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个旧这个地名,是在3年前。在一所监狱的艾滋病犯人的专管区里,我认识了正在服刑的刘刚。刘刚说,他的家乡就是个旧,他的家就在个旧工人村。资源、暴力、毒品、色情、艾滋……在刘刚的讲述里,那里的生态残酷到近乎荒蛮。
今年3月,刘刚刑满释放,他带我一起回到了个旧。
从昆明出发,一路向南,经石林,过开远,沿着326国道的山道,盘旋而上,穿越云雾。迎面而来的,就是位于云贵高原上,红河北岸的“锡都”——个旧。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城市一直靠矿吃饭,“锡”始终是个旧的基石。俯视个旧大地,群山裸露着被挖开、炸出、刨去的斑驳伤口。这座边陲小城,人口密度一度堪比上海——12平方公里的城区里,聚集了十余万产业工人和近40万常住人口,“工人村”由此诞生。
然而,仅仅过去半个世纪,个旧就被列入了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之列。和其他资源枯竭城市一样的是,上万名工人下岗;不同的是,他们大多并没有离开,依旧留在故土,在这个残酷的“丛林”中艰难度日。
王哥
回到阔别4年的家乡,再见到当年一起“混江湖”的兄弟,刘刚感叹:祸福相依!
吸毒后身染艾滋病多年的他,入狱后接受了稳定的治疗,不但成功戒毒, HIV的指标也控制在了一个很好的范围内。而那些在外的兄弟,境况反倒一个不如一个:有的穷困潦倒,靠低保维持生活;有的周而复始吸毒、戒毒、吸毒、戒毒;还有的早已因HIV病发过世。与他们相比,刘刚感到自己很幸运。
我们见到了刘刚曾经的江湖兄弟,王哥。作为工人村里最出名的黑道大哥,风光的那些年,王哥随身的保镖就有4个。在90年代初,他家中的现金能随时拿出20万,村里连收水电费的都不敢敲门,因为这些财富,全是“抢矿”抢来的。
王哥的后脑勺有一道很长的刀疤,脱去外衣,横七竖八的伤疤像蜈蚣一样爬满全身。“都是抢矿斗殴时留下的。”王哥说。
王哥的左手总是下垂着,“手筋被砍断,当时连着一点皮,能活下来就算不错了。”他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由于长期吸毒,好几颗牙过早脱落,讲话漏风。那次恶战后,他也因为把对方砍成重伤,进了监狱。
那时正是私挖滥采最严重的日子,山上的锡矿多,直接裸露在地表。王哥没事就开着大卡车带着20多个弟兄,四处游荡。一旦看中“好料”,便跳下车把矿围起来:“这块地是我们的了!”也会遇上硬碰硬的,他就带着兄弟们抄起长刀、猎枪,甚至炸药直接火拼。
好的锡矿原料拉到山下就有人收购,一转手就是两万。一摞钱往桌上一拍,兄弟们想要吃、喝、嫖、赌、毒,他都满足。“下手狠,够义气”,短短三年,王哥便有了上百号小弟跟着。抢完地表,就抢地下。没背景的矿山硬抢,有后台的矿山就偷。
那些年,在个旧,盗抢矿的黑恶势力一度猖獗盛行。仅2001年,云锡集团矿区被偷挖的原矿就达20多万吨,损失数亿元。
2007年,一个犯罪团伙雇用近百人的背工队伍,装备着猎枪、长刀及自制爆炸物,浩浩荡荡开进了个旧市内一个矿区,抢走了大批矿石。
普通村庄也卷入抢夺。个旧贾沙乡陡岩村的村民,不满祖辈的山被掏空却无法得利,曾多次拿着枪械冲进当地矿山,疯抢锡矿与数百斤的炸药。
这些血腥的场景,最终在矿产资源的枯竭后落幕。
我们请王哥吃了饭。王哥说,从工人村到这里的5公里路,他是走来的,花了一个多小时,哪怕2元钱的公交车,也舍不得坐。每个月,他靠着微薄的低保生活,还要在艾滋病毒的侵蚀下延续性命。
饭后,王哥把所有的剩菜都打包了,包括那碗剩饭。然后拎着大包小包,走回工人村里他那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如今,进入艾滋发病期的他,瘦得如秋天的枯叶,好像随时会被一阵风吹走。
毛线鸡
早在90年代初,个旧地表砂矿的锡矿资源就已消失。1993年起,个旧锡矿业连年巨额亏损。1997年后,矿山企业开始下岗分流,三年间就裁减了1.2万从业人员。
产业工人失去了矿山,沦为低收入群体,生活艰苦而单调,个旧随之被列入全国HIV感染者人数与当地人口数相比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名单。曾让个旧人为之骄傲的“工人村”,成了最早沦陷的地方。工人村里,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名词,比如“毛线鸡”。
红色砖墙和上世纪苏联式的筒子楼,是工人村的标志。从工人大批下岗开始,狭窄的巷道里出现了很多妇女。她们总是搬张小凳子,坐在房前,打毛衣或织十字绣。有男人到来时,她们才默默收起毛线,走进小屋。男人紧随其后,关上门。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她们就在这里,以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身体。时间久了,工人村的老居民们就给了她们一个新名词——“毛线鸡”。
据当地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介绍,工人村的“性工作者”人数已无法统计。公益组织服务的贫困女艾滋病患者,最多时有800多人,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下岗女工。这几年,随着她们的流动或死亡,目前还在联系的有200多人。
入夜后,我们找到了其中的一位——红芳。18岁那年,红芳顶父亲的班,进入矿山工作,每天操作升降机。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红芳专门跑去村口的照相馆留影。红芳说,那时候,一切都那么美好。靠着矿山,钱来得太快,当资源换取的暴富遇上毒品,滑入歧途的速度之快,连红芳自己都感到惊讶。意识到问题时,她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变化同样来得很快。资源耗尽,矿山被关闭,红芳一下子失去了收入来源。吸毒这项奢侈的恶习,变成了压垮她的负担。后来,红芳便成了工人村的“毛线鸡”。如今已46岁的她,涂着粉底,描了眼线,依然遮不住脸上的皱纹。由于艾滋病发,她的状态每况愈下。
聊了不到一个小时,红芳呵欠连天。她坦然地说,自己毒瘾来了,然后开始打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催促对方赶紧送“货”来。不久,红芳出门去迎接。刺眼的车灯照亮了她的剪影,不一会,她就消失在这条朴素的工人村小巷里。
红芳拿到了毒品,立刻从床底拿出她吸毒的家什。没有任何密封与消毒,这些工具随意放置在半个纸盒里。用这些简陋的工具,红芳开始了半个多小时的吸食与注射。HIV的发病让她全身肿胀溃烂,再加上长期吸毒,血管硬化,她只能在大腿内侧,肌肉稍有弹性的部位注射。
如今,她每天需要消耗150元的毒品,所有毒资都来源于这张床。志愿者告诉我,按照现在的状况,她的生命估计也就剩一年左右了。
这些年,当地警方曾多次大规模扫荡这一色情行业,结果并没有彻底铲除这一“毒瘤”,只是让这些性工作者更加隐秘而已。
“她们很多已经到了病发期,大多数人也已经被家庭抛弃。”志愿者无奈地说。
爬烟囱
“近段时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死亡,看到他们临近死亡时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对家人朋友的不舍。”这是一名公益组织志愿者工作笔记中的话。
那天,与她的谈话中,我又听到了一个新词——“爬烟囱”。
个旧工人村中,身患艾滋病又染有毒瘾的女人,往往会被家庭抛弃。她们死后,甚至没有亲人愿意来收骨灰。在个旧这片公墓前,志愿者告诉我们,这10年里,经过他们的手送走的姐妹,已经有82人,但只有12人的家属来收了骨灰,竖了墓碑。其他的姐妹,都“爬了烟囱”。
“爬烟囱”形象到有些黑色幽默。这些被抛弃的女人,因艾滋和毒瘾死去后,因无人支付尸体保管费及火化费,她们的遗体只能被送入焚烧炉,尸体来回翻滚,烧成骨灰。最终,被加大马力的鼓风机,直接从烟囱向外吹散,变成一缕青烟。
穿过个旧工人村狭窄的街巷,很快可以走到个旧湖边。新城的高楼沿湖而建,拔地而起。从老阴山的山顶俯瞰,工人村被高楼重重遮挡。这座笼罩在阴影下的地方,依然在自身的残酷生态圈中挣扎。临走那天,我和王哥聊了四个小时。他说,自己这一生沉浮,与个旧这座城何其相似。
离开个旧不久,红芳的电话便显示停机。两个月后,刘刚发来短信,说自己找到了工作。
作者Stamlee,现为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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