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来源: 《凤凰周刊》
1960年，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取得独立，中国政府第一次向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从一些非洲国家招募了100多名学生来到北京，从旅费到生活费用全部包了下来。但大多数非洲留学生在北京生活了一年多以后不但要求回，甚至发起罢课和绝食，和中国官方发生冲突，最后如愿回到非洲。
这些非洲留学生为什么在中国“留”不下来，甚至不惜和待他们“不薄”的中国政府闹翻也要回去？整整50年过去了，大陆方面至今还没有公布任何材料。本文根据当时“领头闹事”的加纳学生伊曼纽尔·约翰·海维（Emmanual John Hevi）出版的《一个非洲学生在中国》（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和对他的电话采访而成，也参考了其他一些材料。作为一名非洲学生的骨干分子，海维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描述，对今天的人认识那个时代仍有一定意义。
海维：一个非洲意识强烈的加纳人
海维出身于英属黄金海岸（1957年独立后称加纳）一个种植可可的农夫家庭。在殖民地的教育系统中，除了英文，他还学习了法文和德文。他没有上过大学，但以高中毕业文凭在中学教过科学，尤其是医学课程。1960年11月他前往中国北京医学院学医（先在北京语言学院学几个月的中文），按学制他要在中国大陆学习七年。但是，从一踏上红色中国开始，海维对当时日益极左的社会就产生了消极印象，直到形成整体看法后，他在中国待了一年就离开了。
加纳是非洲第一个独立国家，其领袖恩克鲁玛当时在非洲独立运动中地位崇高，言行在非洲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恩克鲁玛在建国后，很快就和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建立了密切关系，开始模仿中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海维的非洲本土政治意识非常强烈，他前往中国的目的除了学医，也是为自己新独立的国家在发展道路方面寻求借鉴，看看中国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所以，他和中国近代史上很多去海外寻求“救国之道”的知识分子其实非常类似。
和他的非洲同学相比，海维要年长一些（来华时28岁），有一定的社会和工作经验，思想相对成熟。他还担任了非洲学生在北京自发组织的学联的秘书长。在中国的经历使他对中国道路和模式完全失望，于是立志要让加纳和非洲知道绝对不能走中国的路，所以一回去就写出了这本书。此后他没有从医，而是在一些学校教书，后来主要从事写作。
恩克鲁玛政权一党制的问题在海维出国前就已经很明显了：出国留学生必须是执政党党员，由组织推荐。海维当时不是党员，但他通过“关系”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回加纳时，恩克鲁玛政权已经变得更加专制，甚至有极权主义倾向，通过法律禁止和惩治政治异见。海维对恩克鲁玛体制的批判使他成了异议分子，出于安全他前往尼日利亚，恩克鲁玛被推翻后回国，现已80高龄，居住在加纳东部的老家霍霍伊（Hohoe）。
无处不在的政治教育
应该说，中国给海维的第一印象就不佳。人们表情的呆板和顺从，尤其是服装的千篇一律，让他非常诧异。虽然同时代的西方人已经称中国人为“蓝蚂蚁”，但基于“非洲意识”，海维对这种缺乏个性强求一致的社会现象特别反感：非洲人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情绪表达和式样繁多、色彩鲜艳的服装打扮，甚至男人也穿红戴绿，难道恩克鲁玛要非洲人也变得像中国人一样吗？
海维在书中列出了使得非洲学生离开中国的一些原因，首先是课程中不受欢迎的政治灌输。以中文课为例，单词和句子充满了政治内容，例如“人民公社像初升的太阳，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和“党的恩情说不完”等等。海维说，学了6个月的中文，他还不知道“水”这个词。经过一再要求，中方才发给他们政治色彩稍淡一些的新教科书。此外学生更要花很多时间学习政治和历史，而它们的教学和讨论又基本上是遵循官方教条。海维感到非洲学生来中国好像不是为了学习一门技术，而是接受洗脑。
专业课程方面，海维说不但整体质量不高，而且掺杂了意识形态说教。例如化学教科书上，第一章关于物质的定义用的是列宁语录，海维说这完全不符合他习得的知识。
尤其让海维觉得离奇的是生物学老师在解释新陈代谢时说：因为蛋白、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在人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是相互转化的，所以尽管中国人缺乏脂肪和蛋白（这是指当时官方所说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肉蛋奶等等的短缺），但不会造成营养不良——因为碳水化合物会代替脂肪和蛋白。海维说，生物学老师曾经在美国留学，她完全知道自己说得不对，所以当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不看学生，声音听上去也完全没有说服力。
海维来华前在中学教过一些基本课程，所以他有时在这些知识问题上和中国师生争执。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在做有机化合物的溶解点实验时就如何使用温度计和中国指导老师和实验同伴发生分歧。事后，他在外国留学生中找来4本英文教科书来说明自己方法的正确。几天后，当他们回到实验室的时候，那个犯错误的老师不见了，新来的老师纠正了实验方法，但对发生在海维和其他人之间的争论却一字不提，这让海维感觉特别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