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
“对一个从来没有喝过咖啡的人，你们可以用语言向他形容咖啡是什么味道的吗？”
（2018年）11月26日，71岁的陈家琪教授到汕头大学讲课。这是他第五年来汕头大学了。在这门课上，他向学生介绍很多基本的哲学概念：秩序、事实、判断、语言......
他面对的学生，大部分并未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哲学就是每个字你都认识，但是连成一句话就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了。”有学生这么说道。
陈家琪总是想办法把艰涩的哲学概念讲得浅显易懂，举日常生活的例子，尽可能引起学生思考和讨论的兴趣。“我早上在食堂吃粿条，这个‘粿条’究竟是语言上的‘粿条’，还是指食物的那个‘粿条’呢？”。“粿条”是潮汕地区一种米制的食物，关于“粿条”的命名，马上引起了同学的兴趣。
陈家琪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的教授，长期从事政治哲学与法哲学、德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名义上已经退休了，但仍然还在给博士生授课。
他著有《人生天地间》、《浪漫与幽默》、《哲学的基本设想与理想国》等十余本书，1988年写成的《浪漫与幽默》，让不少学者感到吃惊，因为“其中包括了几乎所有90年代才逐渐呈现的话题”；而《沉默的视野》一书，因其奇妙的语言和构思，让很多哲学的门外汉也读得津津有味。
很多汕大学生并不知道这位教授的来历。在他们眼里，陈家琪更像是一个好奇、可爱的老爷爷，他对校园里天马行空的涂鸦墙欣喜不已，对食堂里潮汕特有的“粿条”感兴趣。在这里生活学习的学生，反倒很少留意这些司空见惯的事物；涂鸦墙出现了哪些新作，陈家琪甚至比学生们还要清楚。
他在课堂上常常教导学生要学会追问，保有好奇。有些学生却对这些抽象知识并不好奇，蜷缩在教室的后排，做着自己的事情。
“哎呀你们坐得太靠后了，快往前来，坐这么后怎么听得见呢？”每次上课，这句话他总要重复多遍，近乎是央求同学们往前坐，很是焦急和无奈。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来汕大之前，他刚刚在青海西宁给全国五百多位幼儿园园长讲课。除了幼儿园，他还经常到各地的中学给教师做报告。在讲授基本的哲学概念的同时，他总是向各地的老师强调，要保有孩子的天性和好奇心。
“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的很多老同学都去世了，或者痴呆、残疾了，我觉得我应该赶快尽自己的责任，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完。”
他至今坚持写作，在学术期刊、媒体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时政、文化、艺术等公共话题。
他的好奇，让他对周遭世界保持敏感和关心，充满感情。电视新闻上报道的悲剧事件，即使与他个人毫不相干，也常让他感伤流泪，一夜无眠。
陈家琪最近在写一本书，《五十年间有与无》，记录1968年到2018年的个人经历和思考，他已经完成了前十年的写作。2008年，他应邀为《新京报》写作专栏，以“说小事”的形式叙述自己从1978年到2008年的经历，后集结出版成《三十年间有与无》（200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他写作这个专栏时，中国在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住在上海，抬头向浦东望去，那里高楼林立，其密集程度与形状之各异，只是过去想象中的西方社会最发达地区才会有的景象。（《三十年间有与无》自序）”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变化仍在继续。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有其冷静、谨慎的一面，陈家琪始终对这种变化保持着思考和自省。“‘有’也就是我们看到了什么，‘无’自然意味着我们没有得到的是什么，而且这始终未得到的东西又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甚至可以说是这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东西。（《三十年间有与无》自序）”
他对未来并不是盲目乐观的。文化大革命时，陈家琪是个为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奋斗的革命青年，而现在，他自称是个悲观的黑格尔主义者，对于黑格尔提出的“历史的进步”，他还不能完全确信。
五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始终致力于将历史叙事与哲学思考、感性经验与概念把握结合在一起，将自己的人生历程融入学术研究本身。“我觉得我这辈子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和反思写下来，尽可能传给下一代人。”
一切都静悄悄的家庭环境
1947年3月，陈家琪出生于西安市南柳巷12号。
他从小跟随着母亲住在姥姥家。母亲一家是天津人，抗战时天津沦陷，撤离到西安。
在陈家琪的印象里，家里的长辈是很有文化和教养的人，在解放前是有地位的大户人家。姥爷在邮电局工作40多年，从未迟到。他做事极其踏实、认真，即使生病感冒，也一定要到单位请假后再回来。在他身上不可能出现“犯规”的事，也不会拉关系、走后门，“文革时为了喝一碗豆浆要在凌晨五时左右赶到东亚饭店去排一两个小时的队，但也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姥姥操持着一家，精明能干；一家人在文革中未受太大冲击，与姥姥的里外周旋和家里人的不事声张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样“规矩”的家庭环境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他们对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是闭口不谈的，他们希望你不要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是最保险的。”
陈家琪的家离西安二府街的法院不远，他幼小的记忆里，法院门前的一棵树曾吊过一个女人的头，血往下滴着，头发披散下来遮住半边脸。“母亲当时抱住我，竭力想把我的头扭向一边，我却永远地记住了这恐怖的一幕。”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押送犯人的卡车让他印象深刻，“每个人的背后插个木牌，上写地痞流氓、恶霸土匪、妓女奸商之类的字，军人的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他记得有一次吃饭，不记得是哪个姨姨说，小时候她们在天津上学时，日本人看到学生走过来时，会向她们鞠躬，很有礼貌的样子。这时姥爷姥姥马上止住了，再不准她们说下去。但这“不小心”说出来的话头让陈家琪至今印象深刻，他很是吃惊，因为这与自己在电影、书本里看到的日本人的形象非常不一样。
文化大革命时开始抄家，大人们讨论什么东西应该烧毁，都是等小孩子睡下了才开始小声商量。
“那时候所有人都是不能交流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原子，人与人之间不敢交心，不敢说心里话，因为这很可能会带来灾难。大家都生活在一种非常恐惧、紧张的气氛中。”
家里的管教很苛刻，听不到笑声和吵闹，吃饭、做事、睡觉都严守时间，很少破例。吃饭的时候不能晃腿，嘴巴不能吧唧吧唧响；晚上九点就要准时入睡。后来陈家琪在农村插队时，看到农民家庭关系的亲密，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有说有笑的，很是羡慕。
在这样的环境中，陈家琪常常感到压抑，他渴望的是走出家庭，投身社会生活之流。“我是那种充满革命理想的人，总是爬山，郊游，帮农民收粮食，成天到晚参加这些社会活动，不喜欢在家里呆着。”
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
开始上学之后，陈家琪便积极参加到集体活动中去。
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陈家琪把家里的锅、铲子、锁等都拿到学校的高炉里去；除四害活动，他也积极参加。“苍蝇和蚊子还比较好消灭，我们一人拿一个火柴盒，打死一只苍蝇就夹起来放进去，每天早上到学校，老师就数你打死了多少只苍蝇，在你名字后面写个数字，孩子们那个高兴啊。”
为了消灭麻雀，当时的人们几乎不生产也不上课，都站在屋顶上、树上敲锣打鼓，挥舞着红旗，“屋顶上都是人，麻雀没地方停，飞着飞着就累死了，掉到地上了。我们捡了就带到学校去。”
“在文化大革命前，学生是没有课业负担的。你不能学习很好，学习很好就是走白专道路，想成名成家，这些思想都是要批判的。没有人敢说自己的理想是想上大学。”
由于课业轻松，陈家琪也就有时间大量阅读，他几乎把中西方的名著都读完了，平时写日记、游记、诗歌，被班上的同学称为“文疯子”。
1966年，由于西安疏散城市人口数量，陈家琪随母亲迁往距离西安约一百公里的华县。县城贫穷落后，“全是黑漆漆一片”，打破了他原来对于农村的浪漫想象，“我看的电影和小说，农村里都是一片歌舞升平......”
离开西安的这一天，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全面爆发。
这场运动在当时的陈家琪看来是正义的，他也几乎毫不犹豫地加入到“造反派”的队伍中去。以往在学校受过的教育、看过的电影、海报上各式各样的宣传，让那一代的人心中充满了诸如革命、解放、英雄、献身之类的词汇。“在我初中毕业前后，就很想像王二小或刘文学那样光荣牺牲，这种渴望折磨了我很长时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奋不顾身。”
“今天想起来是有点可怕，因为这种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也可能反过来转变成对待别人生命的态度，而且更可怕的，在于对待生命的的态度作为对自己和他人进行道德判断的最终尺度，这就像打赌‘看谁不怕死’时压倒了对方一样，往往能获得一种道德上自我认同的优越感。”他在《沉默的视野》（201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如此反思。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这期间，各地成立“红卫兵接待站”，为串联师生提供免费的食宿。
陈家琪和几个朋友从西安出发，翻过秦岭，到汉中，走四川，到成都，一直走了三个多月。他们原本计划走到瑞金，再到延安，走一遍红军走过的路。沿途他们发传单，宣传毛主席思想，晚上也不睡觉，刻钢板，印传单，第二天给老百姓散发。“我们天天走，鞋子已经完全烂了，衣服也没有换，但大家都充满着革命豪情壮志，想着都是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劳苦人民。”路上有司机想顺路载他们一程，他们仍坚持步行，“为的是把毛主席的思想宣传到每一个偏僻的角落，为的是考验自己能否自觉自愿地吃苦受罪。”直到串联活动被叫停，他们才被迫返程。
在农村插队时，他一心想的是改变农村样貌，教育农民。他开始给农民讲小说，却发现他们根本不感兴趣。
1969年，中苏交恶，两国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和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因为要跟苏联打仗，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刚好我学的是俄语，我就教他们喊‘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农民就乱发音，跟着你乱喊，大家都半真半假，都笑。但你还是觉得作为知识分子发挥作用了。”
革命的豪情壮志之下，他也有迟疑的时候。
1968年，大规模的武斗爆发。在两派“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他看到了混乱、流血、甚至死亡，他清楚地记得“一个吊在屋梁上因毒打过度，使得浑身的肌肉已经像浓汁一样往下流淌着的孩子”。
“我心里觉得有点不对，但是不愿意说。因为一旦变成群众运动，你是不能做主的，你不能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否则两边都会觉得你是叛徒。你没办法，只好跟着他们摇旗呐喊。”
有一次，红卫兵去抄一个中学同学的家，这个同学的家里有大量的书籍，陈家琪上学时很喜欢到他家里去看书。红卫兵把这些书全都搬出来烧，当时他也在现场。烧着烧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从书堆里掉了出来，落在他身边。
“我很想把它捡起来，可是我没有那么做，因为我知道这是会犯错误的——我很喜欢托尔斯泰，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只能违心地把他的书踢回火堆里，故意装出一片忠心的样子。我的内心很痛苦，看着心爱的书籍被火光吞噬，化为灰烬。我想把它捡起来，据为己有，却又不敢，只能跟着别人高喊口号……”
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人们在标语、口号、热血的裹挟中，成为乌合之众。
与父亲见面要像同志那样握手
成长过程中，陈家琪很少看到父亲的身影。父亲是浙江绍兴人，但在1981年父亲去世之前，陈家琪一直以为他是北京人。现在，父亲的身世对他来说是个永远无法得知的谜。
1943年，父母亲在河南营口结婚，当时父亲是个小邮电局局长，从京津一带向西安转移。由于抗日时期的民用电信事业一律转为军用，所以这段时间也就构成他日后“历史反革命”的证据。姥爷姥姥为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给母亲找个依靠，就包办了这场婚姻。
新婚之夜，父亲和他几个同事在外面喝酒，没有回去，母亲一个人点着蜡烛在家里等待。这些都是1993年陈家琪的母亲去世后，他在母亲的记事本上知道的。“这件事足以让我妈妈记恨他一辈子，这是不可原谅的。”
母亲的记事本里写着这样一段话：“自1943年10月与陈结婚到1968年10月总共二十五年，我与他只在一起生活过四十个月。”这四十个月几乎是一天一天加起来的。
陈家琪长大后才得知，父亲在1949年后便因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而被驱逐出西安，并被分配到西安市东边的华县物资局工作。父母关系不好，常年分居。
“我与父亲的关系是很奇特的：当他接触我时，我已是‘十足’的大人；在我的童年生活中没有他，他也不知道我有过童年。”
每次陈家琪和父亲见面时，要像同志一样握手，然后让座、倒茶，接着谈一些需要办的事情，比如拆洗被子、搬运蜂窝煤。父亲有可观的工资，“他有钱，但不给我妈妈，也不给我们小孩子，就自己享受。”父亲爱吃罐头，办公桌和床底下都是罐头；平生最大的两个爱好就是下象棋和唱京戏。陈家琪曾经在革命公园里看见父亲，一个人站在角落里看公开的象棋比赛；去世时，父亲留下的是床底的三大箱棋谱和墙上挂着的京胡。
“我父亲身上有当时国民党小官员常见的作风，就是比较享乐，唱戏、下棋、喝点小酒，是个享乐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关押起来了，母亲曾经拟过一份离婚申请，但因为所有政府机构都瘫痪了，民政局被打倒了，最终这件事就没有办成。
“在父亲被关押的日子里，我未曾去看过他一次，也不知他被关押在哪里，关押了多久；母亲这一生心里一直很苦，我也未曾与她好好地谈过一次话，既未说过宽慰的话，也未表示过心灵与感情上的沟通或理解......”
1981年，父亲因高血压引起偏瘫痛苦不已，陈家琪赶回去时，父亲只剩下最后再看儿子一眼的时间；1993年，母亲因心脏病猝死在自己破旧的小屋里，身边没有一个人。
“我今天想起来特别后悔。”
他在《沉默的视野》一书中回忆起和父母的关系时写道：“把最后一口吃的留给自己的战友而不是父母或子女，把最后的感情奉献给毛主席而不是自己的亲人，离自己越‘远’、概念上越抽象的东西也就越实在、越重要，我们谁不是这样？”
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陈家琪曾说，“我就成长于这样一个家庭，由盛而衰，最后，父母二人都死在了各自的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内。说小，真是小事，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小事件。”
文革中，陈家琪亲眼看到人们批斗习仲勋和尚小云的场景，大卡车拉着他们游街，寒风凛冽，两个人的鼻涕都流得很长；他也见到那些人从西安鼓楼上卸下了非常古老的“声闻于天”、“文武盛地”两块匾额，然后砸得粉碎。
“与这些事比起来，我觉得自己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生命、情感，内心的凄楚、无奈与委屈，该对谁说？这委屈是父母包办婚姻造成的？是他们的历史造成的？是我爸爸这个人造成的？还是1949年后的一切变故造成的？谁知道？谁又能说清楚？”
点着煤油灯看《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哥达会议上提出的党的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
文革时，陈家琪与一群人在西安的西北局门口绝食抗议，听到门前两位大学生的辩论，其中一个念毛主席语录，另一个则引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当时我就很疑惑，大家都在说毛主席语录，为什么他在说哥达纲领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是什么书，就特别好奇。”
于是他想方设法把这本书找来看。在农村插队时，白天干活，晚上就苦读《哥达纲领批判》。“我点着一个小煤油灯，两个鼻孔都熏黑了，看不懂也拼命看，然后就开始看马克思全集，我对理论问题很感兴趣，很想知道他是怎么解释这些问题的。”通过马克思，他也知道了康德、黑格尔等大哲学家的名字。1978年，当他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这些哲学家开始伴随并影响他的一生。但这时的他，还从未想过文化大革命会结束，也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恢复高考。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对陈家琪来说是思想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林彪反革命集团叛逃坠机，让他开始对原来坚信的一切有所怀疑。“林彪是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他居然叛逃。大家就开始质疑毛主席的英明——你这么英明的人怎么会选这样一个人做接班人呢？”
“那个时候开始思考国家的宣传和教育是不是有问题，开始独立思考，开始想自己的事情，不再那么盲从。”
1972年底，陈家琪被招进陕西省第二劳改支队做教员。一开始他是想当司机的，但领导很快发现他出色的文字功底，于是委派他写公文。被退回几次后，他很快就掌握了写这种公文的技巧。
在这之前，他插队时写的剧本《春华秋实》已经出版，由此改编的秦腔也多次演出。剧本里全是当时的口号和豪言壮语，“今天已经没法看了”。
在劳改队一呆就是七年。
监狱里关押着许多政治犯，多是因为偷听敌台、给境外写信而入狱的。“他们只是偶尔听了几句‘敌台’或别人的传言，便信以为真地给美国、台湾或香港写信，想以此骗些财务度日，结果一判就是二十年。”
在监狱工作的七年，他感受到一种话语的强势。对犯人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时，有着固定的和重复的说辞，“好像自己真在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每句台词都得背着说，决不能说错。”这样的话语权势背后是以国家的专政机器为后盾，让人感到威风凛凛，手握大权。
这样的生活有不对头的地方吗？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才意识到离开了这一后盾，我将变得不会说话，甚至不知道我在代表谁、对谁和为谁说话......人被训练得要永远正确，在改造犯人的同时，我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着自我改造。”
命运让他走上了另外的方向。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单位为了留住他，几次阻拦，他最终没能报考本科生考试。“当时心里很难受，觉得这是个机会，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后来我就直接去考研究生。”当时人们对研究生没有多少概念，单位领导也不相信他能考上，就让他去了。结果他“意外地”，成为1978届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
直到现在，回想起上山下乡时坚持读书的经历，陈家琪经常在课堂上教导自己的学生，“你们得一直努力——因为你不知道机遇会在什么时候来临。考试可以侥幸，可是人生是不能侥幸的啊！”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1978年后，中国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城市里开始出现小买卖，路上有人卖烤红薯、修皮鞋和钢笔；人口开始流动，社会开始活起来了。
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开始多了。北京的研究生来到武汉大学，大家一起没日没夜地讨论问题，讨论怎样看待文革，怎样看待中国社会的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
1980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在社会上引起了大讨论。曾经的充满革命理想的青年，在各种运动中看到人性、官僚体制的黑暗，这种幻灭带来巨大的落差感，让他们迷茫：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彼时33岁的陈家琪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我理想的幻灭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开始的，但那时并没有去想这一生应该怎么过。我们看了那么多的小说，都是别人的生活和故事，却从未想过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是怎么回事，自己想过什么生活。”
这场讨论的意义，使“人开始有了自我意识”。
陈家琪开始想清楚，自己这辈子就是从事哲学研究、当老师。“我一直有一个启蒙意识，把自己的观念、经历讲给现在的人，不要歌颂苦难，不要歌颂、怀念知青下乡。我觉得我这辈子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和反思写下来，尽可能传给下一代人。”
1983年秋天，全国性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波及到他当时任职所在的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因为谈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他和另一位老师黄克剑被点名为清污的对象。后来缩小了范围，清污对象只剩下黄克剑。黄的文章中说“四人帮”搞的是假社会主义，而清污工作组认为这是错误的，应该是“反社会主义”，围绕着是“假”还是“反”批判了很长时间。在一次批判会上，陈家琪拿出《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在其中多处用了“假”而不是“反”；他当场念了出来。“记得当时我哭得一塌糊涂，那种委屈、愤怒、不齿，简直无法言说，我说，这不是又要文革了吗，为什么要批斗我们的老师，难道在座的各位在文革期间都没有被批斗过吗？”
随着中央叫停了这场运动，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他常常在言谈中提及“抵制遗忘”。每年的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日期，他总要和三五好友，静静地坐上一会。
他至今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间断。本子上会记录着每天发生的事情、自己的感受或看法，或者摘抄在媒体上看到的“有意思”的内容。他记下了每一年学术会议争论的焦点和精彩的发言；1981年中国女排赢得世界杯时整座研究生宿舍的激动狂欢；崔健的演唱会上全场的尖叫狂热，“一无所有”这样的歌词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在《三十年间有与无》一书中，陈家琪提到文化大革命对其个人走上哲学之路的非凡意义，首要的一点就是“它使我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天下大事，生命中充满了政治激情，也正是这种政治激情赋予生命以意义”。
正是对社会的关心，对底层民众的关心，让他早在二十年前，就背离了学者的道路，走上思想者的道路。“我不再拘泥于研究康德、黑格尔单个的哲学家，而是把他们的观念吸收后整理为我个人的经验，然后对时代有所把握，对当下的现实、对中国的问题有所认识。”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活力、思想解放曾让他欣喜不已，但随之而来的道德滑坡、拜金主义、对理论问题的封闭与厌恶更让他忧心忡忡。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概念框架已经失效了，我们已经无法用原有的概念系统来表述、整理现有的经验。”
康德告诉人们，只有先天的观念才能把经验转化为知识，如果没有一套既有的概念框架，就无法整理经验，外在的信息与经验再多也无济于事；黑格尔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就是这种观念的对象化，观念显现为世界；观念发生进步，历史就是进步的。
新的时代里，欲望、生命、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的产生，人们用这些概念整理经验，于是有了新的概念框架，这些概念框架在逻辑上有着新旧之分和日渐完备的体现，于是有了新的人生观念，而观念又改变着世界。
但与之相反的还有历史的断裂感、年轻一代对过往的无知与不感兴趣、人性中善良天使的堕落、技术进步下的伦理问题......
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吗？已经71岁的陈家琪还不能确信。
他所能确信的是，他可以在这个时代里做些什么。
“康德曾说过，在任何时候，人变得开化总要比变得道德快得多；而我们，却依旧把开化理解为道德，因为我们封闭得太久太久。”
他致力于论证社会的政治秩序、伦理秩序及其背后的观念秩序的重要性，并以之解释诸如“什么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力量？”、“市场经济是否一定导致道德滑坡？”等问题。
“市场经济的道德力量是讲人性，认清人性中有其魔鬼的一面，人可能会更保守一点。”陈家琪在文化大革命中见过太多人性的恶，他知道口号下也许隐藏着一些危险的东西，因此对新生事物诸如基因编辑婴儿、人工智能的态度也更保守。“人性中总有恶的、贪婪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守住一个什么。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可贵，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他努力寻找一种普遍性的超越性价值、呼吁道德重建，试图对权力的本质有所认识和厘清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他要做的是对这些问题的重新阐释和不断传播，以及在阐述与传播中意识到文化、历史、语言与哲学的关系所提供的真理。
他在《历史的断裂，亦或是最后的丧失》一文中写道：“‘改革开放’是一个早被人们说腻了的词，但‘开放’要比‘改革’重要得多。‘改革’在任何时代都有，只是深浅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只有‘开放’才标志着空间关系的改变，首先是国门的开放，其次是人与人的心灵的开放。也正是这种改变，才使得思想的‘原创’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它必须是某种具有‘开放性’的一般原则：我们以此原则来为我们的信念辩护，来解释被纳入我们视野中的一切变化；而哲学，说到底不过就是为着这样的一般原则而展开的辩论，它主要是逻辑上的自洽，一种形式上的要求，但又必须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他在《三十年间有与无》（2008年）的自序中，期许一个“公共空间或集市”的到来，人们在这其中可以自由地讨论公共利益、公共幸福的问题。
十年过去了，陈家琪觉得，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和生活还没有到来。
下一个十年，他的期许会到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