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土改有没有谣言说的那么恐怖?
作者:佚名
谭松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室,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作《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室外是盛夏的艳阳,但室内却弥漫着一股不安的寒意,在谭松冷静讲述和墙上视屏图像中,土改的种种酷刑展现在听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四川川东地区五十年代初,土改血腥的真相对于文明世界中成长的香港人实在是太过残酷了。
一位中文大学女教授听不下去,突然插话要求谭松“请不要再讲了!”谭松有点愕然,然后一口回绝道: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他还以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说,这个集中营是很残酷的,但学校老师依然带领学生去参观,因为应该要学生知道真相。
事后交谈,谭松承认他当初调查川东土改时,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也难以承受,但他要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流亡瑞典的湖南作家茉莉的一句话说,“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须先揭露黑暗。”
谭松演讲的川东土改,是指原四川省所辖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广安市和黔江地区,即大致今天重庆直辖市区域。谭松是重庆人,他在二○○二年开始调查川东土改历史,走访了十二个县市,访问了四百多个土改亲历者,包括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甚至还有受尽酷刑而活下来的地主,所有采访均做了录音录像。最后完成了一部土改专访录,共三十六万字,尚未出版。
川东土改在中共解放四川后的一九五一年开始。谭松指出,经过一年半时间,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他在调查中发现,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当时部分人对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一家有两个煮饭的鼎罐就被评为地主。他指出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土改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权力,鼓励批斗这样才吓得住人。
地痞流氓对地主施残暴酷刑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酷刑。
土改中的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谭松在演讲结束时,将他调查到的死于土改的受难者名单一一在视屏上打出来。他说,每一位受难者都不应该被人遗忘。
采访艰辛 受害者至今心怀恐惧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全场大笑)谭松说,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被激发。
他说,他的调查非常辛苦,
一是受访者分散在川东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又没有电话联络,走访非常不易。
二是土改时代久远,现仍在世的当时人已寥寥可数。
谭松听说一位饱受点天灯酷刑的女子冯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赶去采访。
冯光珍当年十八岁,还是一个学生,因酷刑双手残废。谭松上午采访她,下午这个不幸女子就逝世了。
三是恐惧,中国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是受害最惨因而恐惧感也最深的群体,虽然土改时代早已过去,
但恐惧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
作为采访者的谭松本人也很恐惧,因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三十九天,
刚获释不久,而且是在保释期间,被勒令不能离开重庆地区,因此他是私下秘密采访。
土改因为涉及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而且多是以资料做研究,
像谭松这样深入一个地区大规模采访做口述历史的可能绝无仅有。
现场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琦指出,谭松是首位在他们香港中文大学讲土改的大陆学者。
转自《历史麻辣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