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MCK10252019-01-05 11:46:49

把家搬到山顶的文艺男中年

 

 

二十年前的一个冬天,一个普通农家的场院里,我和我妈站在门口,仰望前面覆满白雪的大山,心里没有半点闲情欣赏,而是涌起一股无奈和焦虑:坐了一天的车准备去山上找我爸,谁知半夜下起了大雪呢?

我的爸爸隐居在山顶上,这是我们分开后的第一个寒假,三天以后就是春节。那年我已经重返校园,在老家的学校成了一名初一学生。农家婶婶走到院子里喊我们进去烤火,劝我们等天晴再上山。我妈看了看云里的山顶,又看了看11岁的我,毅然把裤脚再紧了一紧,拉着我上山了。

 

 

当时年纪小,关于这次“寻父(夫)之旅”多么艰难,我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后来多是听我妈反复谈起,如何用棍子敲一段,走一段,再敲一段,再走一段。路滑,雪深,一个女人一个小孩,沿着摸索出来的一截截小路,手脚并用地爬行前进,到的时候,衣服和鞋子都已湿透,混着汗水和雪水。

爸爸出现在路途尽头,长发结成一团,裹着破棉袄,脸被烟灰熏得漆黑,因为激动说不出话来。

我怀疑我妈也是因为后悔而加大了那次上山之路的难捱程度,就像去年冬天,她想起那次赶路,眼睑垂下来,用悔不当初的语气说:“那年真不该去”。

1993年对我家是不寻常的一年,不过我家每年都不太寻常,因为几乎每年都在搬家。

“生活在别处” 是诗人兰波在19世纪提出的一句话,如今多半被用作旅行和房地产的广告词,而出生于1950年代的我爸则用一生坚定地实践着它。从我3岁起,我们就告别了故乡,在一个个小镇间辗转,搬家搬得海拔越来越高。

就在我们已经在一个房子里住了一年以上,我以为要安定下来时,执着于寻找一个理想居住地的我爸又开始向往别处了。

他满怀激情地把目标选在了从我房间的窗口望去的一座大山上,那座山形似飞鹰展翅。每逢阴天,他会指着这座山吟咏道,有雨山戴帽,无雨山缠腰。

不知道是不是这座山毛茸茸的样子给了我爸浪漫的想象。后来他就带着我对这座山及其附近的山脉进行了实地考察,我渐渐得知关于这座山的更多细节。它海拔1100多米,山顶上有一座废弃多年的小庙,只剩几堵残壁,除此之外渺无人烟。山的一面是刀削斧凿的绝壁,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从山顶看到我们住的小镇,雨天则是大片翻涌奔流的云海。

 

 

 

我家有张老照片是在雨中的山顶拍下的。那是第一次上山,照片上,我爸举着一瓶酒和一块淋湿的面包,脸上的表情毅然决绝又慷慨激昂。旁边的我顶着一头雨水,眼里除了茫然还是茫然。我记得面包不好吃,而我的衣服和鞋子全湿了,我爸并不在意,他沉浸在昂扬的情绪里面,像高更找到了他的塔希提岛,顾城找到了他的激流岛,他伟大的艺术人生从此拉开帷幕。

从山上下来的他即刻着手准备,迅速收了一个徒弟,盘出当时经营的工艺美术店,用前些年攒下来的所有积蓄购置家当、囤积粮草。

作为一个全无用处的文艺青年,我爸一直靠自创的家居装饰手艺谋生。在那些逐山而居的日子里,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就是举家生产一种可以用来挂在客厅的工艺品。不过这种带有微弱社会属性的生活方式也将结束了,接下来,我爸将彻底切断他与社会的联系,建立一种理想中的耕读、修行、零社交的生活。

临上山的几个月,我们买了锄头、铁锹、扁担,请铁匠铺打了一对油灯。这对铁匠经验之外的油灯,拼接了大家的想象,最终成品像一只微型的洒水壶。我们还买了足够三年用的盐、纸,以及所预想到的一切,准备很充足,像一个末日生存狂,计划未来很多年与有毒的外界隔绝。

与此同时,我爸还抽空上山,雇佣山下的村民,一起把山顶上那个残破小庙重新修葺,加上屋顶,苫盖茅草,平整地面,加固院子,让它像一个能够住人的地方。

 

 

 

上山的那天天气不错。我爸花光最后一点现金,雇了几十个附近的村民,把家当一点点地用背篓搬上山去,还包括他转为新居做的一块玻璃匾,上面有三个大字:向阳居。这自断后路的架势一再出现在他的余生中,让他显得悲壮狼狈。我仅有的一个布娃娃也许就在那次搬家中失落了,一些书本散露出来,年轻的村民边走边调笑。我赶着两只小山羊,跟它们互相生着气,牵牵绊绊地往山顶上爬。

有必要描述一下我的新家,从山脚下走盘曲的小路上去,即使最矫健的山民也需要整整半天。临近山顶,有一些古老的石阶,一个乱石堆砌的寨门对我宣告着“到家了”。后来我正是从这里跌了下去,并成为我妈鼓起勇气带我下山的导火索。

山的最顶端,那个荒芜小庙所在的地方,成了我们的小院与卧室。三间房,屋内空空如也,墙角的泥地上还有青草探出头来,茅草苫盖的屋顶并不十分挡雨,后来在雨天我们经常睡在濡湿的被窝里。

 

 

 

我30岁时,我的心理咨询师得知这段经历后,反复询问我关于这个“家”的细节,什么朝向,窗子开在哪里,我的床在哪里,我从窗子看过去,外面是什么……然后她一再问到:你害怕吗?

一个9岁的小姑娘,在远离人群的山顶,漆黑的夜里,耳边只有老鼠与潮虫的窸窣声,泥地发出幽冷的潮气,她的心里在想什么呢?

奇怪的是我当时感到最多的不是害怕,也许是浓重的孤独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实际上仅仅呆了几个月,我妈就独自下山去铺垫重回人间的途径了,并不浪漫的现实促使她自己拿主意,一点点变得刚强起来。后来我翻阅诗人顾城的传记,看到他的妻子谢烨说,在现代社会里要过原始生活是很奢侈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目光滑到她死去的时间,竟然也是1993年。

我妈走后,山上仅剩的一对父女并不因此变得亲密。有很多事情填充着我爸的一天,锄地、担水、修围墙、练字、吟诗、做难以下咽的饭菜。我大多数时间都寻觅着着羊的足迹,看它们又找到了哪一处背风的山崖,它们倒比我更快适应这里,很快羊丁兴旺起来。日子像那一泓山泉里滲出来的涓滴清水,让人着急,又无可奈何。

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横亘在眼前,比如,山顶上的土壤极其贫瘠,除了枯寂的野树,无法长出任何粮食。撒下的玉米只开花,不结穗。蔬菜也长得像野菜,山鼠倒是大得像猫一样,用啮齿对新搬来的我们表达了疯狂的欢迎。这些,都不在我爸当初描绘的浪漫蓝图之内。

 

 

 

 

 

我爸为那些日子写下很多诗,我一直没敢去细读。我也不敢想,如果一直遵循他对我人生的设计,我如今会是什么样子。

年轻时的他就狷介乖张,古怪,叛逆,不近人情。听说他曾是个极富才气的青年,肩负着他所在高中考大学的唯一希望。他通晓琴棋书画,记忆力惊人,几乎可以背下一本《新华字典》。只是17岁那年因为“写反诗”,经历了一场粗暴的羁押,从此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分子,他对抗一切,对抗主流认知,对抗世俗工作,对抗一般人置业、养家、教育孩子的路径,对抗的主要手段是不停往高海拔的地方搬家。到最后,他成了对抗本身。

 

 

 

在阅读顾城的生平时,我越来越惊异于我爸和他,这两个只相差几个月出生的人的极度相似性。他们都不屑于以工作来谋生,都有着孩子的纯净和残忍,都拒绝现代文明,都极度依赖爱人······

我爸在山顶居住的时间达两年之久,而我是在大半年之后跟我妈下的山。如今我已彻底忘记走出寨门那一天的情形,只记得后来我满脸通红地被班主任介绍给新同学。从6岁时被我爸退学,时隔5年再次站在了一间教室里,一个山野里来的孩子,要花去很多努力来学习人情世故的潜规则。

让我爸上山的是他的理想主义,最终让他下来的,还是他的理想主义。山顶种不出粮食,用水困难,身体炎症,这些都是现实的困难,在附近村民的想象里,这个浪漫主义者还可能是一个超生游击队,一个秘密特务,一个精神病。

有一天我爸接到了村委会开出的一纸通知,让他即日到山下接受问讯。这一纸通知带着农村生活特有的质朴荒谬,精准地击垮了我爸脆弱的自尊心。这是我无意中听到我妈跟人闲聊说起的,后来我爸一直把下山的理由说成是对我们的思念,并试图让我们再次接受跟他隐居的计划。

 

 

我爸第一次试探性地下山是在我初二那年。一个中午,我回家吃饭,意外见到一个胡子拉碴、面容枯槁的男人坐在小小的饭桌旁。重逢带给我更多的是惊吓,我没吃饭,转身跑到教室,眼睛都快哭肿了。

这次形式上的探亲后,我爸的第一次隐居行动宣告失败。

时间不满两年,他和一车羊以及当初辛苦搬上山的一堆旧家当一起,重新找了一座山栖身。在山上,唯一过得好的是羊,连我爸稍微好一点的衣物,都被偶尔来访的村民顺走了。

在我们后来住的废弃红砖房里,我妈翻捡着一堆破烂衣物,气不打一处来。在我跟我妈历经万难爬上山找他团聚的那年,看着冷天只能裹几件旧棉袄的他,我妈才知道家徒四壁,而柴门的门口还挂着一张文言文写成的《告诸君》,劝慰上山来的君子们不要拿东西。

 

 

 

 

下山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爸都无奈地接受着我妈对生活的安排,开店,卖东西,日复一日。虽然他常常因为找错钱一类的小事被我妈数落,但这至少是一种看起来正常的生活——别人不都这么过的吗?

直到我接近中年,才慢慢去体会他的痛苦不堪。他把抑郁之气化整为零,化作跟我、我妈的顽强对抗,在一切可能的机会里说服我放弃学业,重回他纯净的“乌托邦”。

我背过身只是哭,像一只惊惶的老鼠。一旦家里剩下我和他,我就立刻沿着墙根溜出去,不给和他独处的机会。

我高二那年,他终于酝酿了一次大的反抗,让我妈给他一笔钱,作为这些年给家里“打工”的报酬。他拿着钱离开,宣布与我们断绝关系。

 

 

 

我对这件事的反应是欢呼雀跃。他一走,似乎常年萦绕在我家的低气压云团就此散去,我和我妈把家里改头换面,收拾了一通,颇有点迎来新生的意思。一个月过完,他又病恹恹地背着离开时的包,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段生活最终以我妈同意搬家为妥协,他们又搬回了我爸曾做出隐居决定的那个山区小镇上,留下我寄住在亲戚家里继续念完高中。

许多年后,我学了一些心理学知识,断定我妈是一个具有极度情感依赖特性的女人。尽管她从婚姻关系里得到的只有伤害,她还是需要一个依赖对象,并试图把依赖对象按照她希望的样子改造,而依赖对象所反馈给她的,是一次次的反唇相讥和伤害,这些伤害,又证明我爸作为一个被依赖着的人,是活生生的存在。

困惑越积越多,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了一些四处乱窜的情绪,我爸回了信,肯定了我主动向他靠拢的行为,把这视为我即将同意他的安排加以鼓励。

 

 

我只好向唯一还信得过的高一班主任求助,其实她并不能帮到我什么,只是青春的岔路一不小心就会走到别的地方。结果这个求助行为让我在学校有了点小名气,班主任把我爸的回信在班上念了一遍,学生中很快传起,我有一个“会写文言文的爸爸”。

纷乱的青春期最终完结,人生所有的重大分岔,似乎都集中在二十五岁之前,到如今,人已经在长时间的生存训练中获得一整套应对世事的规律,中庸也好,偏激也好,最终,草蛇灰线,电光石火,所有的选择都会汇成相同的结局。我上大学,工作,结婚,像所有的正常人一样生活,内心逐一体会着我爸所经历的幻灭和无奈,不由得去反复揣测,在哪些岔口上,他选择了往更窄、更幽暗的地方走去,直至空无一人,不见天日。

经历过动荡年代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他没能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回到正常轨迹?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问出口。

 

 

后来,爸爸仍小规模地尝试隐居了两次。大一寒假回家,我按照邻居的描述来到镇外的一个山洞里,这里有一个人生活过的痕迹:用纤维板隔的一扇简陋的门,一个火坑,一张床架,洞里潮气漫天,被烟熏黑的洞壁上,有随手写下的诗,还有过来探险的孩子们加上去的侮辱性的句子。

山风涌来,蝙蝠在洞的深处发出微小的鸣叫。我站了一会儿,捡起一块石头,一点点擦去墙上的句子,心里涌动着一种破碎感:选择“做自己”的一生,竟是这样艰难。

 

本文选自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真实故事计划是国内首个真实故事平台,每天讲述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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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不归,现为自由职业者

编辑 | 王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