虞我诈的成年人，
他们过去与俄国人做买卖发了财，如今又想与日本人套近乎。
孙玲更痛恨时局的突变使她失掉去北平读书的机会。她不顾家人的恫吓，
拒绝焚烧已故父亲留给她的俄文书。最后，她终于不堪忍受这个压抑人性、
专制腐败的家庭而离家寻求自己的幸福。
与蚌和鱼相比，节肢动物蟹要有更强的反抗能力与自由度。
梅娘的三部曲在半年内印了8版。
她的长篇小说《夜合花开》、《小妇人》及短篇《黄昏之献》、《春到人间》都是当时的名篇。
年近90岁的散文大家张中行回忆仍惋惜道：“40年代前期，世说‘南张北梅’之时，
我曾短期住上海，长期住北京”，当时“不难找到机会，到张爱玲和梅娘的闺房里去坐坐，
至少是创造个曾与才女面对的经历吧。不幸的是‘想得多而做得少’的旧习不改，
或者兼有心病，是想到名人，尤其女名人，就”咱’从中来，总之是良机失去，说悔也无济于事了。”
直到近年，他们才在梅娘研究专家张泉的引见下谋面，这是迟到了60年的见面。
张老先生特别感慨的是，张爱玲离开本土反而大红大紫，对梅娘的印象模糊到等于空无了。
张爱玲在1950年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后不久，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匆匆去了香港，又移居美国，
与美国作家费迪南·赖雅结合，既钻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海洋中，又养尊处优、周游世界。
有人预见，张爱玲若留下来，不是在文革中斗死，也得自杀，或者在近30年的无休止运动中扭曲性格，
她总算逃脱了。而梅娘本来也有走的机会，她毅然留下了。
抗战胜利后，梅娘与丈夫和两个女儿在台湾生活。
丈夫柳龙光1948年受北平地下党城工部的指派，去台湾做策反工作。
不幸的是意外遇到海难沉船，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柳龙光的死，不仅使梅娘失去了她的恩爱伴侣，
也使丈夫的革命使命变得死无对证，成了说不清的历史悬案。
得知这一消息，梅娘痴呆呆地发愣，她总想一下醒来，发觉自己是做着一场恶梦，当她神智清醒时，
才抑制不住地号啕大哭。她和这位风采翩翩、为人正直的才子还远远没有过够，长期的分离再相聚，
使他们仿佛仍在初恋中。失去丈夫的痛苦还不说，生活的重担顷刻间全压在她的身上。
留在台湾可以，回她和丈夫都魂梦萦绕的北平更使她有归宿感。
梅娘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当接到丈夫乘坐的轮船在海上遇难、人已夭折的消息时，
我站在冷雨下的台湾海峡中，胸腔里归与不归的狂涛搅得我眼跳心颤。
未来只需我跨出另外一步，我只要委身于任何一个已经向我提出邀请的富绅，便可立时解决，
像过去我娘、我姐姐那样吊在男人腰带上过荣华的日子。”即使在台湾自立，
一所大学已向她发出任教的邀请，她却带着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返回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她所以做出这种抉择，是源于她在1946年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等书，
她已经沉迷在共产党的一系列主义中。
梅娘没有想到，她不仅没有革命的权力，她的经历实际是各种政治运动中的靶子。
解放后梅娘当过中学教员， 1951年又调入农业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她从来没有过上清静日子，1952年的运动中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被批判。
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被视为有汉奸嫌疑。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年代里，怀疑便是罪状。
整她的人说，抗日的时候热血青年都纷纷走向延安，你不仅不去，还在沦陷区写小说，
这不是替日本鬼子帮忙又是什么？
梅娘感到委屈，她承认没有为国浴血奋战的英雄觉悟高，
但生活在沦陷区的几万万手无寸铁的人又怎么去抗争呢？
张中行老先生到今天才敢替梅娘评价和辩解：“沦陷，不光彩，诚然，但是也可以问一问，
这样的黑灰应该往什么人脸上抹？有守土之责的肉食者不争气，逃之天天，依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把气节留给不能逃之天天的，这担子也太重了吧？当时，一个平民小姑娘又能如何？”
况且，梅娘笔下，日本统治下的苦难读者应该感受得到，尤其在揭示女性的不幸与人世间的不平，
女人在婚姻、恋爱、家庭、社会方面所承受的重压，都使人体验到战争阴霾所投下的巨大阴影。
但在整人越多觉悟越高的年代，梅娘惟有等待着审查、批判。
1957年，本已如惊弓之鸟、唯唯诺诺的梅娘又被凑名额凑成右派，并按右派的一级条款处理，开除公职，
送劳教农场。服刑期间，一切无休止的交代和粗鲁的训斥她都可以忍受和忘掉，
她最挂念又放心不下的是三个孩子，她每月收人十几元，只能以窝头、咸菜为主要食品，
再挤出10元养育3个孩子。尽管得到同情她的人偷偷的帮助，但10元钱怎么也供不起3个孩子上学，
她只能狠心含泪把二女儿送到救济院。
后来她在狱中得知，二女儿因为生病，得不到及时的医疗和照顾，不幸病死在救济院里，
她多少个夜晚都彻夜难眠。她后来曾多次在救济院门口徘徊，想着二女儿在里面奄奄一息时的痛苦，
她的心如同刀割，她默默向女儿祈祷：“是妈妈没有能力救活你，妈妈对不起你，
愿你在另一个世界吃饱穿暖、有病能医治。”
在劳改农场，她和难友们干遍重活、脏活、累活，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劳苦之余，
还被要求贡献他们的外语知识，为不知名的单位翻译国外著作和资料，分文不取，
他们的最大愿望是活着出去，尽父亲和母亲的责任。
4年后梅娘解除劳教，她成了无业人员。
她要养活一个3口之家，这位当年的名女作家顾不得脸面与尊严了，她串过冰糖葫芦，
当过保姆、搬运工、和泥搬砖，还拿着长长的竹竿去掏阻塞的下水道。
她听到过居民的议论：“这个女人一看就知道是个知识分子，怎么干这么脏的活儿，八成是戴帽子的。”
她当保姆，警惕性高的雇主难免问她的经历，这使她非常尴尬，她总想打扮得朴实土气，
她甚至怨恨起自己有点文化水平的言行来了。
可是，她的收入千万不能遇上意外。
儿子不幸传染上急性肝炎，由于没有足够的医疗费和营养，又不幸夭折了。
她这一生经历了多少痛苦与不幸啊！一家5口人死去3个，没有一个超过30岁。
在年轻，儿子的遗体前，她忍不住抱住自己的骨肉痛哭，她多愿儿子能被这撕心裂肺的声音唤醒啊。
生活的重压甚至不能让她在失去儿子时有片刻喘息，她告别了儿子的遗体又在恍惚中去掏脏水沟了。
后来，她干的最舒适的活儿是绣花，几十针才能挣1分钱，她总要绣到深夜，
常常是因思念儿子手被刺破几次，她用嘴吸几下鲜血，她想，我奢望儿子在九泉下体验到母亲血中的甜意。
她还要活，为剩下的惟一的女儿，也为自己能有个正常人的生活。
她的女儿柳青是电影《祖国的花朵》中的小主角，
被几代人传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是通过这部电影传播开的，在解放初期，，
还不大强调阶级斗争，柳青真有“花朵”般的心态，但随之而来母亲在运动中的“步步升级”，
她愈发诅咒自己为什么生在这样的家庭。
1964年她高中毕业，本来按她的出身与大学是绝对无缘的，她有幸碰见了老革命作曲家刘炽，
这位创作过《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英雄赞歌》歌曲的艺术家说：
“你小时候演过电影，你上电影学院吧。”有这位“老延安”在艺术院校为柳青“担保”，
加之她又是积极要求上进的银质奖章获得者，使她在提前招生中“蒙混过关”，
这改变了柳青的一生，否则正如梅娘所说，她只有资格分配到街道工厂当个女工，如今早已下岗。
在文革中，相依为命的女儿再也忍受不了压力，提出与她断绝关系，她和女儿失去联系，
她成了孤家寡人，她不知道女儿在何方，她盼望着女儿在某一天给她一封哪怕只有几个字的信，
但在孤单无援中，她一直没能盼来。这个打击固然不小，但总不像失去二女儿、儿子那样绝望，
她相信母女的血缘是会化解这个误解的。三年后，她终于见到醒悟归来的女儿，她理解女儿的难处。
这位在20多岁便享誉文坛的女作家直到近60岁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给中国人带来最大实惠的1978年也使梅娘的右派得到改正、公职得以恢复。
20世纪70年代末，她又开始写散文和回忆，多半发在海外报刊上，但对自己的苦难与遭遇却没有触及。
她悲凉地发现，搁笔几十年，当年的灵气与感觉已找不回来了，
年龄与精神的磨难使她再也写不出长篇巨作，而她的经历较之20多岁时已丰富了多少倍。
近年，曾有位电视评论家在看了梅娘的三部曲后感慨地说，不少制片人、导演在拍旧京味儿电视剧，
由于生活积累与阅历不足，成功者寥寥，有的简直把20世纪90年代的京痞子、油嘴子硬搬到旧时代的北平。
而梅娘这样地道的、大气的旧京味儿小说却无人问津。
这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梅娘沉寂年头过多、媒体关注不够、梅娘自身安于寂寞有关。
梅娘研究专家张泉在学术专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用一个章节论述梅娘的作品，
才使梅娘的价值如“出土文物”般被人们重新认识。美国、日本的大学都为此邀请这位梅娘研究专家去讲学。
但梅娘并不想在晚年再红火一下，她认为“风光”是年轻人的事。
梅娘的小说、散文集出版，她也没有进行任何炒作，她说清静是老年人的福气。
梅娘在与张爱玲分足鼎立北南时，很想见见这位她很钦佩的才女，20世纪40年代在北京中南海的游园会上，
她见到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的张爱玲，
她不便插足进去与之搭话，失去了机会。半个世纪后，梅娘在芝加哥逗留，
她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助联系一下张爱玲，她很想谈一谈女性的话题，
不料个性过强、喜欢漂亮出众的张爱玲在进人老年后抱定“不以损颜见人”的宗旨，
以“陌生人一律不见”回绝。没想到几十天后当地公寓管理人员会同警察打开几天没有动静的张爱玲寓所时，
这位古怪的奇才已死去数天。梅娘并不因为遭拒绝而对她不满，反而为又“走了”一位同代人而伤感。
梅娘的女儿柳青在经历了离异后，执着于电视编导。
1989年，柳青在加拿大采访后留在那里。女儿终于决定：“妈妈，我不想走你的路了。”
但在国外柳青只能放弃导演和记者的职业，从事重复劳动的缝纫工。后来连这份工作都岌岌可危。
在非常困难的时刻，命运比母亲好得多的女儿又天降一个机会－－
柳青恰巧遇见电影学院的学兄、著名导演吴天明，吴天明得知柳青的窘迫，
对她说：“现在美国正举办电影周，我是特邀代表，我给你发言的机会，讲讲中国的电影，还有报酬呢。”
柳青真有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她讲中国电影还是轻车熟路，讲完后有几个外国友人问了她几个问题。
一位颇有绅士风度的加拿大人问她：“你还记得我吗，柳青女士？”柳青想起来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她曾以记者身份采访过他，这是投资北京一家著名四星级饭店的亿万富翁。
他们从这次巧遇成了要好朋友，他的妻子已经去世，而她又是单身，
他说，他见她第一面时就对她的美丽和气质留下印象，如今既然彼此都孑然一身，就可以求爱了，
他说，把你的两个女儿和母亲也办到加拿大来吧。
他们结婚后不久，柳青的两个女儿都办过去了，几年后，当梅娘去加拿大探亲时，
女儿见到遭受人世间所有苦难的母亲，多么希望在花园般住处让母亲颐养晚年啊。
加拿大的几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别墅，甚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也有自己的海滨别墅，
女儿想偿还母亲所操的心和她在特殊年代里给母亲的伤害。27岁的大外孙女也一再挽留外婆，
见到已获硕士学位并供职于当地电视台的外孙女，梅娘想，27岁的门槛，这是女人跨过花季最璀璨的时光，
她仿佛也看到了生命的延续与时代的轮回，但世界前进了，时代前进了，
她们再也不用像外婆过炼狱般的生活了。
不久，梅娘又回到北京，回到她青年时曾体现过自身价值的故地。
不慨叹，也不过分伤感，这就是一个中国女作家的坚强。
来源：《传记文学》2004年第1期
梅娘：现代女作家，1920年生于海参崴，长于长春一个仕宦大家庭。
本名孙嘉瑞，另有敏子、孙敏子、柳青娘、青娘、落霞等笔名，早年丧母，梅娘谐“没娘”之音。
11岁考入吉林省立女子中学，17岁出版中学时期习作集《小姐集》，
随即赴日本求学，20岁出版《第二代》，其创作由单纯描写“小儿女的爱与憎”
发展为“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
1942年归国，受聘在北平《妇女杂志》任职，先后在《大同报》《中华周报》《民众报》
《中国文艺》《中国文学》《华文大阪每日》《妇女杂志》发表小说、散文及翻译作品，
并结集为《鱼》《蟹》出版，在华北沦陷区影响广泛，
分别获得“大东亚文学赏”的“赏外佳作”和“副赏”。
当时有人评论说：“不仅在满洲，在当今的华北，梅娘也是首屈一指的一流作家，
创作历史已近十年，是真正地献身于文学的女性，她那丰富的创作力在当今的女作家中很属罕见。
而且，不仅在创作，还在译著，可以说梅娘的文学前途无可限量。”（1942年大连《满洲女作家短篇作品选》
评语）由于沦陷区特殊的文化氛围，梅娘的创作如张爱玲一样，
只能站在女性与弱势群体的立场，以“一种女人的郁结”，讲述残破的男女情爱故事，
展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平，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反抗男权压抑和社会不公，
“从男女的爱欲间而追求社会的伦理问题”。纤巧细腻之笔，悲天悯人之怀，诉哀矜凄婉之歌。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
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玲北梅”之誉。
转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