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置信！中共的创建者公开宣布退党 而且晚年生活幸福 forumuser2020-07-27 15:50:12
美国《纽约时报》2020年7月15日的一则有关“白宫正在考虑推出针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签证禁令”的独家报道引发热议，一时间“退党”一词成了网络热搜词。
说起“退党”，到2004年海外*****网站推出《九评共产党》之前，在中共的历史上鲜有敢于主动退出的。你要考虑可能会失去工作、失去现有的稳定的生活，有人甚至会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总之代价是巨大的。还有，中共是不能容忍你主动退出的，除非它把你开除。比如：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前不久被开除党籍的前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都属于这一类的。
然而在中共的历史上有一个人是属于例外，是主动退出的。他在党内的职位曾经比周恩来和毛泽东还高，甚至掌握了中共党内的大多数军事武装。
那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后，1938年4月5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说是代主席）的他在赴陕西黄陵县祭扫黄帝陵之后，掉头而去。尔后在武汉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言辞充满了理想幻灭的沉痛：“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作为中共的创建人的他就这样永远脱离了他一手创建的党，再也没回头。中共在当年的4月18日象征性地开除了他的党籍。
他的名字叫做张国焘。
早年张国焘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出生，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
张国焘的父亲张鹏霄曾任象山知事。张国焘少时进私塾读书，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1919年从预科毕业转入本科（没有读完本科）。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担任北京学联主席，是北京学生领袖之一。
1920年他跟随李大钊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参与创建中共，1921年7月下旬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三人团成员（任组织主任），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8月11日隶属于中共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张国焘任首任总主任。
1927年之前的张国焘（图片：维基）
1921年6－7月间，中共先在上海后到浙江嘉定南湖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正式宣告成立。会议参加者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共13人。中共“一大”的三位发起人是：陈独秀、李大钊和张国焘。由于种种原因，在三位发起人中，陈、李二人实际上未能参加这次会议。而召集、组织、主持并当选中共“一大”主席的，正是时年24岁的张国焘。
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因为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被批判左倾。
1924年5月11日，张国焘与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在北京被直系军阀政府逮捕，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有一百多人抓捕名单，因时间紧急有文件未来得及烧毁，未受酷刑。在1949年后整理北京档案时，发现张国焘当年文字材料，有当时北京的全体共产党员的名单与全国铁路系统党员名单，或与此有关。1924年10月25日张国焘夫妇结束他们5个多月的铁窗生涯，出狱后他隐瞒这一情况，重返中共中央并继续担任重要职务。
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参与领导“五卅运动”。
1927年四月中共五大，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7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负责人。1927年八七会议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6月中共六大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与瞿秋白一起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1930年11月回国，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1年发动白雀园肃反，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在长征时期，1935年4月为策应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1935年6月，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近八万人的强大实力，而红一方面军经过前一阶段的长征，只剩不足三万人。会师后6月26日召开两河口会议，张国焘取代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
不过，作者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是这样描述的：
张国焘在长征中与毛会师时，拥有雄兵八万，毛只有残兵一万。但几个月工夫，毛就成功地破坏了他的军队，抢先联系上苏联，被莫斯科首肯为中共领袖。重逢时，张国焘是灰溜溜地来的，军队也只剩下一半。毛仍不放过他，因为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他的四万军队仍然是毛的一倍。
1936年十月红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孤军一支。这时莫斯科询问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这一路长达一千五百公里，大部分是杏无人烟的沙漠，控制在极端反共、凶悍无情的穆斯林马家军手里。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毛把这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孤军在沙漠里调来调去，向他们发出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指示，迫使他们打一场又一场的恶战。指挥员徐向前说，给他们的任务是“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西路军最后实在无法支撑下去，要求返回延安，毛却命令他们“就地坚持”，1937年2月22日更电令他们“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
到三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被俘的红军遭到残忍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后一场血战下来，一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俘虏们被集中起来照了相。从照片上看，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两千名女战士被强奸，被凌辱后杀害，被卖身为奴。两万多人中只有四百来人在四月底挣扎到了新疆。苏联飞机运给他们武器、食物和香烟，另外每人一副碗筷。
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击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丑表功”：
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的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
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的挖，一锹一锹的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着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里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进去，踢进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予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说得得意，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
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西路军一朝覆没，毛泽东就对在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干部面前批斗张国焘。毛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因为莫斯科不同意而没有得逞。
用张国焘后来的话说：他“受尽了折磨”，是“毛泽东在后面掌舵”。毛的秘书把他撵出他的住宅，让给毛住；他的警卫员被捕。一次，张国焘看见儿子在学校演戏时被派演“托派”张慕陶，“扮成奇形怪状的汉奸样子……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进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中华民族向来自称是炎黄子孙，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受到中国人世世代代的敬仰，祭祀黄帝始于公元前442年。自唐大历五年(770年)黄帝陵建庙祀典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祭的场所。当时的国民政府每逢清明节，也派出代表祭陵。
共产党却一直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党员耻于做炎黄子孙，奉马克思、列宁等为圣人，死后还要去看马克思。对于祭祀黄帝陵自然不会感兴趣。但出于对当时大统战环境的考虑，为了政治目的，也装模作样派出代表参加，但也只在1937和1938年祭拜过两次，随着国共合作的淡化，中共再无祭拜过这中国人的祖先陵。
在文革期间，黄帝陵甚至被永久性的毁灭了。
1938年，是张国焘被延安派出祭拜黄帝陵，为什么张国焘去? 也许上天看到张国焘还没有完全断掉自己炎黄子孙的血脉。虽然没有记载张国焘在祭拜这座中华民族的祖先陵时，想了些什么，祈祷了些什么。但想必他祈求过黄帝祖先保佑他能够平安脱离延安，想必他也真诚忏悔过往昔的所作所为。正如他在12天后，见到国民政府领袖蒋中正的时候，当着周恩来的面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祭拜黄帝陵后，张国焘一路有惊无险，虽然一度被周恩来控制在中共武汉办事处，但最后顺利和中共彻底脱离。两个月后，他的怀着身孕的夫人杨子烈携带孩子也顺利出走延安，家人团聚，冥冥之中如有神佑。
张国焘作为中共的缔造者，他的退党声明在当时影响很大。更难能可贵的是，退党后的张国焘，没有选择中立，而是积极的为消除共产主义的危害而努力。除了为国民政府工作外，1948年，他甚至自己筹款创办了新闻周刊，取名《创进》，从而圆了他退党后就有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能认识到从思想上反共的重要，这说明张国焘对共产党的危害有着很深的认识，也印证他当初退党的真诚，并非只是为了逃脱避祸。
晚年时期在加拿大的张国焘（图片：网络图片）
晚年的张国焘
1948年底因政治环境变化，举家迁到台北市；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1949年-1952年10月张国焘任《中国之声》杂志社长；1966年开始为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我的回忆》连载文章，并于香港《明报月刊》刊登中文版。
张国焘于《我的回忆》<第二十篇第二章>自述此时期心境：“…我回忆已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力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儿。我觉得世界上什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1960年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采访毛泽东时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张国焘后来去台湾、香港。曾经创办《中国之声》杂志继续反共，发表《我的回忆》一书，留下早期中共祸害中国的翔实史料。文革爆发后张国焘移居加拿大安享晚年天伦之乐，夫妻融融。含饴弄孙，得以善终。
当年张国焘不出走，绝不会得到善终。而此时他的那些早期的同僚们，晚年得到的却是在文革中生不如死。张国焘的人生轨迹是从正面留给我们的见证。
松山墓园中的张国焘墓（图片：骑鹿的阿瑟先生/维基，CC BY-SA 4.0）
下面是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作者：桑宜川 原题为：寻找张国焘墓地
“其实，张国焘举家移居加拿大后，刻意回避公众视线，淡出江湖，从不张扬，他去世后，张家后人更是销声匿迹已逾三十年，根本就不可能接待海内外访客。
自国内记者的所谓报道始，后来的各种转述以此为本，大同小异，但价值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张国焘“被冻得瑟瑟发抖”，“他现在只有寒风中等死了”等等描述。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历史误读。
加拿大是一个自然资源很富足，高福利的国家，每个人都有生活无忧的社会保障，老人与妇女儿童更是各级政府部门历来最为关照的。尽管张国焘后来远走天涯，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晚年不免心态失落，但是生活充裕，著书立说，坚持数年，写成了洋洋大观的《我的回忆》，是现今中共党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夫人杨子烈曾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夫妻恩爱，患难与共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更有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分别为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属于中产阶级家庭。至今，我还收藏有张国焘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装革履，祖孙三代个个喜气洋洋。
张国焘去世后，后事处理十分低调，原始墓碑上连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销声匿迹。所谓张国焘最后因贫病交加，被“活活冻死”一说，应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