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跨越13年，我参加过两次高考》 YMCK10252019-01-05 19:45:37

跨越13年，我参加过两次高考

 

－－作者：杨鹏程

 

杨鹏程，1948年生，湖南华容人，民盟盟员，湖南科技大学历史学二级教授。1965年高中毕业，1968年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务农十年，历尽磨难。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分配至湖南科技大学(原湘潭师专、师院)工作。曾任历史系副主任和首任人文学院院长，兼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八至十届省政协委员等职务。先后被评为首届百名国家级高校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省部级劳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十佳师德标兵，省政府授予一等功奖章。

 

 

(一)

 

1965年我参加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尽管成绩不错，但由于家庭出生和社会关系有种种“历史疤痕”而无缘大学。1968年下乡当知青，1976年9月我下乡插队的大队开始办初中，由于实在找不到适合的教师，特批给予我民办教师的身份参加筹办中学，担任班主任兼教语文、化学、物理、音乐等多门课程。

 

1965年的不录取通知书

 

1977年，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不禁怦然心动，求知欲火死灰复燃，何不赌上一把？即使失败了也没有什么损失。但政策规定超过25岁的考生要有劳模身份或特殊贡献，我当了10年农民，哪有什么特殊贡献？花一个星期赶写一个电影剧本作为报名的敲门砖，其质量可想而知，寄到省招生办，半月后收到“中共湖南省委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退稿，答复手稿无效，要正式发表才算，况且我已结婚成家，不符合条件。

 

我还是心有不甘，次日即携剧本手稿匆匆赶到岳阳地区招生办，却被告知已超过报名期限。发现还有几位同病相怜者，有的带去新发明设计图纸，有的带去近尺高的几大本练习题充当“特殊贡献”，都吃了闭门羹。我怏怏而归，不免听几句冷言冷语受人奚落，讥为“不安心一辈子扎根农村改造自己”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心里十分憋屈。

 

退稿信封

 

1978年高考接踵而至，经过上次报名的打击本已心灰意冷，无奈在公社教育组工作的妹夫何贤逵（高中同班同学）在最后一天“强行”代我报名，说是考了再说，结果如何且不去管它。只得再作冯妇，仓促上阵。当年的报名条件相当宽松，可谓空前绝后，到了1979年就严格多了。一些受我考上大学鼓舞的大龄朋友跃跃欲试，说“民国时期的人（指我出生于1949年10月前）都考上大学了”，不少人托我购买教材和复习资料，但是他们想复制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1978年湖南规定考生不得超过30岁，且不接受65届高中毕业生。于是我将出生年份从1948年3月改为1949年8月，暗想即使8月底招生也为29岁，符合政策，又将高中毕业时间改为1966年。从此我的档案和身份证上都成了1949年8月出生，履历上也一直写作1966年高中毕业。上大学时还有几分担心，生怕有人举报露馅。工作后还享受过一次“共和国同龄人”的待遇，其实是个假冒伪劣的水货。这样，从17岁到30岁，时隔13年我又参加了人生的第二次高考，相当于从学前班开始重新上了一次小学、初中、高中，不过上的是人生的大课堂。

 

1978年的准考证

 

1965年高考我报考的是理工科，因为尽管我酷爱文学，考虑到自己的政治条件，应该远离和意识形态沾边的文、史、哲，幻想选个无碍于政治的理工专业也许皇恩浩荡法外施恩？1978年由于连高中数理化的旧教材都无处寻觅，新教材如物理专讲什么“三机一泵”根本不适用，况且疏远了13年实在难以在几个月内将数理化三门补回，只好改报文科，毕竟平日报纸文件还多少看过一些。

 

我一边复习迎考，一边带着二年制的初中毕业班准备中考，另外还兼任公社社会青年高考辅导班的数学老师，逼着我恶补数学。好在我基础较好，很容易就追补上来。这个高考辅导班学员虽然号称高中毕业生，实际水平都不及文革前的初中生。第一堂课我先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韦达定理”谁知道，竟面面相觑无人应答，只好从最基础的一元二次方程补起。只有夜晚才是我自己的复习时间，夏日炎炎，蚊虫叮咬，乡下连电都没有，只得躲进蚊帐里背书，时不时打开手电看一下书本。

 

笔记本上的髙考时间

 

(二)

 

7月20日至22日三天考试天气奇热，那时既无电扇更无空调，考室只有一面窗户空气不对流，汗流浃背，用演草纸垫在手臂下防止汗浸试卷，出场时带的毛巾可以拧出半杯汗水。

 

7月20日7：30分至10：00首先考政治，反映出政治挂帅的文革遗风犹存。我虽讨厌政治课，但复习时下功夫最多，生怕分数低了被认为只专不红不突出政治。

 

1978年高考政治试卷

 

政治考卷充分体现了时代特色。名词解释为生产力、阶级、实践和矛盾的普遍性。问答和简述题分别问新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以及新时期的总任务。两个大题都有批判四人帮的内容，简述题是批判四人帮宣扬形而上学的一个谬论，论述题是批判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反革命罪行。社会发展简史考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

 

下午2：30分至5：00考历史。历史是我的强项。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家中的书籍全部被掳掠一空，付之一炬，仅剩下一套毛选和一本《四角号码词典》。毛选我主要看注释，因为那里有不少文史知识。《四角号码词典》一页页读，一条条抄，一句句背。破四旧之前家中有一套范文澜著四卷本《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被一位朋友借去，躲过一劫，后来归还，成为我反复阅读的珍本。

 

 

抄写《四角号码词典》笔记

 

历史考试时，地区高考检查团莅临，公社教育组组长黄经伦带着他们径直走到我跟前，轻轻敲了一下我的座位，示意看看我的试卷。检查组姓邬的组长拿起我的试卷，据说看毕连连点头，跟随的记者对着我拍了几张照片，而当时我全神贯注忙于应试竟浑然不觉。

 

试卷上有一道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到攻占南京的进军路线图，要求将起、止、经过的六个城市按进军路线连成一线。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被我读得滚瓜烂熟，对太平天国史更是情有独钟。1976年我养蜂到广西玉林，到过金田附近的桂平等县，后由桂返湘，走的就是当年太平天国入湘的路线。我一时兴起，当场写下一首七律，其中有两句是：“洪杨冯石真豪士，曾左彭胡假名臣。”后觉不妥，没有抄上试卷。

 

1978年高考历史试卷

 

名词解释“孟良崮战役”一题看过小说和电影《红日》更是不在话下。总之有范文澜的两套书打底历史没有碰到什么难题，可能世界史陌生一些丢了分，考了96分，是地区单科第一名。若干年后这位邬组长和我在省历史学会开会时相遇(因他的姓较为少见所以印象深刻)，原来他是岳阳师专的历史老师，说起当年巡考的事他还有印象。他后来还是历史阅卷组的组长，所以我称他为“座师”。

 

太平天国起义进军路线图

 

省教育厅高考总结中称，历史试卷中有一道填空题，唐太宗时吐蕃首领谁和谁结婚，促进了汉藏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汉藏两族间的关系。现在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结果那年湖南考生为文成公主找了十多位丈夫：唐僧、李世民、秦始皇等等，还有更绝的：蒋介石和慈禧太后结婚！

 

7月21日7：30至10：00考数学，由于我中学数学基础扎实，初中和高中都获得过数学竞赛第一名，考前又任公社社会青年辅导班数学老师，只有一两道题稍稍有些难度花了点脑筋，其余几乎没费多大精神。做完试卷检查一遍，一看时间还相当富余，又把选作题的另一题和只给理工科考生做的加试题各做了一半。转念一想，文科生做了也不计入总分，何必画蛇添足？于是放弃。

 

 

1978年高考数学试卷

 

有一道解析几何题，给出一个方程，求当变数K为不同实数时方程式所代表的不同图形类型。答案为两条直线、圆、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等五个图形。第一个图形我觉得太简单，竟不加思索将两条直线答成对称两点，并且几次检查都认为可以忽略不计而跳过去了，大意失荊州，恰恰就是这里扣了0.5分。尽管数学和历史一样也是岳阳地区单科最高分，但毕竟没有拿到满分，至今想想都有点遗憾！

 

自编数学公式资料

 

我的弟弟参加过1977年的高考未上线，我给他专门补习过数学。这次他考完数学出场脸色苍白，连连摇头。后来得知考了50多分，已属不易，录取大连工学院。20多年后我的两个儿子参加高考，给他们看我当年的高考数学试卷，都哈哈一笑说：“这么简单！”我说：“让你高中毕业后再不接触数学知识，过13年你再做这张试卷试试！”当年湖南省教育厅高考总结材料中说到，湘西某县有一个考室50个考生，数学总分加起来竟只有2分，可见当时青年文化程度之差，文革祸害之大！

 

下午2：30分至5：00考地理，和政治一样非我强项，成绩平平都是80来分，乏善可陈。

 

1978年高考地理试卷

 

考完以上4门，自我感觉良好，似乎胜券在握，思绪万千，夜不能寝，想到13年前的那次高考，想到13年来受到的屈辱和苦难，想到也许从此改变命运……脑海中波涛汹涌，辗转反侧，失眠直至凌晨才勉强迷糊了一阵。这一夜失眠严重影响了第二天的语文考试。

 

语文是我最有把握的，作文又是我最爱，进考场时昏昏沉沉几乎呕吐。作文题是将一篇社论缩写，根本不能发挥我的特长。规定不准超过600字，做完我点了一下字数，用括号注明：598个字。结果语文只考了75分，尽管在当时也算相当高了，但作为我的特强项简直是奇耻大辱。我的第一志愿本是中文专业，由于历史分数高，结果录取到历史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夜通宵失眠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78年高考语文试卷

 

某考生见第五大题为：“作文（写在试卷上）”，误以为这就是作文题，遂以《写在试卷上》为题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抒情散文，狠批王、张、江、姚篡党夺权的罪行，搭帮华主席的英明领导粉碎四人帮恢复髙考，自己才有机会走进考场在试卷上敬表忠心。

 

最后一门外语只作参考不计入总分。我初中学英语，高中学俄语，两者都忘得差不多了。但1978年只考英语。试卷上只认得“我看见”等几个单词，靠选择题瞎蒙得了13分。同考室有一位考生号称英语尖子，监考老师特许他延时5分钟（反正只作参考），最后却只得了11分。

 

考试结束，看见教育组留有一份空白试卷，于是要来保存至今。

 

1978年的高考真是空前绝后，无奇不有，据说有父子同场的，有师生同场的，有兄弟同场的。我的弟弟比我小12岁，也参加了这次高考。我辅导的高考班学员和我同在一个考室，他们后来吿诉我，考数学时大家眼巴巴地望着我奋笔疾书，有的叹气，有的摇头，一个女生伏在桌上掩面而泣。有些人考完数学就弃考了。

 

同大队一位考生眼见情况不妙，想起文革中白卷英雄的故事，于是在试卷上仿张铁生体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写了封信，引为笑谈。

 

(三)

 

8月上旬的一天，我表姐的女儿来看我，进门就大声嚷嚷：“舅舅中状元了，中状元了！”她是我的学生辈，后为湖南师院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这次参加岳阳地区高考阅卷，倒成了我的“座师”。她递给我一把蒲扇，上面写着我的高考总分437.5分和单科分数。原来刚阅完卷分数尚未公布，离场时她托关系找到管档案的人，报上我的姓名考号查分。一时找不到纸张，她顺手递过大蒲扇让那人把分数写在上面，就这样，我提前得知了自己的考分。正式公布分数后全县轰动，暑假教育组办教师培训班，特地安排我上数学课。

 

随后填报志愿，县教育局派了一位工作人员前来指导。会上他意向十分明显地说：“你们公社有的考生虽然考分比较高，但年龄偏大，根据77级招生的经验，估计重点院校不会录取，建议志愿报低一点，当过民办教师可以考虑报师范类专业，这样保险一些。”他说的是实情，77级年龄大考分高的考生确实很多没有录取重点大学。那时好像只分本科和专科，还没有重点和一般本科之说。

 

于是我在专科院校一栏填了岳阳师专和湘潭师专，心想能上个专科就不错了。因为除了年龄因素之外，政审能否过关还是个大问号，会不会有人揪住我家庭出生社会关系和上年因在外养蜂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单干十年”的罪名挨批斗的两大“污点”。志愿表要上交的时候，想想本科院校这栏总不能空着，不录取也没什么影响。于是补填了第一志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第二志愿武汉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剩下就是忐忑和漫长的等待。

 

暑假我继续带领本生产队学生参加农业劳动，开学后积极接受新的教学任务，努力争取给大队领导和贫下中农一个好印象，以免到时节外生枝为难我。

 

可能由于上年我写过所谓的电影剧本让人知道了，9月20日那天，接到公社通知，下午去邻近大队参加县里组织的文艺创作会议。将近散会时，听到某某某接到大学录取通知的消息，一会儿又听到另外一位的喜报。散会后我去生父母家（他们下乡住在另一个大队），母亲喜盈盈地告诉我，弟弟的大学录取通知到了，他已去大队领取。奇怪，我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莫非政审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我闷闷不乐地往回走，路上碰到妹夫，他含笑问：“都知道了？”“我开了半天会，知道什么呀？”“你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了！”我愣了一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心中不免一阵喜悦，但听说是历史系，不禁又皱了皱眉头。我小学毕业时问过上初中的哥哥，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哪家，答称：北京大学。我信心满满地表示：将来我一定考北京大学！中学时代我立志当作家或科学家，如今大学是考上了，却比北京大学多了两个字，而且不是中文系而是历史系，不免有些遗憾。可见人心无底，欲海无边。

 

回家路上经过供销社，顺便买了两毛一包属于中档的常德牌香烟和糖果，这两天家里少不得有客人前来道贺。谁知几位营业员消息灵通，老远就大声呼叫：“快看快看，新科状元来了！”回到家里，母亲含笑迎出来说：“儿子，你考上了啊！”我也笑着说：“我已经知道了。”脸上是笑，心里却泛出范进中举式的酸楚。

 

1978年北师大录取通知书

 

是两位本大队学校的女同事从公社帮我把通知带回来的，妻子被她们簇拥着去学校了，晚上回来我才看到录取通知书。纸质粗糙，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经湖南省招办批准你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业学习，请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至六日凭本通知到校报到。”另外还附有报到须知和“致新战友的信”等材料。捧着这张迟到了13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心中五味杂陈，犹如翻江倒海！

 

第二天我照常上课，等待接班人到位我才能停工。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不免有几分得意，从多年的夹着尾巴做人又开始翘尾巴了。其间我玩了个恶作剧，拿出1965年的“不录取通知书”，煞有介事地向同事们谎称：“省教育厅补发了一个通知，我的录取通知被取消了。”大家看后大感意外，纷纷猜测肯定是政审出了问题，是什么人往你身上泼了脏水告了黑状，还有人义愤填赝责骂教育厅拿这么严肃的事当儿戏。

 

学校致新生的一封信

 

不想当时有个走乡串户的理发匠在旁听到，马上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十里八乡本来就因我考取“北京的大学”误传成考取“北京大学”而激起不小的澜漪，突然传说又被“吊销执照”风浪更甚，害得一些亲友急急忙忙前来探听消息。我赶紧出来辟谣，请大家看看那份“不录取通知”发出的时间，这才平息了自己制造的谣言风波。

 

还有一个环节，上学需要贫下中农写推荐意见。于是生产队长召集全队贫下中农开会，作出如下决定：“杨鹏程同志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下乡十年，思想改造很有进步，全体贫下中农一致同意上大学。”绝口未提一年前批斗会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单干十年”的旧账。生产队和大队均加盖公章，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大队干部来我家祝贺，送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毛选合订本作为贺礼。

 

10月2日，我结束了整整十年的知青生活，带着这只邻居送的旧木箱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开始四年的大学生活。

 

当年我的新生行李箱

 

2016.7.5

 

 

转自《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