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竹散人
四十年后重相逢
和弟弟第一次见面是60年代，我和姐姐在苏北和奶奶爷爷共同生活，弟弟和爸爸、继母一起生活，文革初期他们三人来老家探亲。这是和弟弟的第一次相见。
那时弟弟大约五岁尚未上学，我长他5岁。回来时刚好是夏天，天气炎热异常。那时农村没有电，空调和电扇见都没有见过，农村的孩子消夏避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河里洗澡游泳，一天数次下河，那时的河水清澈见底，没有任何污染。大人就是每人一把扇子，扇子分两种，一种蒲扇，一是芭蕉扇。纸折扇很少见，有些乡干部和供销社（那时叫合作社）的职工会有。我带着弟弟玩，我洗澡的时候他就在河边静静看着，等我，他不敢下河。
有一次我带着他去很浅的池塘里抓泥鳅，他很兴奋，泥鳅在淤泥中，用手翻动淤泥就可抓住泥鳅。弟弟后来告诉我这个场景，几十年别后重逢，仍然记忆深刻。
继母受过良好的艺术熏陶，性格开朗。很多传统乐器她都精通，我那时刚学会吹笛子，记得她还指导过我，但我不懂乐理，也是仅仅入门而已。
继母带了一个135相机，那时的相机配的是胶卷。存储卡是最近几年的事。那时我是第一次见到相机，和我一样很多农村孩子也是从未见过，我的小朋友会每天围在我家里，我继母会给他们照相，这在当时是件很荣耀的事情。记得那时农村人照相，一定要走十几里路去徐州市照相馆去照，那时的照相馆很少，都是国营的，一个城市就是四到五家，有些农村的孩子长到二十多岁都没进过照相馆，那时很少用到照片，没有身份证，即使结婚的结婚证，也不需要照片。记得那时的结婚证就是一张8开的彩色纸张，象奖状这么大，婚后会把它贴在墙上。
这次回老家他们大约呆了二十天左右，就回兰州了，弟弟在我印象中就是皮肤较白，额头突出，我出去和小伙伴玩，他会默默的跟在后边，吃饭的时候一起回家。
那时文革之风已在全国兴起，全国各地两派的武斗事件也在陆续升级，那时从弟弟口中都可听到兰州有红三师和杠子队的说法，现在的年轻的人可能不太明白，那是对立两派的名字，在徐州也有两派：反到底和保派。后来徐州的反到底有军方支持，发了枪，保派避难到乡下，在我们村里都见到了躲藏的年轻人，有时还会给他们吃的。我们很小看到这些不知为何，也分不出是非，他们两派都说忠于毛主席。说这些有助于记忆当时的历史背景。
不久收到爸爸的来信，工作变动了，说他在夏河县的隆瓦林场工作。爸爸的作风很严谨，每月必定按时寄钱回家，每月一定有一封信。奶奶爷爷都不识字，信都是由我来读，和写回信。
后来就是几个月不来信，寄钱也不是象原来那么准时。我奶奶爷爷揪心，让我写信但也收不到回信。奶奶就让爷爷去乡里的邮局拍电报，说父病危，速归。还是没有回音。就这样全家煎熬了几个月。收到了继母寄来的一封信。
继母的信写的很长，大约有五六张纸。信中说爸爸被下放至林场伐木，经常挨批斗，还挨打。我知道爸爸是当官的，被下放劳动，就和农村的四类分子一样。受苦受侮辱在所难免。
奶奶听我读信时就哭了。我和姐姐当时小，但不懂得伤心。
后来我常常半夜醒来会听见奶奶的哭声。姐姐也许听不到，她睡在另一间房子里。
大约在一年以后，爸爸回家了，是一个人，托运回来几大箱东西。爸爸给奶奶说，他被处理回家，是开除公职，没有带任何帽子（不属四类分子），原因就是自己在国民党部队的经历。那时我和姐姐读小学，爸爸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他一定很痛苦，那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和继母离了婚，弟弟和继母一起生活。现在看来，在那种年代，父母的问题会株连到子女，为了弟弟的读书和在学校不受歧视，离婚也许是保护子女的唯一方法。这样继母和弟弟都可以不受影响，利求最大，害求最小。
此后再没有见过弟弟和继母，后来任何音信都听不到了，有关弟弟的信息也就慢慢淡忘了。只有奶奶爷爷和三叔、三婶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还有个弟弟，不知在哪里，不知是否还能见到。现在应该有十几岁了吧。奶奶和爷爷每到逢年过节也会念叨，你弟弟在哪里。记得奶奶爷爷临终前，可能有预兆，念得更勤，那时我都三十多岁了，对我说，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弟弟，他是咱们家的人。
70年代爸爸被平反了，恢复了工作。不久就查出患了癌症，住在兰州的医院，临终前给我们交代能见你弟弟就好了。叮嘱我和姐姐你们要设法找到他。
老人的嘱托一直压在我和姐姐心上。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以中国之大，要找一个人确实很难。2008年我在兰州当地的网络上发很多帖子，均无回音。原因是线索太少，描述的不具体，别人看了也无法提供帮助。后来我的一个老师认识继母，告诉我她退休前的单位。我和姐姐去找，说在五泉山上，找到了那个单位，但查无此人。
又找到其上级单位查，到退休办查，广武门那里有个女处长人很好，不但让办公室主任查，还亲自给退休的原单位的人打电话，看有无此人，还是没有结果。后来这个处长说，可能当时她虽在这个单位上班编制不一定在这里，那时我们这个系统是个临时的，都是从各单位借调来的人，人在这里上班，关系不一定在这里。这个解释似乎在理。
觉得没有办法了。第一不知道弟弟现在的名字，第二不知道单位，第三没有照片。几十年不见即使站在对面也认不出来。如果知道名字就简单了，到公安局户籍信息上查多半能帮上忙。绝望中。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2013年，春节后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说弟弟找到了，我震惊说，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姐姐说。
三叔年轻时在甘肃工作，汽车司机，经常去兰州，在爸爸处和继母的妹妹熟悉。现在三叔退休多年，在家无事就到处打电话查找弟弟的线索。最终查到了小姨单位的电话。曾多次给小姨的单位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均被告知不知此人。后来叔叔多次给该单位退休办打电话，也许是感动了对方，对方给查了档案，找到了小姨的家庭电话，告知了叔叔。叔叔给小姨打电话，小姨在谨慎的核实对方的身份后，终于把弟弟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三叔，其实小姨在六十年代就认识三叔，经常见面。三叔抑制不住激动当即就给弟弟打了电话，弟弟対回故乡的事还有零星记忆。
他说自己记忆老家在江苏，知道爸爸的名字，通过户籍信息查不到。查不到应在情理之中，因爸爸去世时全国户籍信息系统尚未建立，现在的户籍信息，只记载在世的人口信息，而过去去世的人口信息当然无法查到。
叔叔给弟弟打电话，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人一激动话就多。接着姐姐也给弟弟打了电话，。姐姐告知我这个信息后，我也接着给弟弟打了电话。于是我和姐姐商定当即去昆明见面。他从南京，我从成都出发。
我和儿子同时去，儿子已成年，让他熟悉家庭的过去和现在，和所有的家庭成员建立起联系也是必需的。
弟弟去车站接的我们，举个牌子。儿子老远就看到了，他说长得和爸爸像，一看就是一家人。
在弟弟家里晚饭后拉家常，话题从遥远的过去到现在，因家庭变故他备尝艰辛，其实我和姐姐何尝不是受尽磨难。家庭变故是我们痛苦的根源，而文革的兴起又是家庭变故的根源。
看着他现在的家庭很幸福我很开心。
姐姐和三叔的大女儿次日到，我和弟弟去机场接他们，在她们走到机场出口时，我没有告诉弟弟人流中哪位是姐姐，但弟弟很远就告诉我那位穿红上衣的就是，确实如此，似乎有种第六感觉，抑或是心灵感应。姐弟相见，自然又是相拥而泣。
四十年后姐弟重逢相见甚欢，晚上饮酒，弟弟身体不宜饮酒，我和姐姐二人饮了一斤白酒。
交谈中得知，我们苦苦寻找弟弟的那些年，他竟和姐姐在一个城市。不但在一个城市，而且和弟弟的岳父在一个单位。弟弟下班常去其岳父家，想起来二十多年中，肯定有多次碰面的机会，但相逢对面不相识。现在回头看来，更宛如小说一般曲折。
我们很快就分别了，相约清明节时去老家添坟。
最为遗憾的是弟弟回故乡，二叔刚辞世，奶奶爷爷更是带着遗憾多年前离世。这次我兄弟姐妹长跪坟前算是还愿，告知他们我们团圆了，他们在天堂也可以没有遗憾了。
清明时节的风吹在脸上已经没有了寒意。祖父母、父母坟前的树已经露出新芽，坟上的青草芽也已破土而出，依稀可辨。四坟相依，他们几位老人可以不寂寞，在天堂希望他们依然快乐。
姐姐已经退休，我和弟弟也离退休不远了，初相见时尚处幼年，再次见面已逾知天命之年，白发丛生齿牙动摇。年轻时读《资治通鉴》，其中常有“人生如白驹过隙”，“人生在世犹如微尘栖枯草”之类的句子。当时不是很懂，现在真的懂了，这个懂更带来心中深深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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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二叔就是五年前我有篇博客《生命犹如巴根草》中的主角。那时他还健壮，已逾耳顺之年的他仍在城里做工，这就是农民，没有退休，有的只是生命不息，劳作不止。
后来我们很少见面，慢慢的听妹妹（他的女儿）说，他身体不太好了，患的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每天都要吃药，即使这样，但还是每天坚持去城里上班。
大约是07年吧，他就不能上班了，每天呆在家里。闲来无事总是念叨我们，说我们怎么也不回去看他，人老了情感丰富，但也更脆弱了，极易伤感，有时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都要泣不成声。
我和姐姐自小和他一起生活多年，他视我和姐姐与自己女儿无异。我何尝不想他，回去看他。我们为生计所累没有很多自由。09年春节后，我和姐姐计划去看他，我们也担心：风烛残年之人每次见面可能都是最后一面。回去二叔见到了我俩，异常激动，结果第二天病情加重了，说话有点含混不清。到医院医生说，有点轻度脑梗的症状。是因为过分激动造成的。因症状不严重，治疗几天就恢复了。
我们走的那天他拉着我和姐姐的手总有说不完的话，眼神中流露出不舍和伤感，我内心的伤感只是不敢流露，怕他过度伤心。
姐姐退休后去了另一城市生活，离老家近了。清明节回去给奶奶、爷爷、父母上坟都会见他。09年时我和姐姐回去看他时，去给爷爷、奶奶、父母上坟，他还扛着铁锨带着我和姐姐去。后来姐姐去上坟就是妹妹陪着我们去了，他已经走不动了。
大约是2010年姐姐、姐夫清明节回去，提前没有告诉他，怕他激动，回到家看到姐姐和姐夫，动作太猛从床上下来没有站稳，摔破了脸。问姐姐为何我不回去，姐姐拨通电话他要听听我的声音，电话中他泣不成声，说的话有点含混不清。此后偶尔我会打电话回去问他的状况，妹妹说都不是太好。我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实在没有时间去看他。去年我让儿子去看他。儿子从小生于老家，满月酒都是在老家操办的，儿子二十多年没有回去，对老家基本没有任何概念。回去一是让他寻根，二是让叔叔看看第三代，他会更欣慰。
见到儿子时，他已经是躺在床上了。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说话含混不清且流着口水，儿子把他抱着坐起来给他擦流到脸上的口水。儿子临走的时候同样不敢告诉他，说去厕所。这一去竟成永别。
2013年的春节后，2月26日我接到两个妹妹的电话，说“父亲于早上九时去世了。我伤心、愧疚、自责。但是想尽办法购火车、飞机票，时值春运，所有的票都没有办法，真是插翅难飞。我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为何不早去再见他一面，在他临死之前的岁月里，经常念叨我，他是带着遗憾走的。
2013年4月份我们姐弟三人回故乡，给老人上坟。二叔的坟和奶奶、爷爷、父母的坟相邻。坟土犹新。我们跪在坟前烧纸添香，我带着一颗伤感、愧疚、自责的心。我觉得这样的心情会长久伴随着我。
我现在真的明白人生有很多事不能等，其中之一就是尽孝不能等，老人健在的时候多陪陪他们，不要以工作忙为借口。否则的话真的会终生遗憾。
二叔一生坎坷，虽经历多次打击，但节操不改。他那不苟和、不献媚的性格为很多人不理解，也是他生活多磨难的主要原因。
文革中他被开除回家，八十年代平反了，通知他可以去上班，到退休年龄可以按退休对待，但没有任何结论。他坚持认为相关部门必须明确自己是被冤枉的，才可以接受处理结果。相持不下，坚持不接受处理结果，最终的结局是，继续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待遇。我小的时候二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妹妹说，他去世时丧事上，本村和邻村的人约有近千人来吊唁。可见他在乡亲们心中是被认可的，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二叔有眼光，算是农村的秀才。70年代生活极为清苦，但他仍然坚持让两个女儿读书，一直读到中专和大学。现在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居委会妇女干部，生活的都很幸福。大女儿和他一起生活，外孙和爷爷感情很深，二叔病重卧床时，外孙端饭、喂水擦洗身子。二叔病危时救护车赶到已经不治，外孙哭着抱怨求救电话打晚了。对此我感到异常欣慰，当下90后的孩子能做到这点实属罕见。
语云，“积善之家有余庆”，二叔一生行善，上天当有福报，福德绵长自会泽及后人。